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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将恩格斯在19 世纪90 年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以及1895 年为马克思的《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置于上个世纪末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中，历史地考察了学界围绕恩格斯之所谓“修正主义”而产生的种种争论。本文认为恩格斯对革命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转变政治策略只是为了推动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平稳发展而采取的明智手段。因此，仅将恩格斯定位为“修正主义”并视之为单纯的理论问题显然是错误的。

　　关键词：修正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议会选举；合法性

　　作者简介：本文译自1997 年第2 期Political Studies，原文标题为“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Origins of German Revisionism: AnotherLook”，注释部分有删节。作者Manfred Steger 系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教授，译者王时中系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自马克思1883 年去世之后，关于恩格斯所承担角色的实质问题始终是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所众说纷纭的话题。且不论各个阐释者自身的理解分歧，仅就他们所一致认同的观点而言，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即他们都未能将对某些关键文本的理解置于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本文将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他在19 世纪90 年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以及1895 年为马克思的《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置于世纪末德国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之中，通过阐释改变恩格斯晚年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前提的历史与政治境遇，从整体上重新考察学界围绕恩格斯之所谓“修正主义”而产生的种种争论。恩格斯指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功绩是毋庸置疑的，而分歧主要的焦点集中于以下三个相关的主题。

　　首先，恩格斯是否——或者是错误地，或者是有意地——在其晚年著作中着手对马克思进行了实质性的重新解释，而这根本性地远离了他们所共同从事的理论事业? 作为马克思的密友，关于恩格斯早先对马克思的阐释，最新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原来所流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他们认为，过去30 年以来很多关于恩格斯的优秀传记作家已经严重地低估了这两个人之间的理论共识。

　　其次，事实上，对恩格斯这位马克思的合作者最常见的批评是，恩格斯应该为“粗俗的马克思主义”——即作为实证主义之“粗糙”形式与在“苏联斯大林主义”那里达致极点的唯物主义独断论——承担责任。但是，关于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框架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到底有多广泛，即使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早已解体，这至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最后，也许会出现另外一种相反的理解模式，即把年迈的恩格斯刻画成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原型”。因为恩格斯在关于暴力革命的地位、议会选举的价值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已经逐渐消释了原来的理论底色。事实上，这个问题看上去确实切中了恩格斯最后几十年的理论历程，虽然有些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强烈反对恩格斯晚年潜在地改变了立场的观点，而其他人则认为在恩格斯晚年著作中所持的“新”的进化论与他的得意门生、“修正主义的祖师爷”爱德华•伯恩施坦所持的零星“改良主义”之间存在着十分确定的理论关联。

　　除了某些理解上的分歧，以上各个理论阐释者实际上“分享”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即他们未能将对某些关键文本的理解与整个特定的政治语境结合起来。倘若未能对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语境怀有深度关切，那么，关于恩格斯所谓“修正主义”称号的争论便会陷入极为抽象的境地。正如我在本文中所欲展示的，恩格斯在“党的策略”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间的全新位置不能被视为关于某个纯粹理论蓝图的单纯“观念”的发展。为了对恩格斯与伯恩施坦所谓“自由的社会主义”之间种种可能的暧昧关系做一个全景的透视，关于恩格斯晚年著作的批判性考察必须置入其历史背景中并予以实证的分析。

　　因此，下面我要将恩格斯具有关键意义的1890年以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与1895 年为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置于世纪末德国变化纷纭的政治情境之中，最终解释恩格斯当时所处的全新位置: 一方面作为纯粹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又以极为模糊的方式应对党所面临的各种具体挑战。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其所面临的紧迫政治任务也由此呈现出新的面貌; 年轻的社会主义激进派开始对原有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获得选举胜利，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民主运动”向“群众运动”的转变等现实的情况，迫使恩格斯赞同和缓的短期策略，但同时也坚持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前景的乐观主义评估。

　　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摆脱其内部对立的种种趋向——积累了更多的对立元素与内在缺陷。为了应对与革命的理想预期迥异的现实政治环境，恩格斯试图将渐进的政治策略与革命的目标嫁接起来。其结果却是，他不仅未能对“渐进”与“革命”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做出有意义的分析，而且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之雄心勃勃地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理论初衷陷入了折中境地。最终，恩格斯的这个立场导致“理论”的地位在社民党中进一步下降，而这同时又强化了党内的工具主义策略——即所谓的“实用主义”策略。由于与政治实际渐行渐远，社会主义理论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极为便利的“混合体”，即能够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集各种对立解释于一身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包容在一起。事实上，在“策略思考”的名义下，“理论”已经从整体上被忽略掉了。

　　于是，恩格斯的晚年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打开了一条通道，鼓舞了伯恩施坦从其导师所表达的意向中进一步“发展与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与他的导师不同，伯恩施坦强烈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致命危机并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因此，他才将自己的修正主义模型与恩格斯的修正策略“咬合”起来。因此，最终是伯恩施坦而不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构想与行动的统一”之紧迫性问题上有所行动。伯恩施坦意识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论说已经不再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匹配，因此，他选择了接受改良主义的实践并修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认为这是修复“现实与我们理论前提之间巨大落差”的最佳选择。新时代的曙光1890 年2 月20 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激动人心的选举成功之后的第六天，恩格斯激情满怀地写信告诉拉法格。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实现了从马克思去世前两年仅有31. 4 万张选票的小型组织转变成了一个组织有序的群众政党——德意志帝国的第二大政党。同一年，俾斯麦首相下台，这也意味着他那反动透顶的、严重破坏德国工人运动近12 年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崩塌。

　　皇帝威廉二世和他的新首相卡普里维希望尽快出台应对工人问题的新方案。在1890 年秋，他们持续的缓和姿态很快便获得了那些不愿意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法化”进程受阻的工人领袖的积极响应。全新的政治现实迫切需要对党的基本策略进行重新评估，因为原来建立在被压迫、边缘化、残酷对抗与潜在对立之政治现实基础上的策略已经不再适用。毋庸讳言，工人运动的长期非法化不仅加强了党的韧性，而且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迅速传播。但是，社会的“停战协定”最终却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恩格斯比任何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面临着合法化与相对公开的选举制度的前景，福尔马尔、大卫以及其他一些温和派的社会民主党领袖重新激活了旧的、基于特定议题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有限互动的社会转型的改良主义模式。但是，恩格斯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成功地抵制了全盘实行“改良主义”的主张，而主张采取一种可称为“渐进主义”的短期战略。在他们看来，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应该在合法化的前提下稳步前进，而不要蓄意挑衅威廉政府。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在工人运动足够强大并能够发动革命性的反击之前所采取的任何激进措施都注定是灾难性的。由于恩格斯对威廉二世的新政策仅持一种“策略性”的回应，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他不得不多次警告党内的激进派不要采取不成熟的直接行动。例如，在指出当时德国反复无常的政治气候时，他否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为纪念“劳动节”而组织的游行，另外，他也阻止了当天计划的一场罢工，并斥之为“极为讨厌的愚蠢行为”。事实上，在整个19 世纪80 年代，恩格斯都主张维持“目前的”和平、合法与克制气氛。

　　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一系列通信中，恩格斯认为，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依赖于“聪明的策略”与“明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他因此要求他的德国同志草拟一份取代1875 年折衷陈旧的哥达纲领的新的党纲。在恩格斯看来，哥达纲领充满了“理论的矛盾”与拉萨尔风格的“有害的国家社会主义词汇”。虽然1891 年恩格斯的学生伯恩施坦与考茨基草拟的爱尔福特纲领没有将其建立“德国民主共和国”的急切主张包括进去，但他还是对最后的定稿表示满意。正由于一再屈从于当时的紧迫的政治现实，恩格斯接受了倍倍尔的观点，即为了维持党的合法地位，其中激进的条文应该予以撤除。而最终，对于政府可能报复的担心战胜了理论的“正确性”。

　　但与倍倍尔的极端策略相比，更加困扰恩格斯的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激进的青年派的兴起。这些人自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激烈反对党内的渐进主义的政治策略，在社会主义的报纸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获得了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之后，他们批评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抛弃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倾向于“卑劣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从这个意义说，青年派实际上效仿的是海因德曼与巴克斯所领导的“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后者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只是粗读《共产党宣言》，然后诉诸于不间断的激进手段。结果是，恩格斯公开警告他的伦敦同事不要支持海因德曼狭隘的“粗俗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恩格斯看来，他们试图“将我们的理论变为纯粹的、僵死的教条”。

　　此时，倍倍尔与李卜克内西向“导师”请教，希望能获得一些“权威的指导意见”以回应青年派左翼的攻击，恩格斯毫不犹豫地利用其反对“英国社会同盟”攻击的理论武器库，以给这些傲慢的学生、自大的知识分子与其他年轻的、堕落的暴发户一个采取“适当政治策略”的教训，恩格斯轻蔑地将他们的激进路线称为“疯狂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并欢呼党内终于成功地开除了这些“乌合之众”的青年派领袖。为了保持平衡，恩格斯又将其批评转向改良主义的福尔马尔派系，称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摆脱不了很快便失败的命运。

　　无疑，伯恩施坦深受其老师之明显转向“政治实用主义”的影响。在他看来，急剧变化的政治局势已经证实了恩格斯关于议会选举的普世价值与资本主义之和平转变的基本观点。年轻的伯恩施坦据此臆测他的老师已经逐渐向“费边式进化论”靠近，而他自己也逐渐对此表示赞同。毕竟，他的老师不是也坚持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化的现象，从而使得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成为了“进化论者”，进而修正了关于“革命”的理解吗? 他不是声称，在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机明显有利于议会道路，且社民党最早于1898 年可能获取政权的情况下谈论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显然无异于“自杀”吗? 最后，他不是也在致力于缓和当时法国劳动党的革命热情并警告他们不要走得太近而陷入陈旧的布朗基主义吗?

　　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伯恩施坦天真地忽视了隐藏在其老师策略性方针之后的革命核心。正如亨利•图多所指出的，导致伯恩施坦错误判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在处理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时与恩格斯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对恩格斯来说，他对革命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转变政治策略只是他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寻求一条恰当的、可能成功的行动方案而采取的清醒的手段。沿着“严格的、类似数学般的法则”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道德法则。如果伯恩施坦少一点断章取义，他应该可以体察到他的老师极为重要的态度: “我把道德问题丢在一边——这里不是谈这一点，所以我也就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因此，在我看来，您( 指格尔桑•特利尔——译者注) 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② 同时，伯恩施坦深深地厌恶在现代社会中采取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方式，而是着力摆脱政治现实主义者对手段—目的之间关系无道德感的工具式考量。同时，由于伯恩施坦对康德式的“道德政治家”深表同情，因此，他拒绝为了单纯的策略考量而将手段与目的分离开来: “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③他关于忍耐、团结与人类生命尊严的高度的道德标准最终超越了狭隘的阶级利益。如果比他更为清醒的导师( 即恩格斯) 活到了1898 年关于修正主义大讨论时，这也许是恩格斯深深卷入其中的一个罪控。

　　而基于恩格斯的视角，对议会选举与合法性的短期的、纯粹策略性的支持与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朝着革命的纵深处拓展的整个马克思主义蓝图是一致的。但恩格斯所忽视的却是这样一种渐进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的消极影响。毕竟，马克思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依赖于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很明显，青年派中的某些理论倾向可以轻易地被斥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甚或是无政府主义。但是，青年派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动荡的19 世纪80 年代入党的，他们所接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具有系统的学理性，而且也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的激进之处在于深受《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危机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乐观预见等令人难忘的观点的影响。对大多数青年派来说，恩格斯对他们的批驳与对改良主义的捍卫一道，似乎已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关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背道而驰了。而事实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增加的对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应分离，不正是使得革命必然发生的中心原则吗?

　　这里，青年派对恩格斯的真正挑战在于: 如果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依赖的，那么恩格斯之突然转向合法性与议会选举制难道最终不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吗? 事实上，他们的挑战更为严重之处在于它不是从理论内在矛盾的抽象之处出发，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处境。由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的确切地位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感到困惑，年轻的党员如施密特、布洛赫与梅林给恩格斯写信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因果决定关系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咨询。面临着社会民主党双重意识形态的政治压力，可以预料，导师的反应肯定是模糊的。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他对此问题的新的表述很大程度上已经与马克思在其著名的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倒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导言就是唯物史观的整体的、完全的表述，因为，对“上层建筑”因素之积极意义更为“唯心主义”的表述最早也可以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当中。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著作是后面才陆续出版的，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将唯物史观等同于马克思在导言中那种简洁与紧凑的表述。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

　　一开始，恩格斯在信中指出青年派机械地将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套用到1890 年的历史语境中，这根源于他们对马克思的方法论做了简单化的理解。他强烈提醒那些青年派的通信者: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④ 但是恩格斯也含蓄地承认，青年派对唯物史观的粗俗解释也暴露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与人类自由意志之间的对立。这里恩格斯触及到了最为核心的问题: 既然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既不能在意识形态( 黑格尔) 也不能在毕希纳与杜林那种非辩证的、旧的唯物主义中寻找，那么如何才能在理论上使得社会历史结构的优先性与具有动机和行动的人类活动相一致呢?

　　在1886 年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研究中，恩格斯以辩证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挑战。他认为，仅外在地诉诸人类个体的动机无法解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⑤这种解释虽然成功地为极端的自发主义与唯心主义所谓“自发的人类意识”的信条设定了界限，但关于经济基础的终极原因与人类主观意愿之间的确切关系依然是悬而未决的。恩格斯在1890 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试图通过直接地转向一种“相互作用”的唯物史观的模式，将青年派直接定位为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恩格斯明显提高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地位，而削弱了马克思在1859 年“序言”中的经济决定论。

　　但出乎恩格斯通信者意料的是，恩格斯承认关于历史的“旧的”观念中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⑥在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的方法是作为解释社会变化的极为复杂的方式而出现的: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⑦恩格斯可能不会接受对他已经“修正了”唯物史观的指控，在他的心目中，他只是对他以前的观点做了精确而清晰地表述。事实上，他重新评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必然性之最终决定的原初概念，认为人类历史沿着自然进化与“运动法则”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相互冲突，其结果不是任何单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的。

　　但是，较之马克思1859 年的导言，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强调，给予了宗教、法律与哲学更为重要的位置。恩格斯此举并没有将与经济因素相关的社会意识层次的地位理解清楚，因此，他对唯物史观的确证依旧处于模糊之中，甚至还为一系列不同的、甚至相反对的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能够被相对自主的政治因素潜在地影响，由此便不难发现，伯恩施坦得出其修正主义的结论已经距之不远了。换言之，伯恩施坦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因素与纯积极因素一道纳入进来，将恩格斯所谓的起最终决定因素的力量变成了一种互相平行因素之间的多元决定论，所有这些因素均能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和持久的影响。但是这样一个唯物史观的“修正”模型依然试图保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作用的解释与预见功能，伯恩施坦拒绝将经济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初条件，而是极力强调观念的重要性。由此看来，伯恩施坦的唯物史观版本已经丧失了在一系列重大复杂的、产生相互影响的问题上的连贯性。

　　事实上，一旦预见到社会不同发展过程的方法论基础被削弱，社会主义便从一门科学倒退到“康德式希望”的不确定的事业中去了。可见，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因素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不仅构成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发点，也开创了新康德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先河。卡洛斯•斯台曼认同对恩格斯书信的一般评价，他说: “由于在理论层次上缺乏将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与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沟通起来的有效机制，从而在政治上无法产生一个基于革命政治现实的系统理论。”但事实上，与此相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政治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暴露和加剧了理论上的矛盾，这个问题——即作为对政治实际之直接回应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随着社民党与夺取政权的逐步失之交臂而日益加剧。然而，直到1895 年末，乐观的恩格斯依然在宣扬他那推动革命进展的作为短期措施的渐进主义策略。

　　1895 年为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

　　在对恩格斯1895 年为马克思《1848 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进行解释之前——这个文本也常被视为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有必要简要地回顾围绕这个文本之“正确”版本而引发的持续争论。当恩格斯在1895 年早期完成此文章的初稿时，德国议会的代表正在热议所谓的“革命法案”——一个限制工人运动的法案。于是，政治事件的考量又一次支配了理论的反思。为了缓解社民党执行委员会的担忧，恩格斯不情愿地同意对某些文本做了删减，以防止保守党将其视为社会民主党颠覆政权的证据。但在恩格斯发表其文章之前，作为著名的社民党机关刊物《前进报》主编的李卜克内西却设法取得了该文稿，在未取得恩格斯同意的前提下，李卜克内西断章取义地修改了文稿。恩格斯对此极为生气，他说: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⑧ 他坚持他自己只是主张“一种适应今日之德国的策略，并对此还存有很多的保留”。随后，他迅速授权并要求将修正过的文稿发表于考茨基的《新时代》，考茨基接受了。恩格斯在与伯恩施坦与费舍尔的两封信中分别确证了这个版本的“合法性”。

　　1925 年，俄罗斯学者、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档案馆馆长梁赞诺夫，为了迎合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出版了删节本，他还错误地认为这个版本违背了恩格斯的意愿。正如肯德尔•罗格所言，梁赞诺夫的工作助长了当时存在的普遍误解，即认为恩格斯对李卜克内西《前进报》中节录的抗议，乃是对准导言的《新时代》版本。更不幸的是，这一系列的混淆导致了对恩格斯修正主义等指责的文章的出版。确实，由于担心可能有助于“革命法案”的通过，恩格斯所编辑授权的“考茨基版本”对革命等相关问题未多着墨，的确有违他的柏林同事的意愿。但尽管这个版本认同短期的渐进策略，它依然保持了某种激进的理论蓝图。毕竟，恩格斯认同这些变化，并对该文本的整体内容承担责任。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个版本。从一开始，恩格斯就重申了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模式被证明是一种“幻想”: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⑨ 在这里，恩格斯已经为伯恩施坦后来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乌托邦式思考”所进行的批评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按照这种说法，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是错误的，那么恩格斯认为与威廉政府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对决就不会又是一个错误吗? 与导言中某些开放性的段落相应，恩格斯继续强调未来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领导者再也不能从1789 年、1830 年与1848 年革命的历史先例中寻求指导了。因为后者是少数有意识的组织者领导“乌合之众”以“旧式造反”的方式进行的革命，这也被称为“巷战”的策略。作为一个敏锐的军

　　事历史学者，恩格斯认识到现代军队针对造反者的装备与训练已经明显优于50 年前的前辈了。由此而论， 1871 年巴黎公社给了无产阶级一个沉重而又极有价值的教训，其核心之点就是提醒社民党内的激进分子，一定要抛弃与皇帝武装力量决一死战的诱惑。简单地说，工人运动中正面迎战对手的、旧的策略亟待修正。

　　由于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恩格斯还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缓慢而又成功的渗透为参照，建议他的同志们保持并进行一种“阵地战”。按照恩格斯的假设，由于历史的动力是处在工人阶级一方，因此，在合法性的条件下，他们的终极目标更易得到实现。恩格斯指出，普选权作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方式“能够震慑敌人，鼓舞士气”，还能作为“指导我们增加力量的有效尺度”。选举只是作为一种有助于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确立自身地位的手段( 他认为这个时刻在1900 年左右) 。在此时刻，普鲁士的士兵都会投票支持社会主义，因此，在这个“摊牌”的时刻，他们是不会遵从皇帝的命令去射击他们的同志的。除了对于缓和当时局势的希望之外，恩格斯无疑还希望在德国出现一轮新的革命高潮。他清楚无误地表明，工人运动的“组织纪律”与“惊人的增长”最终一定会使得德国政府除了废除那些“致命的合法性”之外绝无它途。他希望在那时，社民党能够足够强大并赢得争夺政权的决定性胜利。

　　因此，经过修正的恩格斯导言的考茨基版本已经确切地表明，恩格斯只是将合法性与渐进主义的策略作为短期的手段。而为了在与威廉政府不可避免的“摊牌”之前为社民党获得宝贵的时间，这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策略。在恩格斯看来，那些短视的社会主义起义者与对可能出现大规模欧洲战争抱有错误热情的人也许会经历短暂的失利，但从长期来说，无产阶级是必然会取得胜利的。

　　但在整体战略上，恩格斯却发现自己与其他重要领导人之间出现了分歧。如倍倍尔就希望工人阶级在一次广泛的经济危机之后夺取政权，而李卜克内西则认为，社民党的新的战略目标乃是假设在议会中取得绝对多数，使得当前的社会自然自发地进入社会主义。与此相反，恩格斯明确地排除了“社会主义首先获得议会大多数进而夺取政权”的可能性。

　　当恩格斯与社民党内其他改良主义者都认同修正党的战略时，实际上他们都是基于对当时德国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的不同理解而提出了不同理论模型。而新的政治形势也解释了为什么恩格斯——这个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机会主义”并无情地展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面目的人——继续着手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赋予社民党一个更为宽广的空间，只要它有助于其平稳的增长”。

　　结论

　　恩格斯继续展示其渐进主义的“短期”策略时，还试图提出一种与具体的社会变化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潜在的革命理论。而伯恩施坦由于活得更久，且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了更为实际的评估，因此，他是第一个预见在革命的理论与改良主义实践之间长期存在有害分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持续不一致，最终使得其人言人殊。伯恩施坦试图将这种社会主义“理论”的贬值归咎于社民党内不断的官僚化倾向，进而通过为一种“自由的、改良的社会主义”提供成熟的理论论证，以将理论与政治实践匹配起来。正如彼得•盖伊所恰当指出的，“如果没有伯恩施坦，也要创造出一个伯恩施坦来”。原因正在于德国客观的政治经济发展与恩格斯的革命期望已经愈离愈远了。

　　因此，仅将恩格斯的“修正主义”作为单纯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显然是错误的。正如我在文中所论，讨论的总体框架需要基于恩格斯的晚期著作的历史与政治背景展开认真的再考察。简而言之，学术上对抽象文本进行的集中阐释应该以阐明影响恩格斯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前提的政治因素相补充。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37 卷第359、322页。

　　③［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 年版。

　　④⑤⑥⑦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742—743、248、726、695—696、512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38 卷第432 页。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