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包庚(1969-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 宁波 315211

　　内容提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关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形成的标志，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阐述了“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内涵，从生产力发展状况出发解释了“人民主体性”片面发展的根本原因，从“无产者”的实际生活状况出发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实现“人民主体性”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之后，马克思还更加准确地界定了“人民”概念的外延，论证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实现“人民主体性”的根本保障，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并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运用与深化“人民主体性”思想。

　　关 键 词：《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主体性/现实的个人/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第一次从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生产力等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的批判”进行了“物质的批判”，揭露了“批判”的虚假伪善和荒谬之极，也揭示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的历史规律，这就充分肯定了人民大众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理论界对《形态》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对全面认识这部经典著作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形态》中蕴涵的关于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却很少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形态》诞生169周年的今天，重读《形态》，深入探析其“人民主体性”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可为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益启示。

　　一、马克思“人民主体性”思想的雏形

　　“人民主体性”是指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发挥其自觉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和创造性。“人民主体性”思想是马克思在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与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创造世界的主体性思想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在《形态》之前的一些著作中，已经释放出“人民主体性”的思想光茫，但尚未系统化，只能算是“人民主体性”思想的雏形。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十分关注社会现实，认为宗教是被颠倒了的现实的产物，指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在人间”①，认为宗教是先验的国家的产物，揭露普鲁士政权所谓“宗教应当支持世俗的政权，但是世俗的政权可不要受宗教支配”②谬论的目的在于利用宗教来巩固不合理的现实制度。马克思强调，不是宗教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决定宗教，“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③。“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④。马克思反对脱离政治现实去批判宗教，要求“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⑤。这样就把“人”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人民主体性”的出场作了铺垫。

　　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⑥。因此，要批判宗教，批判神学统治，但是，仅仅对宗教、神学进行批判并不能到达真理的彼岸世界，还需要把对宗教和神学的批判引向现实世界(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还没有与唯心主义彻底划清界限，虽然他已经意识到对宗教本身的批判不可能触及批判的根本，需要将批判引向“尘世”、“法”和“政治”，但是，对宗教的批判依然是必须的，因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不仅是对“上层建筑”的批判，而且将这一批判引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⑦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人民”这一概念，它是宗教统治的对象，尽管它尚未被赋予特定的阶级内涵，但这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作用，因为马克思已经用人民的“现实幸福”向“虚幻幸福”宣战。

　　从这篇《导言》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确立了人优先于宗教的世界观，在宗教与人“谁是主体”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回答：人是主体，宗教是人的反映，是人创造宗教，不是宗教创造人。

　　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深刻揭露了鲍威尔及其同伙所鼓吹的“‘批判的批判’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心史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大量使用的“群众”这个词，主要指不善于哲学思辨和“编织幻想”的从事世俗活动的普通人。与《导言》中的“人民”相比，“群众”不包括理论家、思考者，比“人民”的外延要窄，但内涵更具有针对性。唯心主义的鲍威尔及其伙伴藐视群众，把群众当成创造历史的材料，而把他们自己圣化为历史材料的“编织者”，这样一来，编织历史的伟业就成了鲍威尔们的专利，历史活动就变成了“批判者”的理性活动，理论家、思考者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群众则成为创造历史的工具。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鲍威尔们自以为是或引以为豪的批判其实是自欺欺人，“当批判的天恩最后降临于群众的时候，中选者所失去的自然不是自己的愚蠢，而是自己愚蠢这种意识”⑧。

　　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群众与理论家、思考者等英雄人物“谁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主体不是人类中的个人所实现的批判。而是批判的非人类的个人。”⑨创造历史的主体不是批判及批判的天意选中的哲学家或思考者，而是批判用以编织历史的材料——群众。

　　在与唯心史观的鲍威尔们的理论交锋过程中，马克思确立了“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世界观，之后便把批判引向现实生活，把实现人民主体地位作为毕生追求。马克思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群众创造历史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相分离，群众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异化”足以说明。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工、竞争和交换规律指出，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必然消失，“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⑩。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群众”(从事世俗活动的人)必然分化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随着资本不断向资本家集中，资本家就从“群众”中分离出去，而“群众”的主体就变成了“靠资本家工资养活的工人”。资本家通过对资本的占有而享有“不劳而获”的主体地位，工人阶级失去对资本的占有权而享有“劳而不获”的主体地位。工人劳动创造财富，工人却不能享受劳动成果；而资本不参加任何劳动，却可以不劳而获。这样，劳动者就成了创造财富的工具，资本却成了创造财富的主体。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就失去其本质意义，而被迫降格为谋生的手段。在异化劳动面前，工人的主体性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如果工人还保留着最后一点主体性，那就是工人为了“生存”的主体性，而不是工人为了“生活”的主体性。可见，马克思关注“人民主体性”的问题已经从抽象走向现实。

　　总之，在《形态》之前，马克思的“人民”思想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在人与宗教的关系中，人创造宗教，不是宗教创造人，人与宗教等社会意识相比，具有优先性，人处于主体地位。第二，群众与哲学家、批判者、思考者等“英雄人物”在创造人类历史的关系中，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第三，从现实层面来看，资本家享有“不劳而获”的主体地位，作为“群众”主体的工人阶级享有“劳而不获”的主体地位。但这三个方面都尚未涉及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或“工人阶级”实现自身主体地位的问题，即人民主体性的问题，只能算是马克思“人民主体性”思想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