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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Engels' verdict that the two great theoretical discoveries of Marx laid the corner stone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to transform from utopian to scientific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However, that proposition can only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in some certain context. The final evaluation given by Engels to the theories of Marx is that "boast many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which will be permanently carved into the memory of science". Investigating the erected theoretical system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re are at least seven great theoretical discoveries of Marx can be found: the study approach to the rule of human society history, human labor, the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human society history,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labor humanism, surplus valu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even great theoretical discoveries bear a graded logic tie to one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ir contents, and their realization would come in a diachronically chronological sequence. Moreover, the discovery of labor plays a centric, basic and essential role among the seven.

　　关键词：great discovery；study approach；labor；polytechnic foundation；proletarian dictatorship；labor humanism

　　作者简介：宫敬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

　　第四个伟大发现：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①话虽不多，却对我们准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非常重要。政治理论研究者不能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用良好的动机代替一切，以教师爷的架势告诉人民应当如何做，或以救世主的口气命令人民如何做，而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利用自己的知识专长探讨人民所进行的创造性的社会运动，把这种社会运动中的优劣短长和利弊得失进行理论概括，并把这种理论概括告诉人民。

　　马克思是实践上述主张的典范。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社会激烈动荡，多种矛盾交织纠结。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腰缠万贯，它要在政治生活领域进行最后的决战，以期彻底清除不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凯歌行进的旧有残余；同样是工业革命的客观结果，无产阶级形成但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它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为了摆脱水深火热的生活境况，无产阶级利用结社、罢工甚至暴力革命等手段反对资产阶级。虽然结果不理想，但毕竟为自己的彻底解放积累了经验和教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首创性、政治性的社会运动进行总结，结果导致了一个伟大发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在1852年的一封信中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经历。能够证明这一点者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硝烟尚未散尽之际，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已然形成：“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③

　　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犯了不少错误，酿成许多悲剧，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是没有做到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践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专政，因为不对敌对的资产阶级反抗者进行专政，革命成果会丢掉。④但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中还有许多直到现在仍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内容，后继的实践者迫于特定的革命情势，囿于特殊的国情，也由于自身的原因，把这些内容忽略了。

　　第一，反对崇拜暴力和国家。任何专政都和暴力密不可分。人们往往忘记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暴力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马克思在比较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时说：“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在法国，迫害性的法律成百上千，阶级对立你死我活，这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⑤马克思说这番话时，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刚刚失败不到两个月，由此可见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性质问题上，并没有滑向暴力崇拜；暴力手段的非万能性质，他牢记在心。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与暴力密不可分，而且是特定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意识到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国家的有害性质，他把国家称为“魔怪”⑥。恩格斯1891年为提出国家是“魔怪”思想的《法兰西内战》写导言，具体解释马克思意义上的“魔怪”到底何谓：“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⑦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既不崇拜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也不神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

　　第二，无产阶级对敌人专政也须讲人道。这是后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如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忘记得最彻底的一个思想。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甚至倒退，与忘记马克思的相关思想有直接关系。马克思在讲到巴黎公社时说：“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是，公社会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⑧什么是“最合理”、“最人道”？“合理”和“人道”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是准确和全面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必备前提。探讨的结果或许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一点探讨者都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对敌对势力进行阶级斗争甚至实行专政时，形式和内容上的“合理”与“人道”是绝对不可突破的底线性标准。突破底线性标准的行为使专政者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和一时的快感，但与此同时埋藏下的自我毁灭性“种子”，总有一天会酿成失掉政权的悲剧，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剧变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和主要的职能是施行民主制度。恩格斯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⑨以巴黎公社为典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有哪些具体内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为我们细加梳理，结果是远比资产阶级民主更真实彻底的民主原则：“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⑩如此真实彻底的民主原则贯彻和体现于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哪有不拥护之理？可惜的是，后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在对敌对势力专政时以快、猛、狠为时尚，至于这一实践更基本和更主要的内容——施行民主原则和人道原则——则被放在了次要的或可有可无的位置。如此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实践结果，自然是问题成堆。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性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的出现，是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有限性质。在以往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解中，虽然未予充分重视但毕竟意识到其存在的是它的过渡性质，而这一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则被忘得一干二净。马克思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对旧社会遗留物实行占有时指出，这种占有会受到三个方面的限制，其一是占有对象，其二是占有主体，其三是占有主体和占有对象两者之间的关系性质。(11)马克思表达出来的思想意指何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各种国家形式中特有的国家形式，它是手段而非目的，运用这一手段时需要顾及实际的社会历史状况。各个国家各具特色的社会历史状况既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也是外在的条件性约束。苏联“消灭富农”的专政政策对生产力发展是一种伤害，此为占有主体与占有对象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合理；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状况的“一穷二白”制约中国的现代化步伐，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受到的占有对象的限制；中国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再到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显然与无产阶级专政主体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解有偏差、对当时的国情判断有失误有直接关系。苏联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沉痛教训表明，相对于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状况而言，无产阶级专政的有限性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顾及这一点，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能解决一切问题，既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相背离，也会在实践中被各种各样的限制性条件撞得“头破血流”。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虽然未列入恩格斯所说的“发现”名单，但马克思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发现。检视政治思想史，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确实处于前无古人的位置。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成为自身的必要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发现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条件充足而完备。

　　第五个伟大发现：劳动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经久不衰且亮丽无比的意识形态旗帜。从历史和现实看，西方发达国家宣扬的人道主义，除言词表达的东西外，还有更本质的东西——用政治学的术语概括是“霸权”，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揭示是“资本”，也就是资本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眼中，有资本者方为人，可享受人道主义待遇；无资本者不是人道主义一词中“人”的指称对象。

　　资本人道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源头远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后世学者赞美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这样的“人”以个性解放和才能全面发展为标志。(12)其实，最初创立这种学说的是一些文化精英，他们与社会恶魔(无良的世俗官员和教会中无恶不作的权势人物)搅混在一起，仰仗社会恶魔手中的金钱与权势出人头地。这样的文化精英精神境界并不高，当时就被指责有虚荣、放荡以及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他们像不正经的女人那样搔首弄姿地卖弄学问，尤其是“对于初则使其受宠若惊继则使其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以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祥地佛罗伦萨为例，“在当时是人类的个性发展最为丰富多彩的地方，而那些暴君们却除了他们自己和他们最亲信的人们的个性以外，不能容忍其他人的个性存在和发展。他们对于个人实行最有力的控制，甚至于建立了护照制度”，即对个人行为的严格管制。(13)

　　宗教改革运动及其以后，这种虚实并存、欺骗性与诱惑性同在的人道主义思想有了新特点。第一，它由相对于神学而来的学科性内容(历史学、语言学、文学、世俗法学等)向较为抽象的政治哲学靠近，“天赋人权”成为典型口号。第二，宗教改革运动赋予“人”以新的内容，体现“人”的活动由文化复古名义下的文化创新演变为世俗经济利益的追逐，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徒可为例证。第三，“人”的典范由文化精英变成了资本家(企业家或首席执行官)，这种“人”的一般性称谓是“经济人”。第四，“人”的感性形式的个性张扬变成了哲学味十足的概念：独立、自由和平等。第五，虽然在洛克和亚当·斯密那里，基于劳动者及其劳动而来的人道主义思想稍有闪现(14)，但很快被铜臭味十足且强劲有力的资本人道主义思想所淹没。在这里，有资本(金钱)者，才可以享有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中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马克思以特写镜头式的笔法，聚焦劳动力市场劳资双方成交的特定时刻，为我们揭示出资本人道主义的真实面目：“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它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作为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这样的买卖一旦成交，人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5)。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场景长时期内无数次地重复，结果可想而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及对劳动成果的关系中，不但不能成为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人，而且异化的程度越来越深重。

　　马克思对资本人道主义思想的猛烈批判给人造成了印象，似乎他对人道主义思想持否定态度。此种印象是误解。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谈论人道主义，极力主张人道主义思想的发扬光大。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学者的差别不在于要否坚持人道主义立场，而在于坚持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立场。与资本人道主义立场截然相反，马克思坚持的是劳动人道主义立场。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认为，“哲学要求国家是合乎人性的国家”(16)。如果说马克思此时对人性的理解还有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痕迹，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性的看法则以新的哲学分析框架为基础。“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类特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展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人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7)

　　不少人抓住马克思论述中的费尔巴哈词语便妄下结论，认为此时马克思的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者是资本人道主义，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让这种观点进入学术语境且成一家之言者中，法国的阿尔都塞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但人们忘记了，他的观点是精神疾病折磨的产物。(18)真实的情况是，在马克思一生的代表作《资本论》中，仍是信心满满地坚持貌似资本人道主义的人性论立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承认人性的客观存在，主张社会制度要无愧于和适合于人类的本性。

　　马克思意义上的“人性”、“人类本性”概念指称何谓？人们往往望文生义地看到马克思使用了“人性”、“人类本性”或“人道主义”概念便不加鉴别地认为，资本人道主义思想仍在束缚马克思。这样的结论虽然适合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需要，但与马克思真实的思想内容背道而驰。像资本人道主义思想的实际内容由资本决定一样，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内容由劳动决定，他所主张者是劳动人道主义——“它的主旨是，劳动创造世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性事实。创造的目的不是像基督教宣称的那样为了证明上帝的伟大，而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此为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前提。劳动创造世界的目的性使人与被创造的世界之间具有全面性关系：确证人的创造性本质和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人在拥有世界的前提下支配和享用这个世界。创造世界与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这四者不可分离，分离它们是剥削的本质。在阶级社会中，创造世界者获得了‘劳动神圣’的空名，但拥有、支配和享用劳动创造的世界是统治者的‘专利’。这是‘剥夺剥夺者’的天然理由，目的在于创造世界、拥有世界、支配世界和享用世界的有机统一。由此看，劳动是人道主义的客观基础，这一客观基础的判定标准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效率，而是‘合乎人类本性’。舍弃劳动的全部内容(创造、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或肢解这一内容整体性(把创造世界与拥有、支配和享用世界加以分割)的人道主义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而这恰恰是资本人道主义的实质。(20)

　　检视人类思想史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人道主义思想处于前无古人的地位。第一，以劳动为基础来看待人和定义人，框定了研究人的正确视野，使人的客体性本质、主体性本质、创造性本质和历史性本质自然而然地呈现于我们面前。第二，以劳动为基础来看待人和定义人是人学研究的全新范式。这一范式的关注焦点不是权势或资本，也不是文化精英的民粹式个性，而是历史记载中处于空白地位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状况及基于这种状况而来的生存状况。第三，以劳动为基础来看待人和定义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时间结构必不可少，人处于动态的历史演化中。把这样的历史演化及其规律揭示出来是全新的人学历史观，即劳动人学历史观。第四，以劳动为基础来看待人和定义人，其中的劳动是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凝结，这恰好做到了逻辑和历史的有机统一。这样的方法在维科和黑格尔那里有所提及和运用，但在劳动人学历史观意义上的提出和运用，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首倡者。

　　“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指的是这一理论体系符合社会历史事实，表达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这一理论体系及基于它而来的社会历史运动的主体性本质是人，具体说是受苦受难处于异化状态中的劳动者(21)；其目的也简单明了，让劳动者过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2)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一词，还有真实表达劳动者的意愿、为劳动者干实事的意味。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劳动人道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性内容。没有“劳动人道主义”这一伟大发现，社会主义同样不能由空想变为科学。

　　“七大发现”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七个伟大发现中，还有“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鉴于人们对这“两大发现”已耳熟能详，故在此不赘。这里只想叙说的是，“七大发现”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历时性关系

　　马克思的“七大发现”的共时性存在是结果，在历时性意义上它们并非同时产生。这种情况向人们提出了只有文献梳理性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七个伟大发现之间具有怎样的历时性关系？

　　研究路径的发现起步于1843年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屡涉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学，艰涩的哲学表达并未完全遮住这一学科对市民社会问题的解释力。马克思由此得知，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是此学科的代表性存在，要解答市民社会问题之谜，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一条可取的路径。

　　恩格斯1844年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刺激和鼓舞作用昭明可鉴。文章中有别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新范畴、放射出人性光辉的价值立场、与德法两国不同的社会历史事实和潜存于马克思心中未来社会理想(消灭私有制)的明确宣示，都使马克思坚定一个信念，要说清楚市民社会问题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从学科发育和社会历史事实典型性两个角度看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想地点是英国。这一过程持续了好几年，其间，除政治经济学研究外，马克思、恩格斯一道参与德国的意识形态斗争，批判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等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就行动纲领(《共产党宣言》)，直接参加1848年的欧洲革命，直到1849年8月底马克思定居伦敦，这一持续六年左右的发现过程基本完成。

　　研究路径的发现过程始终伴随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效的体现是一个更根本和更重要的发现，即劳动。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仗义执言地为普通劳动者申辩(23)；来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这种情感升华为哲学判断，“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24)。这里的着眼点是劳动者的社会基础性地位，劳动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尚未被马克思提炼成哲学的概念和判断，但离这一伟大发现靠近了一步。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发现是在1844-1846年间，代表性文献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解读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但其中的本质和核心是劳动。结合这些文献梳理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存在于马克思劳动观中的是四个具体性的伟大发现：劳动哲学本体论，政治哲学意义的劳动者主权论，劳动人道主义(劳动人学历史观)，劳动的社会制度演化论(即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些伟大发现有时被“实践”范畴所代替，有时又会被劳动的社会制度演化论所掩盖。“实践”范畴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说都不如“劳动”范畴更基础和更根本，而劳动的社会制度演化论由于仅在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层面上看问题，劳动的基础、本质和核心地位未得展示。马克思对劳动的发现是基础，基础的具体化是远比“实践”范畴和劳动的社会制度演化论更丰富和更深刻的哲学思想，况且，这才是基于文献而来的马克思思想。

　　1847年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了如下论断：“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他对这一论断的解释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5)由于批判蒲鲁东的理论逻辑约束，马克思并未详加论证上述论断及其解释，任务的完成是十年之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旧话重提，而且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考据式的研究分析，写下了《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和《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这样的专节和专章。马克思发现，劳动过程中的工艺及其演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一旦发现了这样的深层客观基础，那么，劳动工具改进导致生产方式的变迁，生产方式变迁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及其观念的变化，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说，这样的变化“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指明。

　　1848年，西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革命中创办了《新莱茵报》，恩格斯作为军事指挥员直接参加战斗，结果是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自此后，与资产阶级为敌的旧势力再也没有能力向资产阶级发起有威胁的挑战。但是，资产阶级遇到了新对手，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社会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参加了这一革命，但他们真正属意者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注意总结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提出。(26)两年后，马克思把自己的发现准确经典地表述在致魏德迈的信中(27)。后人对马克思这一发现的具体内容作了有失偏颇的理解，专政性内容变得机械、单薄和偏颇，民主性内容被忽略。偏颇性理解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实践中的走板变样，思想史与实践史的对照证明，这不能说是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过错。

　　在七个伟大发现中，发现“剩余价值”的时间最晚。在1847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未能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区分这一点是发现和说清剩余价值的关键。有感于此，恩格斯1891年为这篇长文的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说：“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28)实现这一关键性跨越的文献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区分对象性劳动和非对象性劳动的形式突出“劳动力”概念：“唯一不同于对象化劳动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换句话说，对象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如果劳动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29)资本家真正看重者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价值发挥作用的过程是剩余价值被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被资本家用工资与劳动者相交换时虚假的公正自由外观掩藏起来。马克思发现了外观背后的秘密，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剩余价值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等价物，按其规定来说，只是价值同它自身的等同。所以，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达如下：如果工人只需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生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天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30)

　　(二)逻辑上的层次关系

　　马克思实现七个伟大发现的结果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研究路径作为独立的理论因素隐退其后，人们所见到的是英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例证。其他六个伟大发现各自相对独立地存在于这一思想体系中，相互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逻辑关联。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看问题，历史是逻辑的客观基础，逻辑是历史的理论凝结。理论凝结的整体性存在中包含逻辑层次关系。

　　第一，在既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释中，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论未受重视，科学技术因素只是作为潜在生产力被提及。至于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过程的工艺学层面和这一层面对生产力及其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则被作了虚无化处理。这样的处理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相冲突，马克思伟大发现性的思想被淹没于生产力决定论的笼统表述中。马克思原生态思想中的情况与此相反，工艺是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在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它处于基础性因而是决定性的地位。它的变化导致生产力整体性质的变化，它是社会历史经验意义上最基础的部分。要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关注和研究工艺是首要的任务。它处于相对独立的层次，发挥相对独立的作用。这样的层次和作用表明，理解和把握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是承认和研究工艺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历史前提的意义上说，工艺是经验性和基础性内容，只有把这一内容揭示出来并指明其真实的社会历史效应，才是马克思文献中原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二，在既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虽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受到了重视，但人们未继续追问：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辩证运动的客观基础在哪里？这种状况的出现或许与一个假定有关，它的客观基础是社会。这样的假定与马克思文献中原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冲突。说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辩证运动起源于社会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起源之处是劳动。生产关系是劳动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制度性安排，安排的目的是规范特定社会历史性质的劳动，使这种劳动服务于制度性安排的设计者。在这一前提有保障的情况下，劳动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计者才会想到让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如果说生产力指涉的是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生产关系所规范者则是劳动过程中人(劳动者)与人(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的关系之间有一种层次关系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工艺学)为基础。最后一种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马克思正是发现了这一点并把它揭示出来，才使得以往是历史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学领域建基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使社会历史变迁的起源能“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加以指明。

　　第三，在历史中先后有四种劳动制度发挥作用。原始社会中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为一，此时的劳动者并未受到压迫和剥削。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和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与此相反，他们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环境中从事劳动，这种劳动的性质明显可见，劳动者在超经济强制下遭受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有了新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政治法律制度规定高尚诱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在法律和人格上处于平等地位，劳动者像资本家一样是独立、自由和相互之间关系平等的人。这种制度环境中的劳动者遭受压迫和剥削吗？马克思对劳动者的伟大贡献是明确指出，劳动者政治法律制度规定中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只是外观，外观背后的实质仍是压迫和剥削。这种压迫和剥削的隐蔽之处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以工资名义购买的劳动力是独特商品，这种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价值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价值增殖。超过工资额的增殖部分被生产资料所有者无偿占有，这便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理论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使种种为资本家剥削行径辩护的说辞原形毕露，遭受剥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仍然无法摆脱的厄运。剩余价值理论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理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质和内在矛盾，这一社会终究会被新的社会历史形态所代替。剩余价值理论的多重学科属性使自身具有了其他理论无法获得的优势。它能从根本上说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点，又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生产关系层面上的经验基础。这种经验基础的揭示，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客观事实依据。

　　第四，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此处的“经济”指称三种内容。首先是工艺学层面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水平；其次是以工艺学指称对象为客观基础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水平；最后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水平。这三种经济性内容必然导致特定的政治后果，也以特定的政治制度性安排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性安排的外观是人的独立、自由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但实际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相反，劳动者是世界的创造者，他们当然对这种世界具有所有权，而实际情况是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告诉我们，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应然的状态相悖谬，劳动者既然是物质生活世界的创造者，那么，在政治法律制度性安排的意义上，他们也应当具有所有权。不仅如此，劳动者除自身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只是政治法律性制度安排的结果，劳动者也应具有政治法律性制度安排的权利。两种权利的结合为一才是完整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用概念表述这样的内容，就是劳动者主权论。马克思把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劳动者主权论提升为崭新的国家形式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第五，根据马克思文献中对人类社会历史基础的看法，检视马克思基于劳动定义人的基本思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劳动人道主义或叫劳动人学历史观。它指涉的内容属思想意识范围。从社会历史层次论的角度看问题，劳动人道主义离经济生活很远；就其实质而言，它恰好是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历史的拨乱反正和当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劳动是人和社会历史双重意义上的客观基础，包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内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总是有意忽略这一点甚至否认这一点，处于“聚光灯”下被“特写”的是军人、政治家、宗教人士或资本家。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真正的历史主体重见天日。在真实的历史中，劳动者才是创造历史并推动其发展的英雄。劳动者首先是人，用劳动者的劳动规定人及其历史，看待和评价人及其历史，所得到者是劳动人道主义，它的历史学表述是劳动人学历史观。

　　第六，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层客观基础——工艺学，到劳动人道主义这种观念层面，在抽象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有一个根本性因素始终处于基础地位并发挥核心作用——劳动。用始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衡量(31)，马克思围绕劳动而来的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看法，实际是人类思想上的全新哲学本体论，即劳动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并未明确指出自己的劳动观就是劳动哲学本体论，但把他有关劳动的思想加以梳理和综合便可发现，马克思文献中存在劳动哲学本体论思想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从基于经验事实而来的归纳角度看问题，劳动哲学本体论抽象层次最高，处于理论内容的最上端；从理论形态存在的角度看问题，劳动哲学本体论又处于最底层，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其他理论因素都基于它而来，以它为自己的哲学依据。劳动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思想体系最精华性的逻辑凝结。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66页。

　　④⑤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07、611、198、111、198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11—112、2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0—581页。

　　(12)[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埋藏的文化》，第280、133页，何新译，马香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3)[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埋藏的文化》，第39—40、273、10页。

　　(1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第59页，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2、72页，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4、205页，人民出版社，200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185—186页。

　　(18)宫敬才：《“阿尔都塞问题”与“人学公式”的误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2)。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929页。

　　(20)宫敬才：《马克思劳动人道主义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1)。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0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00—10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60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6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2页。

　　(29)(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0、285—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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