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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对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述原著的误读。“读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起源“累进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才能发展中国历史学。
关键词：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史观；“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
作者简介：杨木，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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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并非斯大林亲自从“社会形态”范畴提出来的。斯大林“一九三八年作”的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3)历史唯物主义”“(三)”中的原著原文是：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①[1](P649)(P137)
并作了：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②[1](P649)(P137)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③[1](P650)(P138)
“在封建制度下”④[1](P541)(P139)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⑤[1](P652)(P140)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⑥[1](P652)(P140)的“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分段内容表述。
可见，斯大林只是进行了“五个”“基本类型生产关系”的排列陈述，不能将“生产关系”等同于“社会形态”，说其是在论述所谓“五种‘社会形态’”。
而在此前10年划分中国“社会形态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早还不是直接来自苏联，而是出于受到自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1897年第一版的：
“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
“奴隶制时期”
“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
“资本主义”
社会发展阶段和苏联的“封建社会”提法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前辈学者。始“归纳”者的郭沫若，在避居日本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市川市所著文末署期“28.oct.1928.”、在创造社发行的《思想》月刊1928年11月出版的第4期化名杜顽庶发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而比此文早两月“初稿”、早三天“改作”、化名杜衎连载发表于“东方杂志”1929年4月25日、5月10日、6月10日、25日暨第8、9、11、12号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6月10日第11号上的“第二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2.社会关系的动摇”一节，“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的清算的”“表式”中，“表式”了“时代”(在《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中为“时期”⑦)栏目的四个“发展阶段”⑧：
“(一)西周以前”
“(二)西周时代”
“(三)春秋以后”
“(四)最近百年”
分别对应“表式”中“(经济组织)”栏目的四个“制”：
“原始公社制”
“奴隶制”
“封建制”
“资本制”
而在该节的前文中，说：
“在这儿我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的发展阶段有略加诠索的必要”⑨
又说：
“自有历史以来，这种发展的阶段，马克思在他的
《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结论上说：
'Im grossen Umrissen kÖunnen asiat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rü 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Ök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
(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近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是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
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的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上表现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代的资本制度了。
这样的进化的阶段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⑩
这里“表式”栏的“经济组织”，即是该节前文所说的“社会形态”。在1930年联合书店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作为了“导论”。而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一文作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各版的“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在1947年后的各版中，除删去了所引的马克思德文原文外，将“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结论”改为了通行的“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译，但引文中的“生产方法”却没改为准确的“生产方式”译词，在整个全文中都逢“原始共产社会”一律改成了“原始公社社会”。而删去了原来后段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的清算，应该如左列的表式”(11)。在各重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达阶段”仍“表式”“(1)西周以前”“(2)西周时代”“(3)东周以后”“(4)最近百年”四个“时代”；[2](P30)但将原来“表示”栏目中的“经济组织”(12)及栏下内容的“原始共产制”(13)，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各重印版中，“经济组织”改为了“社会形态”，[2](P30)。可是如此对“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并不符合所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原著“经济的社会形态”原意，却影响深远，至今不绝。
在1938年斯大林《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二年，1939年苏联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演绎斯大林“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五个阶段，将马克思原著文本中用语的“经济的社会形态”("Ök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与“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两个不同的范畴一锅煮，“合二而一”舛译为“社会—经济形态”("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фоpмация")[3](P287)，而中文又译为“社会经济形态”：
“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特殊阶段”。[3](P79-80)
这样，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P591)装入了这个框框里去了，制造了如此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教条思维定式。
此前，1932-1934年苏联米丁、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后1961年中国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苏、中两国教科书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体系，将“社会经济形态”等同于“社会形态”，以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生产方式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搞成一个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公式，如同恩格斯在1859年8月《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中评论“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4](P596)一样，将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在长期误说后，必须按马克思原著文本的原意，打破积非成是的窠臼，正本清源，还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史观“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论述的真面貌。
“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14)[5](P617)
马克思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批判》序言，是马克思在伦敦第三次“研究政治经济学”中，在写作了1857-1858年《导言》等6篇手稿后的产物。是在其中的《资本论》第一个手稿即1857年底—1858年5月《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1859年据之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完成”后，为计划写作六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的阶段性“总的结果”研究自述，是马克思对“新唯物主义”[5](P502)、“新的历史观”(15)[6](P459)、“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述的承上启下关键的原著文本。
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对其“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7](P168)的“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6)[7](P455)自述：“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7](P167)。
马克思在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的结尾，表述了：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P592)
在马克思这段“表述”的前后两个“社会形态”中间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在这里首次提出的术语，显然，与其前后使用的两个“社会形态”的术语，是两个层位的范畴，概念和内涵并不相同。“经济的社会形态”内涵的本质，就是马克思“简要地表述”开头当时所“表述”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原因的新唯物主义史观原理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412)
可见，以生产方式为内涵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只是“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不包括“上层建筑”在内。所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生产方式”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并不是指包括“上层建筑”，即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的过程”。仅仅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的“经济基础”。因此，根本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谓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公式”的马克思原著的文本根据，是有悖马克思的原意的。
198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一编中，俄译引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文：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ые в общих чертах азиатские, античные, феодальные и новейшие, буржуаз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порядки могут быть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ы как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эпохи в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формаций общества."(17)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对马克思原著这句德文俄译的中译文重新校订为：
“从总体上来探讨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即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做是(《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133、134页)社会各经济形态历史上演进的几个时代。”[9](P7)
实际上，在马克思原著的德文原文中，在这里，借用了三个地质学用语："progressiv"、"Epoche"、"Formation"。“progressiv”是地层的累积构成，“Epoche”意为地质时期，以之表述“经济的社会形态”语“累进时期”，而不应该将德语“累进”的“Progressive”与英语“进化”意义上的“演进”“evoiution”相等同(1904年N. I. stone译的纽约英译本将“progressive”译为了“evolution”)。列宁正确俄译的“看做是累进时期”的"ассматриваeмы как прогрeссивныeэпохи"中，将地质学的“progressive”译为俄语“累进”的。但中译各文本中，该段引文俱为“演进的几个时代”，不是确译。而且，马克思原著中无递进的“几个时代”的公式化的本意。由此，曲译了马克思原著文本中原意，实为误说。而列宁将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Ök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用俄语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иеская формациu"(18)是为将“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混同之源。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形态”借用“Formation”的地质学用语，而非“Form”，外有“层系构造”之意。
马克思又在1867年7月25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对此有“为了避免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的“说明”：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0](P10)
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累进的时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笔记本Ⅳ—50～V—16页的对亚细亚、古典古代、日耳曼共同体及其解体原始积累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表述的本义，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之意。两个“序言”的论旨，分别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起源“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抽象逻辑的概述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自然史的过程”的表述，而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论，乃是原始共有—私有—社会所有的三大“社会形态”科学发展论。恩格斯指出保·巴尔特：“制造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5]P616]。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就是如此。
注释：
①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49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7页。“基本”的黑体字是原著中原有的，在斯大林的《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О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м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материализме(сентябрь 1938г.)》]中的俄语原文为"Истории нэвестны лять основных тип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щений: первобытю—общинный, pабовладельческий, феодальный,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直译为“历史上有五个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的、奴隶主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外文出版社(北京)1973年版第844页。俄语原文内“лят основных типов”中的“пять”的基数词是“五、五个”之义，为“五个基本类型”的排列陈述，将“五、五个”译成“五种”，系中译当时“五阶段”成见所致，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斯大林全集》下卷第446页、1985年版的《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222页均译为“五大类型”的中译，将“лять”直译为“五”，虽逊“五种”之意，又将“основных”译为了“大”，却不脱“五阶段”的模式。
②③④⑤⑥俄文原文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外文出版社(北京)1973年版第844页，分别为："при первобытно—общиномстрое"、"при рабов ладельческом строе"、"при феодальном строе"、"пр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строе"、"пр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строе"。
⑦《思想月刊》1928年第四期该文的第19页。
⑧《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一号第五五页，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文尾赘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初稿。十月二十五日改作。”“初稿”和“改作”，比1930年联合书店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早两年。
⑨《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一号第五四页。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⑩《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一号第五四页。
(11)《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一号第五四页。
(12)《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一号第五五页。
(13)《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一号第五五页。
(14)引文中的中译“读懂”的着重强调的黑体字，是所引文本中原有的。
(15)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恩格斯1884年2月16日《卡尔·考茨基》中又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提法。
(16)《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136页。句中的“античы е”为马克思原著德文“antike”的俄译，“antike”兼有“古代的”和“古希腊罗马的”双意，而在马克思这里原著中为“古希腊罗马的”之意。
(17)《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009年版第160页上为“可以看做是”。
(18)《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卷第133、134页。
参考文献：
[1]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2版)[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列宁选集(3版.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王海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