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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以下基本问题被提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怎样与相关学科相对区别开来？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大众心灵世界，获得学理支持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我的基本观点是：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学说本性中获得启示。

马克思学说的本性，首先体现为“大众性”。马克思学说的立场根本上是“大众立场”。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遇到了为德国劳苦大众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哲学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和“精神武器”，而无产阶级是实现哲学的“心脏”和“物质武器”，强调哲学要与无产阶级联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着重研究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就是说，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的利益就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大众立场的理论表达，就是马克思学说具有“大众形态”。要解放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就必须去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研究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处境与发展命运，以建立一种为工人阶级立言、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就是说，马克思学说又具有“学理形态”。这样的理论要用来武装工人阶级政党，使工人阶级政党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使工人阶级由自发走向自觉。也就是说，马克思学说还具有“政治形态”。这三种形态是有机统一的，且最终统一到“大众形态”上来。

　　马克思去世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其“政治形态”日趋突显，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理论武器）；其“学理形态”主要是为“政治形态”服务的，相对独立的“学理形态”之发展受到一定影响；虽然“大众形态”不断被强调，但最终没有完全真正建立起来。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政治轻学术的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但这种倾向既远离政治，又远离人民大众。这样的结果，就使人民大众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要么是专家学者在书斋里进行学术研究的一门学问，离他们较远，甚至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可敬而不可爱”，进而远离马克思主义。这就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和生命力。

由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首先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本性”，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立足大众立场，维护大众利益，为大众立言。

马克思学说与“时代问题”

马克思学说的第二个本性，就是在对“时代问题”的解答中表达时代精神。

马克思学说在本质上具有“问题意识”。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首先体现在影响这个时代命运的问题中。

马克思虽然生活在近代欧洲，但他总是跳出近代欧洲，把他当时面临的“问题”放在大的时空背景即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并提升到规律层面来思考。这样，马克思思考、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他那个时代带有根本性的总问题，即资本控制社会的逻辑；三是东方社会特殊的发展道路。通过研究，马克思指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就是每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平等发展、自由发展。这些问题显然具有跨越时空的一般性。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应具有问题意识，即研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国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当代中国的总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当代中国的总问题，主要是如何逐渐消除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共同控制社会的弊端、进而培育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主要是如何既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来消除封建主义遗毒、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又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给劳动大众的痛苦；进一步来说主要就是如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当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定意义上缺乏“问题意识”，对“中国问题”往往不予深入问津，既不去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总问题，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缺乏深层次的学理研究。

由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以“时代问题”或“中国问题”为中心，着力在中国化、时代化问题上下功夫，以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