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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琳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

　　在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和重视对毛泽东哲学民族特色和特征的研究，认识到毛泽东哲学所具有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他们往往夸大毛泽东哲学的民族特色，认为毛泽东哲学所具有的民族特色恰好表明了毛泽东哲学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而成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简单“综合”。从这一理解前提出发，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就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相结合。有的干脆就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非是一种“儒学化”，是“引儒入马”。

　　毛泽东哲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简单“综合”，更不是采取直接的“拿来主义”，而是旨在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地改造和创造性地转换。

　　第一，毛泽东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改造，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完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是不可能由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形态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毛泽东身上是同一个过程。一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对传统哲学的全面改造，使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形态上完成现代化的转化，形成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实质上也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的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那种仅仅根据晚年毛泽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向传统复归的文化思想倾向，就进一步夸大传统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那种仅仅从毛泽东著作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词句不如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多，就武断地得出毛泽东始终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说成是“儒家化”、是引“儒家入马”的结论是片面的和错误的，最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精神实质和文化性格的曲解。

　　第二，毛泽东哲学恰好是通过“民族形式”，才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和核心思想，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相互关系，是毛泽东在充分继承中国文化精神传统的同时，保持其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的关键，是我们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的基本点，也是我们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和本质的核心所在。不可否认，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借用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命题，来提炼、概括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但也正是这种借用和巧妙援引，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援引不是原封不动，而是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作了分析和选择的。毛泽东对传统文化中优秀遗产的积极吸收，在其思想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也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肯定。那种仅仅夸大毛泽东哲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形式，并由此判定毛泽东哲学是“儒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而认为毛泽东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简单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综合”的观点，是经不住理论推敲的，毫无疑问也是错误的。

　　第三，毛泽东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汲取和改造的同时，传统文化也对毛泽东哲学产生着影响。看不到这点，就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哲学家，毛泽东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中国文化精神之流的滋养中长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毛泽东背负着中国文化传统，加之，毛泽东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旧学”和“新学”一起构成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文化背景，并在其认知体系和结构中，成为潜在的“前观念”，这对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从文化涵养和知识结构来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熟悉程度，在总体上超过了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马列经典著作的熟悉。基于此，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主体固有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心理结构对主体接受新知识、新文化的作用，不能忽视主体的历史性。充分注意毛泽东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是我们深入把握毛泽东哲学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

　　我们强调要重视主体的旧有文化背景对主体接受新知识、新文化的同化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主体的接受并信仰的新的世界观对旧的文化背景和主体内在结构的改造作用。那种单纯从对经典论著引用次数的统计来估量毛泽东哲学所含的中国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因素的比重的研究过于简单化，是对毛泽东的哲学使命缺乏起码的了解。的确，通观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毛泽东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并不多，列宁著作也仅仅限于哲学著作，斯大林著作有一些，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随处即见。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名言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但是，由于毛泽东哲学理论沉思的目的，并不在于构筑一个崭新的逻辑体系，而是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运用，提供一种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转换形式。这样，毛泽东必然会有意识地更多地引用中国的古籍以及历史典故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时，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虽然读马克思的书不如传统文化的书多，但毛泽东却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根本原则的敏锐洞察，非常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维模式中，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的方法论。如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十分注意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和认识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记得我在一九二零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说，他改变了早年抽象地从道德和哲学的落后去分析中国社会的积弊腐朽，也不再企图单纯地从“变化民质”入手来解决问题，而完全是以阶级、阶级斗争的眼光来剖析整个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是真正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之，看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理论思维的联系，就不能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什么会那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什么会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但是，也不能任意夸大这种联系，甚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传统儒学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夸大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异性，实际上是割裂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也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开放的体系，从而也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