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贾钢涛(1975- )，男，湖北省襄阳市人，陕西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陕西 西安 710021；欧晨(1991-)，女，宁夏石嘴山市人，陕西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思政部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陕西 西安 710021

　　内容提要：哈佛学派著名学者史华慈，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率先提出“毛泽东主义”概念，并且运用其独特的分析路径，对毛泽东“革命”视域下农民及其农民革命作了另类解读，在提升毛泽东研究学理性的同时，也从整体上推进了西方的毛泽东研究水平。学习和审视以史华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不仅可以促进中西学者的有效对话，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他者”的视角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关 键 词：史华慈；毛泽东研究；“毛主义”

　　标题注释：陕西科技大学青年科研团队计划资助(TD12—09)；陕西科技大学学科带头人培育计划资助(XKDP[，4]003)。

　　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大多就毛泽东及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至于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毛泽东学”。在众多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学者中，史华慈的贡献功不可没。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学派创始人之一。国内学者在对其进行译介时，曾将其名译为施瓦茨、史瓦兹等，但本人倾向于接受史华慈为其中文名。史华慈在1951年至1956年任哈佛大学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季刊》和《哈佛亚洲研究会杂志》编委，1960年后兼任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由于其学识渊博而被誉为“学者的学者”[1]。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以下简称《毛泽东的崛起》)《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寻找富强：严复与西方》《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毛泽东的崛起》系史华慈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书中所倡导的学术研究路径或模式对其后的施拉姆、林毓生、林同奇、梅谷等学者影响甚深。史华慈的学术成果涵盖了从近代中国到古代中国的整个思想谱系，在海外中国学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中，起到承上(费正清)启下(施拉姆)的重要作用。

　　作为西方世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史华慈不仅与费正清等学者共同创立并发展了“哈佛学派”，为西方毛泽东研究及学术体系的建立作出主要贡献；而且以其独有的分析路径和反思性话语体系，提升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水准，为后续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概念，并加以学理化地解读

　　史华慈在《毛泽东的崛起》(全书共分13章)中首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并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革命不是“莫斯科的翻版”，驳斥了盛行于欧美学者中间的“阴谋论”。他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在一个纯粹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强制推行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并因信奉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获得生命力的政党”[2]。史华慈强调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异质性，指出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农民党”，而是具有强烈农民色彩的政党。费正清和史华慈都注意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毛泽东农民观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前者认为《报告》“成了在中国最后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的基础”[3]；后者对费正清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认为《报告》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4]578。史华慈对当时能搜集到的毛泽东的有关文本进行深度释读，以深入的提问来揭示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转向了贫苦农民，而不是追随马克思关于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做法。”[5]在上述论断基础上，史华慈指出，“毛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正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动力的认识角度上，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重要的核心思想的背离，从而构成异端行为。”[4]578由于中国革命发生的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毛主义”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革命传统路径有天壤之别。源于此，史华慈“毛主义”建构逻辑指向的重点在于强调农民革命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叙述和阐释框架。循此路径，史华慈所刻意阐释的“毛主义”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列宁主义，是对中国革命实践透视的一种新见解，成为迥异于革命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史华慈运用历史文本，所得出的“‘毛主义’绝不是苏维埃战略的创新版，也不是正统列宁主义的范例，而是一种为适应中国20世纪20到30年代之军事政治国情而形成的原创性思想。这个如今被广泛承认的结论，构成了1951年思想语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进展，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研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还导致人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6]

　　史华慈所提出的“毛主义”不仅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热潮，成为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三次大论战的核心论题，而且延续至今，成为60多年来国际毛主义研究的源头活水。《毛泽东的崛起》以其学术价值被西方学术界奉为研读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界标”之作，“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7]346-347史华慈在该书中所开启的研究模式，“奠基、影响、引导，甚至规定了后来西方丰富多彩的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格局。”[8]在史华慈的影响下，“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说法得到广泛认可并不断传播。不过陈志让认为，史华慈的判断“主要是分析毛主义的战略，而不是对毛泽东在原理上的‘独创性’作出判断，也不是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的评价。”[9]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将这种解释发展到极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与经济落后的中国以及某种传统中国思想的综合物。”[10]312而我们循例史华慈的学术思路，对其著述进行文本再解读之后，可以清晰地发现史华慈话语中“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论述的变迁轨迹，从提出之初与马克思主义的泾渭分明，到20世纪60年代与魏特夫等人论战时“毛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互通，再到20世纪70年代界定“毛主义”的异端行动为1927年以后的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背离，他深邃的问题意识和缜密的学理分析将美国中国学研究提升到较高水平。但也要指出，由于史华慈过于强调“毛主义”的异质性，忽视了“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即“同源性”，人为地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其结论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