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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新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组成部分、来源、本质特征、发展、历史意义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基本思想。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依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针。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不仅基本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列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更大的启示。列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我们今天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时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列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唯物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新编《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完整系统地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和历史启示。
一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有一系列论述，基本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马克思主义的内涵
列宁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角度界定。1914年11月，他在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词条《卡尔•马克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1]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界定。1913年3月，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完备而严密的科学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这个新的世界观，就是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革命使命的理论。“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2]“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3]
2．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列宁主要有两次论述。
1913年3月，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把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概括为三个部分：（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2）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3）阶级斗争学说。
1914年11月，他在为《格拉纳特百科词典》写的词条《卡尔•马克思》中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按照列宁写的条目逻辑框架来看，马克思主义包括四个部分：马克思的世界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其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包括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四个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包括经济斗争的策略和政治斗争策略。
3．马克思主义的来源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列宁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的角度，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角度。
从与人类文明关系的角度，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产生的，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角度，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充分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4．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无限的力量，就因为它正确，就在于它把严格的科学性同革命性相结合。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指出，这个特点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要求，任何郑重的政策都必须以经得起严格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为依据；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经过严格证明和确凿证明的事实作为自己政策的前提，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这些特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5．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1908年4月，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在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60年的战斗历程后，指出，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阶段，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三个时期的考验。1913年，列宁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而作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中，认为马克思学说首次提出是在1844年，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1848年起，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世界历史三个主要时期的考验：（1）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2）从巴黎公社到1905年俄国革命；（3）从1905年俄国革命到1913年。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马克思主义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在同各种反动势力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列宁指出，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1848年革命以来世界历史经历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大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的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
7．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
由于革命实践的需要，为了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大量集中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列宁在这方面有大量深刻的论述，全面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一，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体系。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就必须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体系。
第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必须着眼于形势的变化和运动的发展，向群众的实践学习，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方法。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带有根本原则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进行阐发。列宁指出，决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和解决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列宁在19世纪末写的《我们的纲领》中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1914年，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第四，宣扬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是需要马克思主义者捍卫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要随时进行宣传，保卫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尤其在革命遭到挫折时期，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动员一切力量与无产阶级作思想斗争的时候，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的时候，必须把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提到日程上，乃至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的首要地位。列宁本人就是始终坚持宣扬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1899年8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坚决反对经济派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庸俗的改良主义，强调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努力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被曲解和庸俗化。1899年10月，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批判了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等修正主义者，驳斥了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完备”和“已经过时”的谬论。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要反对“左”右倾学理主义的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6]
8．学习马克思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更应该向马克思学习。
学习马克思的坚定革命信念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列宁指出，马克思始终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不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像渴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情况的理论曲解成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马克思尊重群众历史首创精神。列宁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同普列汉诺夫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态度作了对比，指出二人有天壤之别，马克思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坚持从正在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来观察世界历史，始终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学习马克思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坚持革命斗争的本领。列宁指出，马克思能够在革命低潮时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来临，善于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先进的革命任务，鼓励他们把革命坚持到底。
学习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本领。
学习马克思敢于批评和勇于自我修正错误的勇气。列宁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文中，指出，给予我们这种教训的，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的个别词句，而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国际经验所作的批评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内容，这种批评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绝无外交辞令，决不使用心机。诚如梅林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爱讲什么“客气”：“他们每次打人从不怎么犹豫，但每次挨打也从不叫苦。”他们也希望别人也养成他们那种不为情绪所动的性格。
二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若干关键问题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长期以来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纵深发展，学术界对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若干关键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本文主要结合下面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1．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关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的定义，有学者表示了不同看法，其中以中国人民大学的
认为列宁在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时，把恩格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说法显然不妥当。因为列宁是在为一个词典写《卡尔·马克思》词条时界定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再者，列宁多次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从词条中没有出现恩格斯的名字就断定列宁把恩格斯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列宁始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把他们两人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共同创立者。
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指出，“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9]“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越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10]“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11]“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12]
当然，列宁在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一致时，也强调了他们的不同的侧重。“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13]
1913年底，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
为什么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马克思主义，恩格斯1886年曾经对此说明：“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14]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恩格斯的谦逊，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名利的淡薄。当然从今天来看，在界定马克思主义内涵时，提及恩格斯的名字更准确。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不管如何界定，一定要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学说的名称，而是一种学说的本质。它不是任何乐意使用的学者、学说或学派都可以使用的。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即不主张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不主张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同样，凡是摒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以各种方式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它可以称为任何别的什么主义，就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社会理念和基本原理是相背离的。”[15]
2．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奉为权威性的定论，是理论界的普遍共识。近年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等问题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列宁这个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思想的误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也不利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央党校的
这种观点，大部分学者是不敢苟同的。他们一致承认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成立的。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是从整体性角度来考虑的，不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论述的，并没有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与恩格斯的“两大发现”的概括是相近的。问题在于以往的分学科研究中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损害。但整体性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分门别类研究不是对立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这些领域的基本知识和规律的深入理解和把握，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学科的建设，分门别类的研究今后还会继续下去。但是问题在于，不能只有分解而没有综合，只有部分没有整体。
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论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有助于人们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理论界高度评价列宁这个论断。
近年来，针对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概括，国内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企图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一种观点认为，阶级性与科学性是不相容的，凡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还有一种倾向，一些人企图抹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把马克思主义纳入纯学术轨道，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一种主观偏见的产物；抽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枯竭。目前，在国内，后一种倾向更需要值得注意。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学说，任何阉割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对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的企图，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来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只是当作一种普通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一开始，就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诚如列宁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指出的，对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世界的命运，面临着被纯学术化的危险。就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学说，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战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在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目前学术界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化的旗号下，消极吸取苏联和改革开放前我国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服务于政治中存在的问题的教训，为了与所谓国际接轨，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去意识形态化”，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特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向脱离实际的“纯学术”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没有任何战斗性、批判性的知识性学说。他们从这种企图出发，对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性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种理解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的，也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枯竭。因为马克思一直强调，“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7]。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为此，必须强调学习原著的必要性，虽然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但这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以及他们观点的发展，同时也可以清楚地揭示一些人是如何地在歪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出版就是恰逢其时。
4．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暴力革命学说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暴力革命学说，是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暴力革命的学说的阐发，从十月革命开始，一直遭到一些人诟病。尤其在苏东剧变以后，更是遭到非议。前几年，国内有人还把列宁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者”，认为列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收录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是十月革命爆发前夕，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形势下，列宁为了清除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扭曲对劳动群众的影响，总结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经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而写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具有特殊的武装队伍和监狱等物质附属物，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列宁还指出，“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18]
列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
十月革命正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这充分说明了列宁暴力革命思想的正确性。因为后来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就否认当时十月革命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做法。暴力革命不是唯一的社会变革形式，但也是一种变革手段，客观历史就是如此。共产主义者从来也没有拒绝和平手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在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19]恩格斯晚年虽然高度肯定了合法手段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但也没有放弃暴力革命思想。因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的阐发，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
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强调，主要是针对当时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是现实革命的需要。它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忠实，也是十月革命前后的阶级斗争实践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权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0]十月革命爆发前后，阶级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正确性。
列宁并没有一味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因为大多数人真正当家做主了。列宁早在革命成功以前，就在思考如何使新型国家真正代表工人的意愿，使专政不是一种专制，而是一种新型的民主。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重要思想，不仅成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战斗纲领和行动指南，也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等国的革命实践所证实。在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列宁针对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某些论述被当作永远正确的教条，影响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践，这是不能归罪于列宁的思想的。
三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与启示
实践证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并没有过时，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根本指南，仍然具有当代意义和启示价值。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基本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坚持。
1．坚持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已经快一个世纪了。是否像有人所说，列宁的基本思想已经过时了呢？显然，不能以时间来衡量一个思想的价值，而应该看这种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否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否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的实践。
应该看到，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主义的论述，是一种实践解读，而不是一种文本解读；是立足于革命实践，是为了解决俄国革命中的问题，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不是考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版本，而是立足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和精髓；是立足于完整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观点、某一本书。总之，列宁的论述，是为了实践，而不是研究。列宁是一个革命家，而不是一个学者。所以对列宁的论述，不能仅从知识性的角度、从文本学的角度去把握、评价。
从总体上来看，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经受住了历史和革命实践的考验，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髓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实现，是应该继续坚持的，是我们今天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据。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些论述教条化，是后人的责任，不能归罪于列宁身上。
毋庸讳言，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个别论断已经过时。同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只是一家言，不能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能奉为“唯一模式”。但只要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理解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坚持。我们应该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2．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不仅基本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更重要的是列宁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更大的启示。列宁在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我们今天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时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时，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场和方法决定了文本解读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是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思想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知识分子冥思苦想的产物。他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知识反映着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思想源自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21]
在今天国内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时，要警惕一种解释学的倾向。这种方法强调解释者的主观因素对文本的决定意义，否定文本自身所蕴含的客观价值。按照这种方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有多少个理解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不可否认，解释学的方法对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这种解释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从根本上讲是南辕北辙。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不能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读的方向。“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2]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坚持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时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按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解释、阐明马克思的学说。”[23]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24]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不仅是一种文本，更是一种实践，是一种运动。它的本质不仅表现在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中，而且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实践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是可以任意解读的文本，它是与它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与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理论活动和无产阶级政治活动不可分立的理论结晶。
列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列宁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革命实践阐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
3．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犯错误。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错误同样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就要求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它，要把经典作家的论断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认识，紧密结合今天的实践来加深领会。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观点。
既然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不会因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所处的地位而感到沮丧，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不会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像邓小平所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25]应该像列宁所说的，向马克思学习，学习马克思坚定的革命信念，学习马克思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学习马克思在革命低潮时的乐观态度！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启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实际处境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直面马克思主义遇到的问题，正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决不盲目乐观，要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影响力、指导力！
注释
[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2]《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82页。
[5]《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6]《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
[7]《高放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8]《高放自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页。
[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10]《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12]《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1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注①。
[15]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参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08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16]陈文通：《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思考》，载《理论视野》2009年第10期。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18]《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21]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自由主义的终结》，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2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责任编辑：焦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