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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列宁系统阐述了文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创作要求和根本保证；提出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只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文学创作必须绝对保证作者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工作要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等重要思想。重温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文学；党性；原则

　　作者简介：双传学（1967- ），江苏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日明（1972- ），南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大众化研究”（09BZX020）及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11MLB002）的阶段性成果。

　　1905 年末，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为了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列宁认为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进行改组，并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针策略，其中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鲜明地提出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原则问题。“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①这里的写作事业包括新闻、出版等事业，但主要是指文学事业。在20 世纪80 年代之前，这篇著作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后来把“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出版物”，但内容所指并没有实质的变化。列宁在这篇著作中阐明了文学的党性原则，确立了文学事业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温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对推动当前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和繁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学党性原则的理论基础——“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只有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它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人们总是生活在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中。“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②马克思这段经典的论述说明，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性质，政治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改变。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社会存在，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法律、宗教、政治思想、艺术和哲学等意识形态是建筑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有特定的阶级属性。有没有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呢？德国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海尔曼•克利盖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出发，宣扬“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归结为关于爱的多情善感的言辞。对这种超阶级的论调，马克思指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欧洲经常冒充无神论者的克利盖如何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肮脏货色，其结果必然是完全自甘堕落。”④

　　列宁继承了这一重要思想，把社会关系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⑤提出用阶级分析法认识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⑥用阶级观点分析精神生产问题，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就必然具有阶级属性。“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⑦列宁反对宣扬超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⑧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非阶级的文学艺术，列宁认为“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⑨。

　　当然，强调文学的党性原则不能机械得出列宁认为非党性的文学都没有价值的结论。与之相反，列宁认为，人类文化有继承性，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无产阶级文化是在对以前文化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⑩这里说的是文化，文学自然包含其中。

　　二、文学党性原则的价值取向——“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作为无产阶级事业一部分的写作事业必然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列宁明确反对文学创作中两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第一，文学创作不能成为个人谋利的工具。马克思曾经指出：“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12)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作家写作不能为了个人私利贪欲和名誉地位，而要为崇高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13)第二，文学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不能成为少数人消遣的工具。“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4)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列宁强调文学要为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服务。在纪念《国际歌》作者——无产阶级革命诗人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列宁撰文纪念，充分肯定欧仁•鲍狄埃是一位最伟大的用诗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指出他的诗歌教育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真正非人工所建造的纪念碑。“从1840 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诗歌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唤起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15)1906 年，高尔基写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母亲》，列宁在这本书出版以前就读过手稿，满腔热情地肯定《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后来指出“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益处”(16)。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号召作家要深入生活，用文学作品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新面貌，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17)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纪实报告文学《持枪扶犁的一年》出版，作者亚历山大•托多尔斯基介绍了韦谢贡斯克县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领导者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列宁认为“作者把一个偏僻县份的革命过程写得非常朴实生动，别人来转述，只会使原书减色”(18)。希望广泛传播这本书，号召有更多的作家深入生活实际，写出更多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从这些著作中选出几百部、哪怕几十部最真实、最朴实、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实际内容的佳作来出版，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比大量发表那些热衷于写作、往往埋头书斋而看不见实际生活的著作家的报刊文章和成本著作要有益得多”(19)。

　　对于内容消极颓废的文学作品，列宁总是严加斥责。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俄国出现“杯水主义”思潮，一时间描写恣意放荡情欲的文学作品大为流行。列宁对此十分反感和厌恶，认为艺术宣传男女放荡行为对青年的思想会带来消极影响，更会消磨青年的革命斗志。“性生活的放纵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腐化的象征。无产阶级是个正在兴起的阶级。它不需要用陶醉来谋求麻木或刺激。”(20)

　　三、文学党性原则的创作要求——“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

　　文学和政治思想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但是列宁认为，两者有很大区别，不能“机械划一”。“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21)。文学创作有其独特的艺术规律，它通过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打动人、感染人。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在作品中对俄国农村生活所作批判的内容并不新，“他所说的，没有不是那些支持劳动者的人早就在他之前很久在欧洲文献和俄国文献中说过的。但是托尔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在于，他的批判是用只有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22)。为什么同样的内容在文献中和在文学中表达的效果不一样呢？列宁认为，作家的独特之处就是凭借“天才艺术家的力量”，使并不新颖的内容都能表现得十分准确生动，成为“十分出色的描绘”。

　　正因为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列宁提出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23)尽管作家在题材选择、手法运用等方面要有自由发挥的广阔天地，但是列宁强调这种创作自由不是绝对的。列宁预料到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会遭到这样的攻击：“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24)针对这种论调，列宁指出“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是一种欺骗，提出对于“自由”要作阶级的分析。列宁在批判“绝对的出版自由”时说：“‘出版自由’也是‘纯粹民主’的主要口号之一。⋯⋯资本家总是把富人发横财的自由和工人饿死的自由叫做‘自由’。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做出版自由。”(25)列宁指出，鼓吹所谓创作“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论调，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希望拥有“鼓吹反党观点”的自由，“自己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的自由，实际上这些鼓吹“创作自由”论调的人本身创作就是不自由的，这些人的写作完全为资本所支配。列宁反问道：“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26)资产阶级作家或受资本支配的作家绝不是自由的，只有在消灭资本的社会中，摆脱了名利的束缚，为千千万万劳动者写作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列宁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作家以抽象口号作号召。“我在前面写过，在民主国家里，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以‘民主、人民、舆论和科学’作号召，是完全不适当的。在我们俄国又怎样呢？这种号召也不完全适当，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庸人的偏见。”(27)

　　对于西方新式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列宁并未加以排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宽容。针对一些人对盛行于西方的艺术时尚的崇拜，列宁说：“（我）有勇气声明自己是个野蛮人。我不能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的作品，誉作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他们。他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愉快。”(28)但是对于有些作家打着“创作自由”、“艺术革新”的旗号，标新立异，把西方各种病态的、矫揉造作的东西说成是艺术的最高表现，列宁则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他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做工人供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29)

　　四、文学党性原则的根本保证——“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面对各种复杂的思想斗争，列宁要求写作者必须参加到党的组织之中，作品的出版发行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30)提出写作内容的衡量标准，“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31)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决驳斥考茨基和其他一些反对派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干涉”文化艺术事业的理论，要求加强党对文化和艺术工作的领导。“艺术局仍保留为统一的局，但是要派共产党员到该局各中心机关和领导机关去担任‘政治委员’”(32)。列宁还主张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考虑到文学艺术的独特性，在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同时，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相对自主权。1920 年11 月10 日，俄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定草案》，草案指出：“把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并入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各省国民教育局的工作中去；协会在艺术（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方面的工作仍保持自主权，经俄共特别审查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只是在对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方面保持领导作用。”(33)教育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对政治上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的文艺作品作斗争，对于创作中其他方面的问题，则由文化协会自主解决，表明艺术家在创作方面的自由权得到充分尊重。

　　列宁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要坚决纠正文学作品中的错误政治倾向。1921年4 月，俄国未来主义派诗人马雅科夫斯基把长诗《一亿五千万》作为革命新艺术的范本奉送给列宁，诗中宣扬文化虚无主义，淡化严肃的政治斗争，语言晦涩难懂。5 月6 日列宁写信给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说：“您同意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出版五千册，难道不害臊吗？胡说八道，尽是蠢话，十足的蠢话，装腔作势。依我看，这类东西十篇里只能印一篇，而且不能超过1500册，供给图书馆和一些怪人。”(34)在列宁的批评和指导下，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态度发生了变化，摆脱了未来主义的影响，转向了现实主义创作。1922 年3 月，马雅可夫斯基发表了讽刺当时会议成灾不务实事的官僚主义的诗歌《开会迷》，想象丰富，手法新颖，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诗歌发表的第二天，列宁就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诚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但是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这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角度来说的。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挖苦了那些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35)通过列宁对诗歌《一亿五千万》和《开会迷》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可以看出列宁十分重视作品的政治倾向，要求文学作品必须首先具有正确的政治倾向性。

　　列宁认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不是简单的强制命令，而要从思想上提高创作者的认识水平。当高尔基对十月革命后的形势在认识上有偏见之时，列宁多次与他通信和面谈，坦率地指出高尔基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心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高尔基看不到部队、农村和工厂里的新事物，不能观察到工农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情况。“您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就不能直接观察到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在这种地位上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失去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36)建议高尔基首先要改变居住的环境，深入农村和工厂，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否则生活会使您完全厌恶。”(37)在列宁的帮助下，高尔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列宁要求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对发行量的增加，马克思主义者是高兴的，因为这是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不是靠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增加的。”(38)

　　五、现实启示

　　重温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有重要现实意义。

　　1.文学创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倾向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不能把写作看作是与社会主义事业无关的个人的事情，要坚持文学党性原则，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社会现象，从事写作活动。毛泽东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39)“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40)在当前的文学领域，有的作家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社会问题，或是主张文学与政治分离，要逐渐淡化意识形态；或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提出文学应努力表现人类“纯真的爱”。比如有的作品以反思战争为名，认为凡是战争都是不人道的，咒骂战争是“绞肉机”，要“告别革命”，企盼“让世界充满爱”。这些所谓超阶级文学，完全站在错误立场分析社会现实，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否定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引领风尚、教育人民，只会导致人们思想认识的混乱。

　　2.文学创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在我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不能把文学创作当作个人谋利的工具，也不能把文学当成少数人消遣的工具。文学创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作家为社会服务的途径是通过创作优秀作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帮助人民群众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当前，有些创作者仅以作品的销售状况作为出发点，把文学作品变成普通商品和赢利的手段。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不惜迎合市场需要，以感官刺激、性感暴露、隐私曝光来吸引眼球，题材也局限于奇幻小说、豪门恩怨、武侠演义、多角恋爱，编造离奇的故事以满足部分观众猎奇的心理。还有些创作者津津乐道于自我体验的微妙状态，让读者进入一个带有自传性色彩和个人隐私暴露的极端个人化的写作状态，“私语化”、“个人话语权”成为新时尚，而集体主义、理想主义逐渐淡出视野。这种创作把文学或是当作谋利的工具，或是当作个体情绪宣泄、表现自我的工具，背离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宗旨。这种娱乐化、庸俗化创作大多数是打着“个性自由”、“创作自由”的旗号进行的，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病态的、矫揉造作的东西说成是艺术的最高表现，拿新奇当圭臬，视传统为糟粕，这样的作品只会让人感到颓废消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用陶醉来谋求麻木或刺激”。文学创作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要为人民群众奉献大量思想内涵丰富、艺术品质上乘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激发和鼓舞人民群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热情和斗志。

　　3.不断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领导方面，文化主管部门和作家协会要不断提高作家思想认识水平，党员作家更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对非党员作家加强团结、帮助和教育工作。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是推动文学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正确处理好两种关系：

　　第一，处理好政治倾向性问题和一般学术问题的关系。对于有明显错误的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党的文化主管部门要坚决予以纠正，对作者本人要进行思想教育和帮助；对于一般的学术问题，要充分发挥作家协会的作用，赋予作家协会以充分的自主权，在学术领域采取“双百”方针，达到明辨是非的目的。第二，处理好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在大力鼓励和支持作家创作热情讴歌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主旋律作品的同时，积极提倡题材、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但要警惕打着文学多样性的旗号引入西方颓废、消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对不良倾向要注意引导，开展积极的文学批评。

　　总之，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发展和繁荣，而不是建立在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发展和繁荣。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3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2-33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98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8、14 页。

　　⑤《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9 页。

　　⑥《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0 页。

　　⑦《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76 页。

　　⑧《列宁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14 页。

　　⑨《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6 页。

　　⑩《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85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283 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92 页。

　　(13)《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6 页。

　　(14)《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6 页。

　　(15)《列宁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302 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411 页。

　　(17)《列宁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9 页。

　　(18)《列宁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88 页。

　　(19)《列宁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88 页。

　　(20)克拉拉•蔡特金：《回忆列宁》第5 卷，侯焕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46 页。

　　(21)《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4 页。

　　(22)《列宁全集》第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40 页。

　　(23)《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4 页。

　　(24)《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5 页。

　　(25)《列宁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96 页。

　　(26)《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6 页。

　　(27)《列宁全集》第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362 页。

　　(28)参见克拉拉•蔡特金：《回忆列宁》，侯焕闳译，载《红旗》1985 年第12 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434 页。

　　(30)《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4 页。

　　(31)《列宁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665 页。

　　(32)《列宁全集》第5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35 页。

　　(33)《列宁全集》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3 页。

　　(34)《列宁全集》第5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306-307 页。

　　(35)《列宁全集》第4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2 页。

　　(36)《列宁全集》第4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44 页。

　　(37)《列宁全集》第4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45 页。

　　(38)《列宁全集》第4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278 页。

　　(39)《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852 页。

　　(40)《毛泽东选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874 页。

　　参考文献：

　　[1] 龚云：《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12 期。

　　[2] 吕德申：《重温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 年第5 期。

　　[3] 刘晓哲：《列宁文艺德育思想探析》，载《理论探索》2010 年第4 期。

　　[4] 龚世星：《新媒体时代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 年第1 期。

　　[5] 程正民：《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责任编辑：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