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兼论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陈殿林
【内容摘要】党的十七大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论断，揭示了“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关系逻辑：高举旗帜为执政党确立了方向和行动指南，关系到道路的选择；道路与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张力；理论体系丰富旗帜的内涵，旗帜更加明确地指引道路，道路的不断开拓充实理论体系，三者之间构成有机的统一关系。这一关系逻辑不但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得到验证，而且在实质上体现出“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方法和检验方法的依据。
【关键词】旗帜；道路；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陈殿林，合肥工业大学现代科技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党的十七大鲜明地凸显了我国当代政治理论的特色，其中“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位一体的提出成为我国政治元素的亮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①这个命题内在地揭示了“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对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其关系问题，增进对“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关系逻辑
旗帜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集团的政治指南、政治目标、政治纲领、政治理想，它既是对未来指向的鲜明标记，也具有引导现实行动的特殊功能，可以说，旗帜对外是一个国家、政党、政治集团区别于其他国家、政党、政治集团的显著标志；对内具有不可或缺的指引方向、统一意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主义”的指称和借代，正如青年毛泽东寻求革命真理时说过的那样，“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②本着擎起旗帜的执著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8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动摇，愈益重视旗帜指引的作用，江泽民强调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③旗帜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以非常具体的实践来体现，以最终实践的结果并且经由高度理论化的抽象来展现，“旗帜问题十分重要。旗帜就是讲我们党要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坚持什么样指导思想的问题。”④因此，道路和理论体系是旗帜的现实表达，它们分别从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丰富了旗帜的内涵，彰显了旗帜的意义。道路是指达到某种目标的途径以及事物发展、变化的途径。在起点与目标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实践主体对可能性的选择与把握决定了路径的差异。对社会政治集团来说，它们往往会以理论化的成果形式总结这些实践活动，为后续的实践活动提供依据，并尽可能地使之体系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清楚地验证了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关系的逻辑。
首先，高举旗帜为执政党确立了方向和行动指南，进而直接关系到道路的选择。在经历了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怎么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些现实的迫切问题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经过拨乱反正，旗帜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虽然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是准确区分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思想路线命题，邓小平在1980 年初语重心长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⑤正是由于坚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当时基本国情的结合，理性地认识到“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⑦显而易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旗帜问题和盘托出，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这一背景下坚定的姿态，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有了旗帜，走自己的道路才有方向和目标，才可能在诸多的发展模式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突出强调了“旗帜”的意义，只不过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在名称上有所不同而已，党的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党的十六大以来，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命题。旗帜立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便随即展开，从党的十二大起，我们党坚持不懈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指南，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目前形成了这条道路的基本构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证明，走这条道路不但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而且必将越走越宽广。
其次，道路与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张力，道路的实践性特点为理论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生动的证明，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点为道路的开拓提供指导。道路与理论体系的关系在哲学层面就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总是要经过无数的循环，人们的认识才能逐渐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就存在着合理的张力关系，每一个理论的创新都经历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实践而逐步提出来，但每一个理论都并不呈现出封闭的结构状态而可能阻碍实践的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道路的开拓只能如陈云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⑧1986 年，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道，“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⑨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总结经验形成理论化成果，积淀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动态的过程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持续下去。在每一个阶段，实践主题的侧重点有所区别，道路状况有所不同，理论成果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邓小平理论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着眼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这些理论以解决问题的形式作主题，鲜活地表达了道路开拓过程中破解难题的经验，并且决不停息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因而具有开放的结构。在已有理论基础上的再实践，必然是站在一个新的认识高度的实践，实践的广阔性必将更加明显。纵观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张力关系非常合理，从以经济体制转型为抓手到以全方位的和谐社会建设；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到社会发展的整体推进；从“两手抓”到“四位一体”的全面展开等等，实践与理论都在不断地向深度、广度方面延展。
再次，理论体系丰富了旗帜的内涵，旗帜得以更加明确地指引道路，道路的不断开拓充实理论体系，三者之间构成有机的统一关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非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具体的着力点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拘泥于教条式的思维，而是在理论上逐渐认识到社会结构可以区分为职能性结构与利益性结构，因而能够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大胆借鉴当今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此时此刻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擎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内涵。同时，作为标志改革开放的旗帜，当对于改革争论不休的时候，它帮助人们明确目标、引领道路；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它坚定人们改革的信心和勇气；当改革进入深化的时候，它鞭策人们鼓足干劲、锐意进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凝心聚
力，鼓舞着人们在各个领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作为党的共同信念、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集中表达，是灵魂、是形象、也展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姿态，诚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⑩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建基于道路的具体实践，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简单的教条和照搬照抄、生搬硬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找到了一条规律：举什么旗，走什么样的路，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要实现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二、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者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证明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者关系结合度如何，统一得如何，事关马克思主义能否得到发展，事关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事关革命事业的成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验证了这一规律。
1.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遭遇伯恩施坦“修正”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遇到的最严峻挑战出现在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经过近30 年相对和平的发展，科技的力量在生产领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这一切表面的繁荣并不足以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并不会因为生产发展而消除。但是在表象上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革命规律不相符，于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摆在理论家面前严峻的现实课题。面对资本主义状况，伯恩施坦坐不住了，他在恩格斯逝世后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1896－1898 年间以“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责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暴露其消解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革命意义的实质，以“探求当前问题的细节”为借口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声称“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进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1]这实际上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抛弃“旗帜”所指引的方向，而大谈运动，大谈实践。旗帜是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其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学说，是建基于工人阶级的主体而言的，没有这个前提，空谈实践，必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果不其然，伯恩施坦继“社会主义问题”系列文章发表以后，便在1899 年发表文章《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妄图以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取代唯物辩证法，主张折中主义的多因素决定论。1899 年发生的米勒兰入阁事件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具体实践，亚历山大•米勒兰作为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首领，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长，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阶级的法令。这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条新的道路，还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投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问题，还是策略问题？为此，1900 年的巴黎大会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形成了左、中、右三派。后来的事实证明，米勒兰公然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绝不可能为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开辟新的道路，这种打着“修正”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行径导致第二国际最后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还是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伯恩施坦假“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在具体的实践中采取背离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作法，在理论上又断章取义地摘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言论，阉割马克思主义，导致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之间的断裂、脱节，给第二国际带来失败的命运。
2.20 世纪初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遏制第二国际内部“修正主义”的泛滥及其在俄国的变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列宁面临的重大任务。列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问题，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等文献中，系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阶级性、时代性、本质性等重大课题，同时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错误，列宁敏锐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是问题的关键，“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12]在这里，列宁以“理论的道路”表达了捍卫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决心，也正是由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旗帜有清醒认识，他在任何时候都坚信马克思主义必胜，即使1908 年在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后的挫折时期，他也没有丝毫动摇过，而是满怀信心地坚定认为马克思主义必将迎来实践上的更大胜利。在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进行激烈的斗争，对此，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揭露了考茨基的“资产阶级奴才”真面目，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列宁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新变化的特点结合起来，针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探索了落后国家的革命道路。1915 年，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出发，发现了这个规律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因此，1916 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著名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以此理论为指导，1917 年在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他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率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给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全新命题，列宁依照俄国当时的实际，从1918 年春提出“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最初构想，到1918 年夏至1920 年底实施“新经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实践，一方面对这些新鲜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对俄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充分的探讨，就在当时对“资本主义”讳莫如深的情况下，列宁却大胆地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途径，晚年的列宁还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许多多新观点。如果从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者关系的视角看，完全可以理解为列宁将三者结合得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恰当。列宁在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运动遭遇坎坷的情况下，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冷静思考，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动摇，才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俄国的实际，独辟蹊径地开辟道路，也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
3.20 世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与发展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逝世后，苏联所处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国际反共势力逼近的战争叫嚣之中。斯大林需要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面对战争的随时爆发而进行的备战问题，于是由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重工业优先等特征构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形成了。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与运行过程中，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继承列宁主义的理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注意对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斯大林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哲学著作，从理论上提升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运行中的原则与经验，在《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等著作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多方面探索，应该说，斯大林根据苏联的具体情况，领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若干原理。在此，并非要夸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后来被证明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不能忽视的是斯大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态度，尤其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包括突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论断，较好地做到了旗帜、道路与理论的三者结合。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比他的后继者们对待马克思主义要高明得多。在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给其后来的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为20 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0 世纪初，中国人民在寻求救国救亡的良方未果的情况下，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惊醒了正在苦苦思索中国革命前途与路径的先进分子，俄国十月革命给“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13]。此时此刻，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同光辉灿烂的旗帜，启示着中国先进分子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他们面对西方思潮汹涌而至的局面，经过反复比较论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寻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人民走出黑暗，走向光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辟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首先要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奠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列宁“和平赎买”的设想，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准确把握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者的有机统一，才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
5.苏东剧变与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苏东一些国家无产阶级政权遭到颠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生了演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其中以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最为引人关注。1985 年，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即以大刀阔斧的姿态进行所谓的全面改革，他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是他对苏联的改革设想实质上是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例如，提倡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没有原则的“多元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等。1987年，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要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博得资本主义世界的满堂喝彩，理论上脱离了旗帜的“党性”原则，必然在实践上脱轨，在此后的改革道路上，戈氏越来越走向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道路，鼓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相似性，发展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共产党，将共产党改造成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否定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最终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前程。令人扼腕叹息之余，我们足以警觉，先“修正”理论再丢掉旗帜改变道路的作法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大忌。从而在正面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在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关系问题上，一旦执政党或者是政治集团的领袖举旗发生了颜色上的变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旗帜所代表的方向，其道路必将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由道路所表现的战略实践最终也会落败，而这种失败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成为他人或者后人的行动指南。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旗帜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旗帜代表着党的指导思想、代表着党的纲领、宗旨和路线，它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旗帜是灵魂，它最终要靠人民群众的实践道路来生动展现，要靠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来彰显，一旦其内部结构出现了异位、脱节，实践的结果便会立即显现。
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进入其产生以来的第二个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进程再次令人关注。一方面，由于苏东剧变而带来的冲击不可小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生动的实践而展现的丰富性结论，极大地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这一切，都诚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14]
三、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质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实质上体现为“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一，能否坚定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进行大胆的实践，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加以实践，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不敢坚定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无非是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从时间的角度怀疑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任何病症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都能够找到现成的答案，因而当解决问题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便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的“修正”，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不可能“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恩格斯于1887 年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5]这就说明了“过时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其实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6]二是从空间的角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缺陷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针对欧洲当时的一些国家而言的，不能成为他国的指导思想，不能成为他国无产阶级的旗帜。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声称它包罗世界一切真理，而它在阐明其基本原理的时候是从人类社会的普遍性着眼的。“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17]其基本原理的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各个国家具体运用的时候有一个与具体国家结合的问题，这就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所在。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8]毛泽东也说过：“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敢不敢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首要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实践的第一步，这一点上旗帜的意义体现在其纲领方面，在批判《哥达纲领》过程中，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20]举旗是为了现实的行动，是为实践确立航向，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确立航标，由具体的道路来体现。这二者要相吻合，绝不能假马克思主义旗帜，而经营非马克思主义，那是要留下惨痛教训的，苏东剧变应成为长鸣的警钟。
第二，道路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涉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看，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原则表现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1]即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揭示的普遍性原理成为实践的指导思想，但是又不能认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可以找到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诺它是脱离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2]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方法问题，即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这种理论是以其前结构来指导实践的，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理论本身也在发展丰富之中，“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23]在理论指导实践的结合点上，实践的主体维度非常重要，不存在无主体的实践。站在主体的角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考虑实践的时间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值得高兴的是，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复实践与运用，我们已经找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方法，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24]这“三个与”既可以说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时代性、主体性，也可以理解为它们内在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原则性方法：将民族性、时代性和主体性结合起来。关于民族性、时代性所体现的原则性方法于上面已经述及，这里不再赘述。主体性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实践的主体坚持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去办事，就能够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画脚，是要犯错误的。”[25]就说明了坚持主体性立场加以实践的重要性。回首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历程，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6]当斯大林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政党说三道四、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的时候，实际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那么这时候在原则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放弃主体性而甘当附庸。同时，主体性的方法还体现在，既然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那么主体性应该表现为以人民群众为实践主体，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方法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可移易的道理。
第三，道路的实践结果，理论体系对道路的实践性概括得如何，旗帜对道路、理论体系的统合状况，是检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与否的依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开辟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并引向成功，成功的标志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价值取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由具体阶段的不同层次路标组成，每一个阶段实践的成功绝不意味着指导实践的理论实现了终结，而恰恰意味着理论新形态的产生和指导实践新阶段的开始，道路是以实践的形态接受理论的指导，体现理论的要求。理论体系是以理论的形态升华实践的经验，体现实践的要求。检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当然要由马克思主义在具体实践中运用的结果来评价。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在一国胜利的标志，给在苦苦找寻救国救亡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与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检验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方法正确与否的标准，之所以我们至今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动摇，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道路所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当然，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以发展着的理论体系来印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科学性。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窒息的理论形态，它总是以新鲜的理论形态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具体时代的理论表达，它们都是对实践道路的理论化概括，“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27]另外，旗帜对道路与理论体系的统合程度能够检验出“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与否，如果空空地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但是实践道路行不通或者已经改旗易帜了，那么可以证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能出了问题；同样，如果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没有经由实践道路所证明，而盲目地在理论体系上“修正”马克思主义（像伯恩施坦那样），也能检验出“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理论体系无论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它最终要由实践来说话，如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8]只有旗帜统合道路、理论体系，道路和理论体系反映旗帜，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才能称得上在前进的路上既有了方向、也有了路标，还有了现实的行动，才能不断检验我们“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才能确保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54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④ 冷溶：《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载《学习论坛》2008年第1期。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⑧《陈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11]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195页。
[12]《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5-32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7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2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27]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2]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3] 冷溶：《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载《学习论坛》2008 年第1 期。
[4] 王伟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 年第2 期。
[5] 陈国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三位一体的历史发展》，载《思想战线》2008 年第6 期。
本文系教育部2010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专项任务项目（10JDJNJD085）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