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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刘、祝莉萍

【作者简介】胡刘，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祝莉萍，西南大学哲学系。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862( 2011) 04- 0016- 08

　　马克思晚年笔记主要包括研究世界史的四册“历史学笔记”[ 1] 与研究古代社会史的五本“古代社会史笔记”[ 2] , 是了解马克思晚年探索的理论旨趣与哲学意蕴的一笔重要财富。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旨趣与哲学意蕴的看法大致有四类观点: 第一类是研究重心转移论。这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在晚年将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转移到了对前资本主义和原始公社的研究, 从对西方的研究转移到了对东方社会的研究, 从而在历史观上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单线论”转向了“多线论”, 进而“修正”或“完善”了以前的“五大社会形态学说”。第二类是人道主义兴趣回归论。这种观点首先由劳伦斯•克拉德提出, 他认为, 马克思晚年重新回到了以1844年“手稿”为出发点的哲学人类(本) 学, 把人道主义作为了自身学说的中心线索。第三类是困惑超越论。这种观点认为, 马克思晚年因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而对唯物史观产生了困惑, 因此试图重新研究人类历史、特别是古代社会史以及东方民族史来“超越”唯物史观。第四类是唯物史观创新论。这种观点认为, 晚年探索是为了在唯物史观基础上, 继续研究以前未系统研究过的原始公社以及其他各种特殊的社会形式, 从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发展道路做新的系统阐释。这四类观点对激发人们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失误: 未从马克思的著述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的高度来解读晚年笔记, 以至于未看到其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及其与《资本论》创作的紧密关系, 从而仅局限于从具体研究对象以及个别结论来看待其理论旨趣与哲学意蕴。质言之, 四种观点都不同程度地误读了马克思的晚年笔记, 而且争论的存在也说明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 晚年笔记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旨趣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旨趣必须透过其丰富的内容来了解。

　　《历史学笔记》主要是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历史史料的摘录、编排和评述。其内容编排遵循了两大原则: 第一, 按照历史时序, 即从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顺序对有价值的历史实证资料进行摘录、编排。第二, 按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际过程进行编排, 即, 第1册主要研究各民族相对独立和封闭发展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相互交往的情况; 第2册主要研究因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制度衰落引起的历史事件; 第3、4册主要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发生在国内以及国际间的矛盾, 并特别关注了俄国的发展状况和英国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也就表明, 《历史学笔记》的理论主题主要在于追溯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及其在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具体表现。

　　《古代社会史笔记》主要对研究古代原始公社以及现存农村公社的著作做了详尽摘录和研究, 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 对现存农村公社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预测。在摘录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时, 马克思首先考察了现存农村公社兼具公有制和私有制成分的“二重性”特征, 并认为这种二重性特征决定着它可能的两种历史命运: 一是因私有制战胜公有制而导致公社解体, 一是因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而使公社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机体, 但是, 其最终结果只能由公社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共同决定。

　　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及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草稿中,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与前景做了更系统的阐述。首先, 马克思肯定和分析了俄国公社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他指出: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 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3 ] 因为,作为古代公社“最近的类型”[ 4] 的俄国农村公社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特征: 既具有继续巩固的基础, 又具备走向解体的条件。因此, “‘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 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 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 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 但是, 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 这里所谓的“历史环境”, 主要是指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及其与公社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 俄国公社在世界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并形成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下, 就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其次, 马克思揭示了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难度及其解决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 俄国公社只有借助于革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冲击。“要挽救俄国公社, 就必须有俄国革命。”[6] 而且, “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 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的自由发展, 那么, 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7] 也就是说,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 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 简言之, 俄国公社实现“跨越”的关键在于, 其自身发展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能形成有机配合。

　　第二, 关于农村公社的共同点与差异的分析。在对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摘录中, 马克思充分利用其所提供的各地区原始公社的材料, 对各种公社进行比较研究, 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各大洲现存的农村公社具有不同于古代原始公社的新特征, 即“二重性”, 但它们是由自发产生的社会关系及血缘亲属关系和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决定的古代原始公社演变而来的, 而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古代公社的两种社会关系及其变种的影响, 以至于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古代公社的痕迹。

　　马克思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录、整理和说明, 进一步揭示了农村公社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各地区农村公社具体演变形式和发展状况的差异。首先, 马克思在肯定摩尔根著作正面价值的同时,将其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产生的结构, 改造成了从生产技术的发展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的结构。其次, 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以下观点: 所有古代原始社会都是建立在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的基础之上的; 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专偶制家庭、阶级和国家的产生以及氏族制度的灭亡。再次, 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中的问题做了进一步说明, 对某些论点做了纠正、发挥和补充。例如, 将摩尔根把取火当做人类早期主要发明的观点, 纠正为一切与取火有关的东西都是主要发明的观点[ 9] ; 否定了摩尔根关于人类已达到“绝对控制”食物的说法[ 10] ; 对摩尔根的亲属制度、亲属称谓落后于亲属关系的原理做了更深刻的概括, 得出了“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都落后于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的观点[ 11] ; 深刻剖析了专偶制家庭的起源和性质[ 12] , 阐明了从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的原因和意义[ 13 ] 。由此, 马克思不仅阐明了原始公社演变的一般规律, 而且还充分揭示了各地区原始农村公社具体演变形式和发展状况的差异, 从而为说明不同公社的命运和前景以及各地区资本主义殖民情况的差异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 反对套用西欧农村公社的发展模式来说明其他地区农村公社的发展。针对柯瓦列夫斯基把印度在苏丹统治时期和大莫卧儿帝国时期土地的“公职承包制”视为“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的做法,马克思指出：“别的不说, 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 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 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因为, “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 就是说, 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 ”同时,也不存在土地的世袭司法权, 等等[ 14] 。实际上, 印度的集权君主制国家职能是由农村公社的职能逐渐演变而来的[ 15] , 从而阻碍了它向西欧封建制度的演变[ 16] 。针对菲尔把西欧的封建概念强加在亚洲社会形式之上, 马克思批评道: “这头驴子还认为什么都是在个体家庭的基础上产生的”[17] , 因而“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18] 。针对梅恩把印度父权制家庭看做社会的原始形式并否认氏族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不仅指出其知识性错误, 而且还揭穿了他从法律上为英国殖民主义辩护的企图, 从而深刻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法学家的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观, 论述了国家的起源、阶级性质以及必然消亡的问题, 驳斥了资产阶级抽象的人性观, 并从世界历史角度深刻概括了人的历史发展和人性的具体社会内容。同时, 马克思还分析和批评了拉伯克在原始家庭形式和婚姻关系演变以及宗教的起源问题上的许多资产阶级偏见。这样, 马克思也就否定了把现存农村公社的未来发展前景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由上可见,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蕴含着两个鲜明的、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意识: 一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过程及其在不同民族、地区或国家的表现做历史的实证考察; 二是具体探寻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特别是现存农村公社或落后地区在由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中的命运与前景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具体影响。这两个问题的解决, 是进一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以及系统揭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与发展趋势的重要条件。而这也就表明, 结合具体的历史实证材料从历史哲学的高度解答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即继续深化《资本论》的创作, 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旨趣。

　　第一, 该理论旨趣是由写作晚年笔记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始终是与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晚年的探索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以后, 西欧资本主义渡过了革命危机, 步入了加速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掠夺的时期。对于长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的马克思来说, 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及其对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影响加以密切关注。与此同时, 马克思的学说在一些带有宗法制社会遗存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传统的东方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 并开始成为这些地区的先进分子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的指针, 以至于东方的一些先进学者和革命家也不断与马克思通信讨论本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另外, 东方国家的土地制度改革与反抗资本主义殖民的革命, 也向马克思提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 即如何认识各种现存农村公社甚至原始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中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景, 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反作用。可以说, 正是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促使马克思写就了晚年笔记。因此, 马克思的晚年探索, 既不是研究重心的转移, 也不是回归人道主义或超越唯物史观以及对唯物史观进行修补、完善或创新, 而是结合历史实证材料从哲学高度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过程及其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第二, 该理论旨趣是由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决定的。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 既不同于思辨历史哲学家逻辑地演绎历史的方法, 也不同于实证历史学家经验地罗列历史资料的方法, 而是逻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的统一。所谓逻辑的研究方法, 就是把对“现在”的正确理解作为理解“过去”和预测“未来”的逻辑前提, 即把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纳入到“资本批判”的视域中, 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为“历史考察之点”, 通过逆向追溯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规律,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征兆”而预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方法, 亦即“从后思索方法”[19] 与“征兆预测方法”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 不仅“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20] , 而且“人体”即“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包含着自身“被扬弃之点”, “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 变异的运动”[ 21] 。而所谓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 就是运用已得到证实的历史材料对所要考察的社会历史形态进行分析说明的方法。马克思曾指出, “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22] 。因为, “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23] 而且, 在人类历史中,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因而不应当把“人体”与“猴体”简单等同起来, 而是必须做“猴体解剖”, 从而了解猴体向人体演变的过程。马克思说: “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 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4 ] 马克思晚年笔记对一系列问题的说明, 就是对这两种方法的具体运用。而这也就表明,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是为继续深化《资本论》创作而准备的材料。

　　二 晚年笔记与《资本论》创作的关系

　　从表面看, 马克思晚年似乎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 但从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25] 的角度看, 其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26] 。

　　第一, 晚年笔记是继续深化《资本论》创作的准备资料。如前所述, 《历史学笔记》的理论主题是追溯资本主义的历史发生过程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 即为讨论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及其具体表现准备的历史资料。这在第4 册笔记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因为, 其中对俄国史和英国史、特别是“英国原始积累”史料的摘录, 显然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已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有关“原始积累”

　　的内容。而且, 这一点通过《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 对《资本论》第1 卷“原始积累”一章“只不过是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27] 的说明, 得到了进一步佐证。

　　其实, 马克思在致丹尼尔逊的一系列书信中已表明了他为继续深化《资本论》创作而准备材料的观点。他在1881年12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我想尽快地完成第2卷……我现在特别想完成它, 以献给我的妻子”[28] 。这就表明, 他晚年不仅没有放弃《资本论》的写作, 而且希望尽快完成这一著作, 特别是第2卷的写作。同时, 马克思还交代过他未能最终实现这一计划的两个客观原因: 一方面是在某些问题的阐述上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文献。针对《资本论》第1卷的俄文版译者洛帕廷误传《资本论》第2卷写作已经完成的消息, 他在1871年6月3日的信中指出: “说到续写我的著作, 我们的朋友的消息是出于误会。我曾认为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而且到目前为止, 我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文献, 不过这些文献最终会从合众国寄来的……”[ 29] 。这里所谓的“必要的文献”不仅包括有关资本主义在美国发展情况的资料, 而且也包括有关俄国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文献。因为, “在《资本论》第2卷关于土地所有制那一篇中, 我打算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30] 。马克思之所以要研究俄国土地所有制形式, 是因为《资本论》后两卷特别是第2卷涉及到地租问题, 而俄国土地所有制形式则是研究地租问题的典型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地租这一篇中, 俄国应该起到在第1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所以,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 在70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

　　国1861年􀀁改革􀀁 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曾经按原文进

　　行了多年的研究􀀁。[ 31] 马克思也曾指出: “我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 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32] 可见, 马克思晚年笔记实际上是为深化《资本论》的创作所准备的材料。

　　另一方面或者更主要的原因, 是马克思所谓“机密”的发生。马克思在1879年4月10日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你(这完全是机密), 据我从德国得到消息说, 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格, 我的第2卷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 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 而且我还应当承认, 它没有使我感到气愤”[ 33 ] 。这里所说的“机密”不仅是指当时德国出版制度不允许《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 而且还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 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笔者注) 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 我决不出版第2卷”[ 34] ; “第二, 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 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 , 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 我的医生警告我, 要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 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 那时我时常头晕, 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35] 也就是说,马克思只是因客观形势的发展、问题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入以及病魔缠身, 才未能及时出版《资本论》第2卷。而这就进一步表明, 晚年笔记是深化《资本论》创作的准备资料。

　　第二, “资本批判”构成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视域。马克思毕其一生心血专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 “资本批判”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 不仅是马克思早年、中年探索的主题和视域, 而且也是其晚年探索的主题和视域。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著述之所以构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就在于他从未离开过“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历史学笔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史及其具体表现的追溯, “古代社会史笔记”对古代社会的演变和现存原始公社在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中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及其反作用的拷问, 不仅充分说明马克思晚年笔记是“资本批判”课题的继续, 而且也充分说明“资本批判”仍然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理论视域。

　　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晚年笔记体现出如下方法论特征: 把对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与现存农村公社发展的审视, 纳入到对资本所开创和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研究之中, 即不是从现存农村公社本身的情况来推论其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 而是从现存农村公社自身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联来探寻前者未来的发展前景和道路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马克思这样做的客观原因在于: 现存农村公社是考察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中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与前景以及资本主义殖民的障碍的“活化石”。因此, 在“资本批判”的视域中解剖这些“活化石”, 既能够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及其具体表现, 又能够探明现存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殖民运动中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 从而更具体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趋势及具体道路。

　　在马克思看来, 以“资本批判”的视域来解剖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现存农村公社发展过程的合理性在于: ( 1) 前资本主义社会, 特别是现存农村公社作为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并存的落后社会形式, 其内在构成形式和特点往往以“残片”、“因素”的形式体现在后者之中, 同时在前者那里作为征兆的东西在后者那里已经发育成熟。因此, 只有把对前者的实证考察纳入到对后者的批判分析中, 才能够达到对前者的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 2) 在现代历史条件下, 后者的历史优势既可以成为前者发展的积极因素, 也可能是导致前者从属于后者的根源。因此, 只有通过对后者的批判分析, 才能洞悉前者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前景。( 3) 前资本主义社会, 特别是现存农村公社因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而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形, 同时资产阶级学者又对这些社会形态的内在构成形式肆意地做了歪曲和虚构, 因此只有在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前提下, 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在摘录人们关于现存农村公社的一些有价值的实证考察资料时, 总是会对现存农村公社因西欧殖民扩张而发生的变形发表自己的见解, 并对一切站在西欧殖民主义立场歪曲现存农村公社的学者展开批判。

　　综上所述,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创作是相辅相成、联成一体的关系。可以说, 马克思离开“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 就不可能对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和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做出科学认识; 而离开对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和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深入考察, 对资本所开创与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也很难走向深刻。

　　三 晚年笔记的历史哲学意蕴

　　从“资本批判”的视域看,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包含着深层次的历史哲学意蕴。它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史及其具体表现、对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变及现存农村公社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考察, 不仅充分突显了马克思对“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拒斥和批判态度, 而且借此明确了自身历史哲学的适用范围与历史界限, 从而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超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理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就已表明过他对历史的哲学考察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根本区别: “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一旦“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因而他“决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36 ] , 因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而马克思晚年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严厉批评[ 37] , 更是为了防止别人把他创立的唯物史观“揣测”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

　　在《资本论》创作之初, 马克思就曾揭示了思辨哲学家玩弄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在马克思看来, 思辨哲学家玩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根源于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做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 生产形式”[ 38] 的观点, 作为历史考察的逻辑前提这种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因为, 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永恒的、天然合理的社会形态, 就意味着把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看做永恒的、固定的范畴, 并用这种范畴去剪裁和规定一切社会历史形式。这种历史哲学, 不仅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展开自我批判, 而且往往会以贬低以前社会历史形式的方式来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马克思指出, 思辨历史学家们“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 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做片面理解”[ 39] 。这就是思辨历史哲学家玩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马克思晚年在考察农村公社时发现, 菲尔、梅恩以及拉伯克等人对现存农村公社的偏见都是由于不同程度地玩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说: “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的热心帮手, 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 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 碰到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笔者注) 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 ”[ 40 ] 。因此, 要破除在考察前资本主义社会时人们玩弄的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系统的分析批判。因为, “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 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41] 可见, 马克思晚年以“资本批判”为理论视域, 并结合具体历史资料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生史以及原始社会的演变和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 就蕴含着具体地破除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的深意。

　　首先, 马克思晚年通过明确自身历史哲学的适用范围和历史界限, 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一方面, 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密切关系。针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误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马克思指出: “关于原始积累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42 ] , “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理由很简单, 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我过去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做的详细阐明。”[ 43] 由此, 马克思也就明确了自身历史哲学的历史界限和适应范围。另一方面, 强调了他对现存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的预测和对现存农村公社的特点及其历史环境的分析的内在关联。在晚年笔记中, 马克思不仅反对把现存农村公社与古代原始公社简单等同起来, 而且反对把世界不同地区的农村公社简单等同起来。他反对套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来探讨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 转而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势与东方农村公社的特点来具体探索后者的发展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言: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学习了俄文, 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 44 ] 由此, 马克思也就与有些人将西欧历史发展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东方落后国家的“超历史”戏法划清了界限。

　　其次, 马克思通过把现存农村公社的构成形式及其历史命运放到“资本批判”视域中审视, 彻底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 对现存古代社会构成形式的正确认识,确实需要对其进行实证考察, 但是对其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发展命运的把握, 却不能离开“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因为, 在现代历史条件下, 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优势”, 而且它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认识论上的优势。关于这一点, 马克思曾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 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 人们就惊奇地发现, 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露出自己的痕迹。”[ 45]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发育最成熟、最完善的社会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 才能认清与它同时并存的一切现存古老社会形态的构成形式及其历史命运与发展前景。所以, 马克思在考察俄国农村公社时,总是联系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造成的历史环境来揭示其未来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同时, 马克思还注意到, 不能把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发展趋势混同于各个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因为,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 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只有将每一个事变与它得以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分析, 才可能找到理解具体历史现象的钥匙。而且, 在运用这把钥匙来理解具体的历史现象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 否则就会变成没有任何价值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马克思说: “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 那是永远也达不到目的的, 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46] 可见, 马克思由此既彻底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 超历史􀀁 戏法, 也实现了对自身历史哲学的自律。

　　综上所述,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不仅深化了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 而且彻底破除了一般历史哲学的“超历史”戏法, 即通过明确历史哲学的适用范围与历史界限而实现了对其自身历史哲学的自律。这就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所蕴含的历史哲学意蕴。

　　注 释

　　[ 1]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按照编年顺序摘录了从公元前1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写了四册笔记。恩格斯后来将这份手稿整理和命名为《编年摘录》。1992 年, 中国红旗出版社以《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为名将其翻译出版。

　　[ 2]马克思晚年收集、阅读、研究了各种研究古代原始社会形态和现存农村公社的实际材料和有关学术著作, 写成了5本笔记: 《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 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 (第1 册, 1879年莫斯科版) 一书摘要》、《路易•亨•摩尔根<古代社会>( 1877年伦敦版) 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 1880年) 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 ( 1875年伦敦版) 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 1870年伦敦版) 一书摘要》 ( 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人民出版社, 1996。) 这些笔记, 被学者们分别冠之以“人类学笔记”“民族学笔记”以及“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等称谓。人民出版社1996年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书名将其汇集出版。“人类学笔记”和“民族学笔记”首先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提出, 后为东西方学者一直沿用;“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是由我国学者王东先生提出的(参见王东、刘军: 《“人类学笔记”还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为马克思晚年笔记正名》, 《哲学研究》2004年第2 期); 有的学者只是将《古代社会史笔记》称之为马克思晚年笔记(参见黄楠森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第122页)。我认为, 应将其“历史学笔记”一并纳入晚年笔记的范围, 因为, 两者不仅是在同一时期写就的, 而且有共同的问题意识。

　　[ 3] [ 4] [ 5] [ 6] [ 7] [ 24] [ 27] [ 40] [ 42] [ 43] [ 44] [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340页; 第765页; 第765页; 第770页; 第773 页; 第342 页; 第340 - 341页; 第772页; 第340- 341 页; 第341页; 第340页; 第342页。

　　[ 8] [ 22] [ 23] [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251 页; 第73 - 74 页; 第163 页;第73- 74页。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人民出版社, 1996, 第173页; 第126页; 第148页; 第160- 161页; 第262- 264页; 第78页; 第42页; 第68页; 第429页; 第385页。

　　[ 19]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75, 第92页。

　　[ 20] [ 39] [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23页; 第23- 24页; 第24页。

　　[ 21] [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上), 人民出版社, 1979, 第458页; 第457页。

　　[25] 马克思指出: “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 它们却有一个长处, 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人民出版社, 1976, 第196页。)

　　[26]冯景源教授指出: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 《人类学笔记》研究的终点(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 正是《历史学笔记》研究的起点(古罗马奴隶社会); 《历史学笔记》研究的终点( 英国原始积累), 正是《资本论》研究的起点。见冯景源: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第230- 231页。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人民出版社, 1971, 第238页。

　　[ 29] [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 人民出版社, 1973, 第230页; 第549页。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第11页。

　　[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第672- 673页。

　　[ 33] [ 34] [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第344- 345页; 第345页; 第347页。

　　[ 37] 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做了如下批评: “他这样做, 会给我过多的荣誉, 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第341- 342页。

　　[ 45]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人民出版社, 1976, 第258页。

　　来源：《哲学动态》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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