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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李崇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具有现实的实践根据、又具有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我们党在把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中，从社会历史观高度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思想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全党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和正在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深化、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改革开放；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柱。当年，马克思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在当代，当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同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支撑和哲学指导。在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在实践运用中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展示其科学性和生命力的最大历史舞台，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深化和创新的最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
一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具有现实的实践根据、又具有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始终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和最为根本的，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赖以立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新时期，我们党中央的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时代重视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传统，坚持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大家知道，有些同志还亲身经历过：30年前那场由邓小平同志指导和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这条思想路线本身，就体现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及其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是确立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哲学基础。此后30年，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和柱石性的理论支撑作用。
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的，是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而取得的伟大成果。
1.首先受到邓小平同志重视和创造性运用的是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它的科学的生产力理论
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当然，历史辩证法同样是立足于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2]，就是说，是“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3]。据此，列宁还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4]。而邓小平同志正是从“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来理解和阐发“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作出了科学的历史定位。其一，鉴于过去我们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之时，曾经有过忽视生产力而过分强调生产关系、过分强调公有制的“单一性”的偏颇，邓小平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中，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基础。这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论的典范，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5]的提出、坚持、贯彻和实现，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其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把我国社会在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是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6]这是以历史唯物论及其“生产力标准”作指导，来综合地概括我国的基本国情，科学地判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之历史方位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其三，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认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这是根据我国生产力总体发展比较落后的实际状况，而从根本上对于国情的科学把握。这为我们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论支持。这样正确认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社会主义本质、对我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决定作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指导意义。其实，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对于历史唯物论及其生产力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多方面的。可以说，这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历史唯物论中，其所指的生产力是现实的、与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体制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它对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利益结构的选择、改革和调整，同样是在创造性运用历史唯物论这包括：（1）我国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而其他领域的改革都必须与之配套进行和为其服务，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在总体上肯定和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对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必要的调整，即由单一公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此，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3）邓小平同志还把“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及其各项政策成败得失“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4）正是鉴于现实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的内在和历史的统一、鉴于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终归要体现为一定的利益结构，所以江泽民同志在表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既突出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又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9]。这表明，生产力标准固然是根本标准，必须坚持；但是不能离开以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利益标准，孤立看待和使用生产力标准。
坚持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篇闪烁着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光辉，它保障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始终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历史唯物论中，它始终与历史辩证法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
事实上，只有在坚持社会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始终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才是在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党：
——坚持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观点，根据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可以主要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里，“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这体现了历史唯物论；而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统一，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则体现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巨大的和能动的反作用。
——坚持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来说明和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其他相关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0]，以便进一步解放和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历史辩证法关于社会各个领域相互作用、普遍联系的原理，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先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协调发展；其后，江泽民同志又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样，就发展为社会主义的“三大文明”建设和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建设“四位一体”，十七大又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际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上述“五大文明”建设和做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各个发展环节相协调。这种“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精神和根本要求。
4.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内在统一的最为生动的体现，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倡精神。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都是我国社会的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力量，是社会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是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所以，党中央历来强调，在革命、改革和建设中，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例如，我国农村的改革，就是根据农民的创造搞起来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结果。对此，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其他领域的改革，原则上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党在科学和民主决策中决定取舍的一项根本原则，是要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和实质，就要求更好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使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历史唯物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应用中，进一步体现它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实践力量。
二
我们党在把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的经验总结中，从社会历史观高度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思想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在实践应用中不断发展和开放的科学理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才使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进步的大趋势。历史唯物主义指引着中国改革和建设的正确方向，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也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的一致性和相关性，所以我们党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并在总结其执政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之时，就使其特殊经验中包含着普遍经验、理论成果的特殊性中包含着理论的普遍性。其中最高的理论升华，就是从社会历史观高度上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这主要有：
1.“第一生产力”概念
如果说，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所重申的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12]的话，那么他在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的重要论断，则是一种理论创新，而且是社会历史观上的理论创新。显然，这里讲的“第一”，不是指生产力的排序，而是指在现代生产力体系中，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决定性和主导性的因素，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根本标志。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它体现了社会技术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同时也深化了现代“生产力”概念，促使它由生产力的“二因素论”和“三因素论”，进一步发展为生产力要素的“系统论”。与此相关的是，这还有助于我们对于当代工人阶级的科学内涵和阶级结构的正确定义和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深入研究“白领”工人阶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重要论断，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深化和发展。
2.与社会制度相对应的“体制”概念
与社会基本制度相对应“体制”问题和“体制”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党的文献就已经出现。例如，毛泽东同志在
所以，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6]这样，邓小平理论就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发现了一个中介层次，即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还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和权力运作机制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等等。抓住“体制”问题进行改革创新，是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关键。应该说，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存在“体制”问题。其体制设计和选择是否得当或适宜，会使得该社会的基本制度存在一个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题。就是说，至少存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当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趋于“过时”和腐朽的时候，即使在其体制上无论怎样地进行改进和改良，但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像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一样；二是，当一种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刚刚产生的新生事物的时候，虽然它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但也可能因为体制性问题，而使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就像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样。可见，“体制”是与社会的基本制度相关的——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社会层次。因此“体制”概念具有普遍性，它能使我们丰富和深化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
3.“四位一体”中的“社会”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原有话语体系中，社会是所有社会现象即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现象在内的总概括。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法中，以及在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相并提的“社会建设”这个“四位一体”[17]的提法中，“社会”这个概念的外延显然要小得多。这样，就在社会有机体中明确地划分出了一个新层次，即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包括社会伦理道德关系在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领域，并有助于促进该领域的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从理论上有助于解决长期没有明确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划界问题。从一定角度看，这两者确实都在研究现实社会，列宁还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科学的社会学”[18]。因此很容易产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要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社会学，从而否认社会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种是只要社会学，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认识社会的指导作用。而今有了“大社会”和“小社会”这两个概念，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是各有分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其中，历史唯物主义主要以历史和现实的“大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以研究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指引方向；而社会学主要以现实的“小社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实证性研究，为协调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的具体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帮助。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揭示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它对于认识各种具体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理所当然地具有指导作用；而社会学对于现实社会所作的实证性研究，也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学科性的和实证性的支持。我们党所提出的“四位一体”的“社会”概念，具有普遍性的和方法论上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丰富和深化对社会有机体的认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4.“生态文明”概念
这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所讲的，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就是人们必须同时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两方面关系。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关系，是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因为，当人类一开始进行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就同时产生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只不过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狭隘关系规定、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关系也规定、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在当时，人们同自然界之间还能保持着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和低水平的统一和原始性的和谐。但是，从近代西方社会产生机器大工业，并开始实行工业化和电气化以来，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日益大量地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所致，不仅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而且也激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使得生态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严重起来。现在，尽管西方有识之士及有关方面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已在采取的措施使西方发达国家本身的生态问题有所缓解。但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却一方面推卸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责任；另一方面甚至损人利己地把生态灾难，竭力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全球性生态问题并没有从根本得到缓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所以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即“生态文明”的全面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是可能的。
由于我国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所以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也是必须面对和积极解决的一个重大而严重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的同时，提出“生态文明”问题和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总思路。从理论上看，我们党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属于哲学层次的新认识，是对于人与人的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认识上的意义重大的新认识。这个新认识，是对狭隘的“人类中心论”的否定和扬弃，也是对于“人定胜天”论的深刻反思。也就是说，人类所具有的历史主动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前提、有限度、有条件的。这就是，人们对于社会、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各门相关科学的规律、原理和规则。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辩证法和客观规律的惩罚。对此，恩格斯曾指出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恩格斯还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小亚细亚等地为例，鉴于当时人们违背生态规律，大肆毁林开荒，后来使当地变成了不毛之地的历史教训，要求人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9]我认为，党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概念，就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同时逐步建立起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关系。可以说，这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深化和发展。因为，这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不断探索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总之，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具有特定含义的“第一生产力”、“体制”、四位一体中的“社会”、“生态文明”等新概念，以及由这些概念的内涵延伸和逻辑展开所包含的新观点和新思想，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从而坚持、丰富、发展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即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所包含着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和新贡献，远远不止这些。但是，仅此就可以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不仅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而且也得到了多方面的丰富、深化和发展。
三
全党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和正在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深化和发展。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要站在历史前列，并为人们思考和解决时代的前沿性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就必须与时俱进，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各门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各门实证的具体科学都是哲学的知识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20]
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正在呼唤哲学的发展。当今时代，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正在迅猛发展，中国社会更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产生160多年以来，它的整个科学体系和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整个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已经被实践反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必须长期坚持而不能动摇。与此同时，当今社会的科学技术形态，正在由工业化和电气化，向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划时代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迫切地需要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甚至是理论形态性的发展和创新。
目前，我国哲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理论表述，基本上还是经典的理论形态。也就是说，基本上还是在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作出的系统和经典的表述。应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依然是在理论形态上进一步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根据。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已有的系统表述，那样就会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发展。例如，我们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和任务。这显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新概念。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还在于，不仅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价值问题，其他任何社会也都有这个问题。因此，社会价值问题就应当在社会历史观中有它应有的、一定的位置。而社会价值问题，又同社会认识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形态上需要、而且可能进一步现代化，可以把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展开为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或三个基本的理论层次。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本体论、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
1.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本体论
也可以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本质论。我注意到，卢卡奇晚年写过一部专著《社会存在本体论》，其中存在轻视和否认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客观规律的偏颇。我这里的理论主张与他有原则性的区别。我所讲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本体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内在本质及其客观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它包括和概述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现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基础性部分。例如，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原理，生产工具的创造和使用是人类产生的根本标志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的原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及其演进和更替的原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原理，社会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和改革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社会进步的原理，国家学说的原理，阶级社会中的阶级产生、发展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阶级必然灭亡的原理，社会意识及其能动作用的原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个人作用的原理等等，都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是其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
2.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认识论
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有了这样的类似观点和著作。我的主张与之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于“社会认识论”定义大都过宽，几乎等于整个历史唯物主义；而我所认为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认识论，则只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本体论的基本原理作为认识工具，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理论。它的主要范畴概念和基本观点应当包括：劳动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和社会认识主体相统一的理论，社会作为认识对象及其特点的理论，社会实践是社会认识的基础、动力和标准的理论，社会本质与社会现象相互关系的理论，社会性的因果联系与自然因果联系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社会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理论，社会认识指导、调控和转化为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的机制的理论，个体意识、群体意识、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理论，社会文化传统的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和社会意识形态本质的理论，社会理想信念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和发挥作用机制的理论，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理论，等等。
3.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价值论
社会价值论，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和系统地论述过哲学价值理论，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一般性的价值思想和理论意蕴，不过往往只是通过“需要”、“利益”、“理想”、“目的”、“意图”、“崇高”、“伟大”等概念，而曲折地、间接地和内蕴性地表达出来。马克思曾经讲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21]。恩格斯在论述社会“合力”的形成机制时，认为社会规律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人们在认识社会环境和自己（个人或所在的群体、阶级）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种价值意识，即由各种不同的“预期的目的”和“自觉的意图”所支配的活动，“相互干扰，彼此冲突”，而在其“相互抵消”的平均数中得到实现的[22]。列宁也论述过“决定论思想”与“评价”人们行动的关系，认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23]由此可见，挖掘、研究和系统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价值论，既有社会需要又有其必须的理论根据。
最近几年，哲学价值论或价值哲学的研究是一个热门，价值哲学是一门显学。但是，它往往被视为认识论的延续或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而把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则比较少见。实际上，人们由社会认识到社会实践，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作为真理性认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中介意识，即社会价值评价和社会价值意识。——这就是社会价值论产生的客观依据。社会价值意识形成的前提，是对于各种社会事物即社会客体的大体正确的认识，以及进而在这个前提下形成的对于主体与客体内容和关系的感知、理解和评价性认识。这种社会价值意识，是包含着社会实践主体一定的行动“目的”和行动“意图”在内的“实践观念”，是一定社会实践的直接动因和意识上的调控者。正确的社会理论，只有通过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意识，才能转化为正确的社会实践。
因此，我们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讲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价值论和社会价值观；不能离开社会发展的规律体系，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需要在阐明“社会价值”本质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社会价值客体和社会价值主体；社会的价值关系、价值事实和社会价值意识的关系；社会认识的实践标准和社会价值的评价标准的统一；社会价值意识、社会价值目标的主体性、历史性、阶级性和能动性；社会价值意识和价值目标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机制与规律；革命和进步的社会价值意识与落后和反动的社会价值意识；工人阶级作为现代的社会主体、实践（革命和建设）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真理性与现实性；以及由社会价值认识和社会价值理论向人的自觉的价值意识、自觉的价值观的转化和生成问题；等等。
现代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是由其社会本体论、社会认识论和社会价值论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基础、源泉和动力，是贯串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中轴和红线。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柱，已经在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丰富、深化和发展。随着时代、实践和各门科学的发展，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继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化，甚至是理论形态上的发展和创新，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在这里提出的一些看法，是个人思考的一孔之见，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的继续发展。
注 释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页。
[4]《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9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63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47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372页。
[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1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4、53页。
[1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9-2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17]参见中共中央理论局编：《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第68页。
[18]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40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2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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