内容摘要：历史周期率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王朝兴亡和政权更迭中常见的一种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按其本质应该跳出周期率，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可能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跳出历史周期率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

　　关 键 词：历史周期率；苏东剧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陈先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谁能料到，在阿芙乐尔号炮声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历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之后，竟然灭亡了。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宣告结束。历史留下的是对斯大林保卫战、攻克柏林、加加林的宇宙飞船，以及其他一连串重大业绩的回忆，当然也包括对斯大林的贬谪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种种怨言和否定。

　　谁能料到，在经历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受尽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中国，又以和平发展的新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阔步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世界历史画卷跌宕起伏，风云多变。历史事件难以预知，但历史有规律可循。历史没有天降的奇迹，奇迹的创造者是民族的奋斗和觉醒。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三个永远铭记”，就是以理论的逻辑再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历程。其中特别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对于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历史周期率问题对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重要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可以。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要人民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时中国共产党偏隅延安，国民党可能发动进攻，内战箭在弦上，随时会再度爆发。黄先生提出的是一种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抽象可能性：毛泽东的回答虽然很原则，却是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民主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政治体制建设的重大问题，也是有效防止历史周期率的一条重要保证。当时虽然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紧迫性，但毛泽东开的“民主”这味药，应该说是高瞻远瞩，极具政治远见的，至今仍然是有效的良方。

　　新中国成立前夕，取得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已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已向全党敲起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后来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进北京城时，毛泽东又以李自成为例说，我们是进京赶考，不要考试不及格。

　　毛泽东的这些远见卓识，都涉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巩固政权，不要走历史上农民革命因进城而腐化的老路。毛泽东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下决心执行张子善、刘青山死刑，就是基于巩固无产阶级新生政权的战略考虑。张、刘均为革命的有功之臣，判处极刑可以比为“挥泪斩马谡”。

　　在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以后，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历史周期率问题，也是毛泽东考虑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等论述，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都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意义。可从总体上说，毛泽东生前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上、放在阶级斗争上、放在如何巩固政权上。他开展的一连串政治运动，从反右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口号下进行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左”的路线和政策，伤害了大批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经验证明，试图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来巩固社会主义，防止历史周期率，不仅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无助于民生的改善，最终也无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巩固。

　　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忍饥挨饿，但社会总体仍然安稳，人民相信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因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感恩之心、怀有战胜困难的必胜之心。在“文革”中，人民分裂，迫近内战，仍然高举《毛主席语录》在“武斗”中进行所谓革命。

　　这种状态能持续下去吗？农民能永远安于贫困和饥饿吗？人民能在缺乏法制的政治生态下长期“安定团结”吗？不可能。感恩之情不会永不消退，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会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恶化而不断弱化。毛泽东逝世前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人民长期积蓄的不满已经开始爆发。

　　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生活老是贫困、商品老是匮乏、人民处于名义上当家做主的地位，他们能长期无条件地、一贯地拥护社会主义吗？不会。全部中外历史经验都证明，历史周期率的作用，就是在人民逐渐积累的不满中完成它的周期的。

　　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我们总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打的江山。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能跳不出历史周期率，是难以想像的。可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70年后出现的历史大倒退和东欧剧变，极其现实、极其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无产阶级政权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其亡也忽”。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单纯依靠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阶级斗争来巩固的。斯大林直到逝世前，从来没有放松过阶级斗争，曾经采取严厉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可谓弄得“干干净净，纯而又纯”。70年后苏联还是解体了，苏联解体和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历史教训。

　　十月革命当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有论者说十月革命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性质不合，注定要失败，难以令人信服。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那么中国革命发生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并不比俄国十月革命时更具先进性，岂不是要引出中国也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应该夺取政权，只应该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利用政权宋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吗？这不算什么新创造，是从建党开始就争论过的问题。现在有些理论家们又利用苏联解体，或露骨或委婉，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地把它放在我们面前。实际上，这是把条件即使成熟该不该夺取政权和取得政权后如何进行建设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列宁曾经在《论我国革命》中驳斥苏哈诺夫时讲过这个问题。至今我仍认为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

　　历史的进程是不断演变的。不应倒过去算旧账，而应各算各的账，因为整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时间、条件都不同。历史事件的主角也不同。有历史的巨人，也会有历史的侏儒。十月革命是人类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70年后的解体，是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一次失败。从这里得出的教训，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后应该如何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后继者自己应该独立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创业者的历史任务。任何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都不可能提出一个永恒不变的治国方案，也无法保证他们开创的事业在多少年以后不会中途夭折。总之，一切事在人为。

　　按照中国古人的历史观，一个是取天下，一个是治天下。用贾谊《过秦论》中的话叫“攻守异势”。夺取政权是只管往前冲，不用治国，不用管饭。取得政权以后是自己当家，处于守势，即要管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要行良政、善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革命前和革命后的任务是不同的：一为破，一为立；一为革命战争，一为社会主义建设。国情不同、传统不同、国际环境不同，道路和方式肯定不可能一模一样。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说它完全是偶然的，是列宁的阴谋，是完全错误的说法。一个具有世界历史创举的伟大革命不可能纯属偶然。十月革命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苏联的发展举世瞩目，西方世界曾为之惊惶失措，说明革命是合理的，是必要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民心的。只要它后来的一轮又一轮的后继者真正根据苏联的实际，妥善解决面对的各种矛盾，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革，它完全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历史并没有注定苏联一定要解体，注定社会主义一定要失败。

　　可是，在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却在国内外、党内外政治力量作用下，在群众的不满和参与下，陷于垮台。为什么？斯大林执政以后，苏联取得的成就是不能否认的。连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说，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柄犁的国度，而他留下的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可他的错误也是巨大的。他主要是以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来巩固政权、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需要正确处理和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是实行专政和高压政策。斯大林的个人专权和对他的个人迷信，作为一个长远因素说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他们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当权者，他们完全有可能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影响的同时，结合俄国的实际，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纠正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可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变为丑化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种错误思潮沉渣泛起。领导者们在理论和舆论上对此采取放任态度，而在经济和政治上仍然维持斯大林时期确立的原有体制，没有进行有成效的改革。这种诋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舆论的泛滥，使人民思想极度混乱，无所适从：最后，当苏共领导人根本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所谓新思维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方针时，人民面对苏联共产党解散，社会主义失败，或袖手旁观，表现为一种政治冷淡主义，或走上街头积极参与，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主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历史规律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在起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十月革命是必然，70年后的解体也是必然的。这两个必然性之间表面上似乎矛盾，如同水火冰炭，实际上是可以并存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外在于人的活动之外的命运之神。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面对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当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立宪政府无法解决战争、土地和面包问题时，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的起义是必然的。而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则存在于长达三十多年的“后斯大林”时期苏共自己的活动之中。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失败，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一步一步筑就的。由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由叶利钦彻底破坏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断壁残垣，由两个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当权人物来埋葬苏联和社会主义，以最生动的实例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埋葬社会主义的只能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本身及其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有学者说制度是决定性的。其实制度是可以改革的，而决定有没有勇气进行改革、如何改革、朝什么方向改革的是共产党人以什么理论作为指导，奉行什么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当年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比作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个比喻现在想起来，确有远见。革命胜利以后，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危险，以及它的复杂性，确实要比夺取政权时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