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方克立先生首倡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从多个方面实现了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它准确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之主导性、主体性和开放性的高度统一。它以“魂、体、用”三元模式超越了传统的“体用”二元模式，是哲学思维范式的一个重大创新。它以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方式，指出了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相结合的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完全契合我们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

　　关 键 词：综合创新文化观 “马魂、中体、西用”论 方克立

　　作者简介：杜运辉，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张岱年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11CZX032）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基金（92574）、中国博士后第5批特别资助项目（2012T50243）和第5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2M520026）阶段性成果；河北师范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W2010B13）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3-0013-05

　　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和文化学家方克立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拜读之后，深感该书与1997年出版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样，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方先生坦言：“新旧世纪之交我在哲学和文化方面发表的看法，基本上是秉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精华相结合的一贯宗旨，认定‘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是一条正确道路。”①“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先生长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问题，对其发展道路、演变规律和历史经验的精辟概括和深刻总结，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就自己学习这一理论的初步体会谈点儿粗浅看法。

　　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

　　作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是由张岱年先生在1987年正式提出的，它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迄今已有三个发展阶段 ②。

　　在东西文明发展史上，“以一种思想为主而兼容其他各家思想的部分内容”③的综合创新学术观点和文化实践都屡见不鲜，西方如康德试图综合唯理论与经验论，马克思主义更是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之大成。在中国，从《易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到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黄宗羲的一本“万殊之学”，再到20世纪初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李大钊“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④以创造“第三新文明”，可以说一部中国文化史深蕴着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基本精神。

　　“五四”以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探索新文化模式，李大钊“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⑤和陈独秀“兼收并蓄、综合前哲、创造文明”等观点可谓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思想的萌蘖初生。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不断深入，涌现出了以鲁迅、毛泽东、张申府、张岱年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如鲁迅提出既要与“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又要凸显“中国的民族性”，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博采众家，取其所长，留其精粹，融合新机”。毛泽东揭示了以继承、改造、创新为基本环节的文化发展规律，提出了“通古今”、“通中外”的“古今中外法”，主张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张申府批评“保守东方旧化说”、“移植西洋旧化说”和“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主张对“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重估，评衡，及别择”，⑦而创造“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⑧的中国新文化。张岱年建构了以多样性、创造性、统一性、均衡性为内涵的“兼和”哲学，⑨提出“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⑩的“文化的创造主义”。这种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对外域文化的开放性之统一，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康庄大道。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新一轮“文化热”的兴起，“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彻底重建”、“全盘西化”、“复兴儒学”、“西体中用”、“告别革命”等思潮迭起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被边缘化之虞的情势下，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率先举起“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旗帜，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11]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指导原则、基本理念、建构方法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在与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对立互动中，这种以真理性与现实性相统一为特征的文化观逐渐成为主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了刘鄂培、衷尔钜、程宜山、李存山、王东、刘仲林、洪晓楠等一大批学者的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特别是方克立先生在2006年明确提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12]的系统理论，认为“‘马学为魂’即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即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13]“把马、中、西关系看作是‘魂’、‘体’、‘用’的关系，……这样就将文化体用观与关于民族主体性的论述结合起来了”。 [14]很明显，“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张申府、张岱年先生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思想的继承、发展和深化，在理论上有新的拓展，在新世纪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对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长期探索过程中，方先生至少从以下十个方面为其发展和深化做出了贡献，并且合乎逻辑地发展到“马魂、中体、西用”论：（一）第一次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框架中来确定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历史地位。方先生指出：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是“五四”以来的三个主要思想文化派别；[15]综合创新文化观“是20世纪文化讨论中，心态最健康、最有前瞻性，可以说是带有总结性的一种看法”，[16]这就为正确认识它的阶级基础、理论实质、基本特征、学派传承等基本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二）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7]四句话，指出其基本特征是开放性、主体性、辩证性和创新性，[18]显示出了这种文化观的一些显著优点。（三）强调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一要对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作一系统的清理”，[19]说明综合创新文化观是对先前合理思想的继承和升华；二要总结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观点，论证综合创新文化观与我党文化方针的根本一致性。（四）用中外文化史、学术史的大量具体史料来论证综合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五）正确解决综合创新中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的关系问题。张岱年先生曾提出文化体系中的“主导思想—支流思想”[20]说，方先生则提出“主导意识—支援意识”[21]说，都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下来兼综中西文化之优长。（六）主张深入研究文化综合创新的具体方法、途径和可操作程序，建立“综合创新思维学”。[22]（七）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哲学依据。刘鄂培先生曾提出“‘兼和’是张岱年哲学中的精髓”，[23]“‘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兼和’思想在文化方面的延伸”。[24]方先生对此深表赞同，并进一步指出古代“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所谓“和”与张岱年先生的“兼和”，其实质内涵都是“事物的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也是一种最重要的思维方式”，[25]它既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也是当今人类“化解文明冲突的良方”。[26]（八）揭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社会根源。方先生指出，“文化发展的最大推动力是经济”，文化融合是“文明进程中的更本质的东西”，[27]社会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为实现“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文化全球化创造了基本条件”，[28]综合创新文化观代表着人类文化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九）主张对张岱年、冯友兰、冯契、张世英等学者的综合创新思想和实践进行典型个案研究，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原则指导下探索文化综合创新规律的丰富表现。（十）拓展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论域。方先生不仅阐明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多个维度加以拓展和深化：（1）中国哲学研究要“真正形成中西马三者良性互动、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综合创新的格局。未来的中国哲学，应该具有广阔的天下情怀和世界眼光，同时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实践品格”[29]（2）国学研究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要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30]（3）在儒学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学是分析儒学，解构儒学，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同时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31]（4）医学研究要把中医的“悟道”思维方式与西医重实证、重定性定量分析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走“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既不丧失主体性又能有效地实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32]（5）综合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综合创新就是充分发挥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促使事物朝着符合人的需要的方向发展的一种科学发展观”；[33]（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生动体现”，它“是一个综合创新的文化价值体系，也是人类价值学说史上没有先例的最进步、最科学的价值体系”；[34]（7）社会主义新型生态文明要实现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科学、民主精神的融合，“树立人与自然有机统一、和谐共生的辩证天人观，……走中西哲学精华交融互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之路”；[35]（8）“和而不同”、“兼和”是中华和谐文化的哲学根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文化的理论，就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又继承和发展了‘和而不同’的民族哲学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36]如此等等。这些新论断启示我们要把“马魂、中体、西用”综合创新的观点贯彻到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去，多维度、多层面地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规律，大大拓展了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领域。

　　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创造的综合”论，到8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再到21世纪初的“马魂、中体、西用”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充分体现了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一发展过程本身就是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好诠释。

　　二、中、西、马关系的准确定位

　　“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核心内容，是要准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中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种主要的思想资源，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历史地演变为中、西、马三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始终是人们的最大关切，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主要有通过新民主主义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盘西化”和“儒家资本主义”这三种选择 [37]。与此相应，中国学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分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和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派，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五四”以来的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基本上都是在这三派之间展开的。它们之间既有理论立场的根本分歧，也有就某些特定问题而形成的统一战线，比如陈独秀曾主张唯物史观与胡适的实验主义联合以“扫荡封建宗法思想”，[38]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在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是共同的”，[39]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与现代新儒家在肯定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上并“没有根本分歧”。[40]总体上看，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外来文化而加以排拒，有意“忽视”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的客观存在，仍固执于古今、中西二元思维模式，因而不可能找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则以开放的胸怀，主张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中西文化之优长，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张申府、张岱年兄弟首先看到和系统论证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的可能性，这就是以“兼和”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创造的综合”说，以及作为其继续发展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先生界定中、西、马关系的典型论述是：“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41] 这里已有把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地位、中华民族的主体地位和科学技术的服务地位三者统一起来的意图，但由于仍局限于“体用”二元模式，只能用“体用”范畴的多重涵义来说明中、西、马的相互关系，三者并非都在思想文化即“学”的同一层面上；而且“科学技术”也不能把西方文化和其他外域文化的精华都涵括在内。

　　在继承和汲取张先生上述思想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方克立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魂、体、用”三元模式，把“马魂、中体、西用”都放在“学”的层面上来界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其“兼和”即综合创新之道。这就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一）“马学为魂”的涵义很清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明确肯定它在当代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主导”地位和“灵魂”地位。人们很容易注意到，“马魂、中体、西用”论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论的最大区别，就是承认“五四”后中、西、马三大思潮长期并存和对立互动这个基本事实，并且肯定马克思主义具有能够引领和统摄多种社会和文化思潮、决定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走向的主导地位，对于那些仍局限于中西对立、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文化主张来说，这无疑是它的殊胜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是非常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的，但是它并不排斥科学、民主、法治、现代化，以及自由主义和儒学中的某些思想资源，它们都可以作为‘支援意识’而被兼容，或者说辩证地综合进来。”[42]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兼容多元”的气魄和能力，是因为它是总结了全部人类思想文化积极成果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符合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当代先进文化，它传入中国后很快就显示出了对于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优越性，而成为建设“第三新文明”即整合了中西文化之精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思想，建国后又成为得到国家宪法认可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方克立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43]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抵制和批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各种错误主张，所以他在新世纪标举“马学为魂”的旗帜并不是偶然的。

　　（二）在与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划清界限的前提下，提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 四个概念来全面论证中国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有机地统一起来，是“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突出理论贡献。早在1988年，方先生就针对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发展指出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展，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44]“接受主体”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又凸显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有力地回应了新儒家所谓“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里，是没有原则意义、没有体的层位的，其体是马列”[45]的责难。方先生讲的“中学为体”与清末“中体西用”论者将其说成是历世不变的封建纲常名教根本不同，而是指“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活的中国文化生命整体。只有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才能够作为自强不息、变化日新的‘创造主体’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接受主体’，某一阶段、某种形态、某个流派的中国文化都不足以担当此任”，[46]这就划清了“马魂、中体、西用”论与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论的界限。同时，方先生也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百多年来，“中体西用”论虽屡经批判，但总是批而不倒。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体用范畴的多义性所造成的。“因为‘中体西用’虽然是晚清人提出来的，其本意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封建旧文化，但是它作为一个处理中西（外）文化关系的思想模式提出来，除了这种特定意涵之外，还包含着肯定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意义。就作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被接受的外来文化的关系来说，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47]“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在否定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意涵的前提下，突出地强调了其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这种对于思想史现象的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态度，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问题上，方先生把张岱年先生的“中华民族主体论”转变为“中国文化主体论”，不但辨析清楚了体用范畴的多重涵义，而且也在逻辑上理顺了中、西、马三“学”的相互关系。

　　（三）“西学为用”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为我所用”的开放性品格。前面提到张岱年先生在论中、西、马关系问题时，曾经指出代表西学的“科学技术”既是为民族主体服务的，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个“服务”的对象不同，所起的服务“作用”自然也不相同。方克立先生更加明确地论述了“西学为用”的两重涵义：“‘西学为用’既是对于作为指导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来说的，也是对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来说的；对于指导原则来说它是‘应事之方术’即原则的具体应用，对于接受主体来说它是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48]这就把“道体器用”之“用”与“器体道用”之“用”辨析得更清楚了。本书中有几篇文章是专论“和而不同”文化观和东（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作者指出“和而不同”不但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而且是处理不同民族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既反对“殖民文化心态”也反对“华夏文化优越论”，主张“对中西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平实的评判态度”，[49]“用比较平实的东西文化交流会通、综合创新的观点来消解‘东化’与‘西化’的尖锐对立”。[50]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采取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方针，具有吞吐百家、综合创新的气魄和能力，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借“他山之石”来发展自己。

　　中、西、马三“学”的准确定位，保证了当代中国文化能够以富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姿态，自立自强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三、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

　　“马魂、中体、西用”论之所以能够成立，之所以能对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中、西、马三“学”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准确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超越了传统“体用”二元模式的局限性，找到了“魂、体、用”三元模式这样一种新的认识工具。

　　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文化的体用问题是运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研讨文化问题，可以说是处理文化问题的中国方式。”[51]“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主要用来说明本体（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和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此外还有主与辅（客）、本与末、必然与偶然等多种涵义。我们在运用“体用”范畴来处理文化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到它具有多义性这个特点。传统文化体用观主要是从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来谈体用，比如宋代哲学家胡瑗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就是以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为“体”，而以原则之具体运用为“用”。清末张之洞等人继承了这种传统文化体用观，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误以为西方文化仅以“应世事”的科学技术见长，而“治身心”的精神文明则远不及中国。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中体西用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认为科技是用而不是体，其实科技恰恰是体”，“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52]长期以来的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其实主要是由于对体用涵义的理解不同所造成的，突出地表现为“道体器用”与“器体道用”之异。方克立先生曾在《王船山道器论浅析》一文中剖析过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指出在同一个哲学家那里，从规律与事物的关系来说是“器体道用”、“道者器之道”、“无其器则无其道”；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来说则是“道体器用”、“道为器之本”、“器敝而道未尝息也”。[53]由此可见，我们在运用体用范畴来说明复杂多样的事物、现象和关系时，一定要分清体用范畴的不同涵义，否则很容易产生歧解和歧义。

　　方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指出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实践，有体有用、体用统一是对客观世界的某种真实关系的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用这种朴素辩证的观念去认识世界，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54]同时指出其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多义性、模糊性、灵活性容易造成认识混乱；二是世界上的事物并非都是一分为二的，体用二元模式不能解释“一分为三”的事物。他在1987年就提出“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55]对这个问题做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到2006年才找到“马魂、中体、西用” 这样一个适切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际的三元“兼和”的新模式。“魂、体、用”三元模式不是对“体用”二元模式的简单抛弃和断裂，而是在批判继承其中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对它有所变通、发展、改造和超越，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从“体用”二元模式发展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的关键在于将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区分开来，又能以适当的方式将并非互不相容的两种“体”纳入同一思维架构中，来说明现实生活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某些“一分为三”的现象。方先生从王船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的论述中受到了启发，认为“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它实际上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下之器’（科技等现代西学）的那个‘形’”，因此，“我们用‘中体’（‘中学为体’）来表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涵义是十分恰当的”。[56]为了把两种不同涵义之“体”区分开来，他又借鉴了日本“和魂洋才”思想中“魂”的概念，用来表示作为精神指导原则之“体”。“概念上的这一区分和变通使用，恰恰是将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在‘魂、体、用’三元模式中结合起来了”。[57]这样就既能说明多样性的事物现象又保持了理论本身的自洽性。

　　“魂、体、用”三元模式的提出是理论思维的一个重大创新。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和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并非都能用传统“体用”二元模式给予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五四”后中、西、马三“学”长期并存和对立互动的关系，已成为决定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方向、道路和命运的关键问题，如果仍固执于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回归传统，那是绝对走不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来的。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首先是解决“中国文化向何处去”问题的迫切现实需要，“魂、体、用”三元模式就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而产生的。从“体用”二元模式过渡到“魂、体、用”三元模式看似简单，但却是几代人经过近百年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思维成果。我们从张岱年先生关于文化体用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这一探索的艰难足迹，方克立先生也为此付出了二十多年心血。“魂、体、用”三元模式作为反映某一类事物、现象、关系的思维形式被概括出来后，就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能够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用来解释多种事物现象，特别是“对于文化这一类属于有‘魂’之体的事物现象，可能更多地需要用‘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58]在这方面，方先生也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比如他指出，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来选择发展道路，在越南和古巴，“分别是走‘马魂、越体、西（洋）用’和‘马魂、古体、西（洋）用’的发展道路”。[59]他还根据《论语》中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等论述，说明在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价值观念体系。[60]这些都是“魂、体、用”三元模式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生动例证。

　　方先生多次指出，面对客观世界复杂多样的事物、现象和关系，“体用”二元模式和“魂、体、用”三元模式都是可以成立的，并且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兼和”模式。不过它们各有其适用范围，“都只能有条件地说明一定的事物、现象和关系，而不能夸大其适用范围和解释效力”。[61]任何真理都有其具体时代和思想资料的相对性，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化和拓展而不断实现思维范式的创新，不能僵化地套用某一种模式来企图解决一切问题。这充分表现了方先生思想的辩证性。

　　　四、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道路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一直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和近现代文化的整个历史过程，至今也没有停止。历史发展大势早已做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走“马魂、中体、西用”之路才有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但是，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不同的道路选择和主张并不一定承认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所以道路之争在今天以至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仍会继续存在。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都是很有势力和影响的文化道路选择，一百多年来，它们都在不断以新的形式前仆后继地顽强地表现和坚持自己的文化主张，因为这些文化主张都不是某些个人特殊的文化情趣和个性偏好，而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不是向往欧美那样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希望走出一条具有东方色彩的“儒家资本主义”道路来。由于这些道路选择和主张实质上都是坚持少数人剥削、压迫、统治多数人的社会制度，所以都不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对于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那就意味着历史的倒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了近百年艰苦奋斗，不但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在建国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伟大胜利，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上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大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发展道路相适应的文化发展道路，也必然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等特点，“马魂、中体、西用”有机结合、综合创新正是这样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这固然主要是就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来说的，但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发展道路选择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方向、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方克立先生有高度的道路自觉和自信，他明确指出：“一百多年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口号影响很大，实际上就是打出了一面面文化旗帜，力图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旗帜。张岱年先生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是在这面文化旗帜下，对中、西、马在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定位，因此也可以说是‘综合创新’论的深化。”[62]由此可见，他是非常自觉地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旗帜下，总结近百年来文化道路之争的历史经验，概括出“马魂、中体、西用”这样一条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来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条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才能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保证中国当代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能扎根于博大深厚的中华文明土壤中，充分体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还坚持了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方针，博采异国文明之长来滋养发展自己。从现实来说，它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路；从长远来看，又是一条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使之可久可大、永续发展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方先生始终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与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的高度一致性，认为我们党长期探索的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其实就是一条“马魂、中体、西用”的综合创新之路。他在把综合创新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十六个字时，其中的“批判继承” [6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64]三句话十二个字在党的文献中都是有来历、有根据的。他明确地说：“我之所以把‘综合创新’与‘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合在一起，主要是想把这种文化观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联系起来，就中国近现代文化争论的主题，给予一个比较完整、明确的回答。”[65]在具体论述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过程时，也指出：“张（岱年）先生30年代‘创造的综合’的文化主张，与胡绳、张申府等‘新启蒙运动’派的文化主张是很接近的，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是一致的。他在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也是一致的。”[66]作为综合创新文化观之第三阶段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党在全球化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针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性。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表后，方克立先生就敏锐地发现：“‘马魂、中体、西用’论在《决定》中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决定》明确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项基本内容之一，而且是‘第一要义’，在分别为‘灵魂、主题、精髓、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居于‘灵魂’地位，也就是说，它是‘魂中之魂’。这就充分肯定和格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决定》中也有‘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论述，在讲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时，强调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这就明确肯定了中国文化（‘我’）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有益文化之‘用’的地位、‘他山之石’地位。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各自的地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谓一目了然。”[67]也就是说，在这个对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中，实际上“马魂”、“中体”、“西用”都讲到了，马、中、西分别处于“灵魂”、“主体”和为我所用的“他山之石”的地位。

　　提出和精心论证“马魂、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一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这充分表明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杰出代表。此外，该书还涉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些其他重要内容，比如深刻阐明“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文明以止”等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提出费孝通先生“美美四句”的第二个版本，以及对开拓湘学研究和中医哲学研究新领域的积极支持等。笔者的有关学习体会将另文撰述。

　　注释：

　　①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自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②参见杜运辉、周德丰《从张岱年的“创造的综合”论到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现代哲学》2008年第2期。

　　③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63页。

　　④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⑤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⑥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4页。

　　⑦张申府：《第三文化之建设》，《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⑧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

　　⑨参见杜运辉《张岱年先生“兼和”思想发微》，《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

　　⑩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11] 张岱年：《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254页。

　　[12]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55页。

　　[13]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44页。

　　[14]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46页。

　　[15]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5页。

　　[16] 方克立：《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70页。

　　[17]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访方克立教授》，《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585页。

　　[18] 方克立：《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63页。

　　[19] 方克立：《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75页。

　　[20] 张岱年：《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页。

　　[21] 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71页。

　　[22] 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66页。

　　[23] 刘鄂培：《“兼和”——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精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4期。

　　[24] 刘鄂培主编《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5] 方克立：《儒家文化与未来世界》，《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1、12页。

　　[26] 方克立：《“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75、78页。

　　[27] 方克立：《21世纪于东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4页。

　　[28] 方克立：《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46页。

　　[29] 方克立：《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开幕辞》，《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60~61页。

　　[30] 方克立：《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86、287页。

　　[31] 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473页。

　　[32] 方克立：《中医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550页。

　　[33] 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73页。

　　[34] 方克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是中华民族之福》，《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54、355页。

　　[35] 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20页。

　　[36] 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468页。

　　[37] 方克立：《20世纪中国文化思潮》，《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61~162页。

　　[38] 陈独秀：《寸铁?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39]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70页。

　　[40]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8页。

　　[41] 张岱年：《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42] 方克立：《综合创新之路的探索与前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71页。

　　[43] 参见学森《方克立教授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哲学动态》1991年第4期，第15~17页。

　　[44] 方克立：《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8页。

　　[45] 参见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11页。

　　[46]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47页。

　　[47]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16页。

　　[48]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47~248页。

　　[49] 方克立：《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77页。

　　[50] 方克立：《21世纪，能否淡化东化与西化之争？》，《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1页。

　　[51] 张岱年：《文化体用简析》，《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02页。

　　[52] 李泽厚：《论西体中用》，《团结报》1986年9月27日。

　　[53] 方克立：《王船山道器论浅析》，《方克立文集》，第113~141页。

　　[54] 方克立：《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方克立文集》，第109页。

　　[55] 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方克立文集》，第288页。

　　[56]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15页。

　　[57]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15页。

　　[58] 方克立：《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81页。

　　[59] 方克立：《关于文化的体用问题》，《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256页。

　　[60] 参见方克立《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34、365、469、479页。

　　[61]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16~317页。

　　[62]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16页。

　　[63] 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64] 《毛泽东书信选集?致陆定一》，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8页。

　　[65] 方克立：《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73页。

　　[66] 方克立：《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172页。

　　[67] 方克立：《当代中国文化的“魂”、“体”、“用”关系》，《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第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