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马克思主义 >> 国外马克思主义
货币权力体系的发展与当代历史进程 ——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
2019年07月22日 10:14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鲁品越 字号
关键词:货币权力;权力体系;配置资源;市场经济

内容摘要:二者的根本差别是什么?资本化的货币权力体系对当代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怎样的货币权力体系?这一系列围绕资本权力和货币权力的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和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重要课题。货币权力出现之后,“卖”于是成为提取商品中的价值、获得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由此获得市场权力的行为,而“买”则是行使货币权力以配置资源的过程。三、资本主义货币权力体系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与矛盾▲: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理解了货币权力本质及其来源,以及货币权力体系是如何形成的。第一个巨变是对国家内部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这就是日益膨胀的资本权力结构的兴起与封建等级权力的退位,进而建立了代表竞争性资本集团利益的竞争性多党民主政治制度。

关键词:货币权力;权力体系;配置资源;市场经济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鲁品越,男,1949年生,安徽人,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思想理论教育名师。1992年起历任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教授,1994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著作9部,译作2部,主要著作《深层生成论》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教育部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鲜活的资本论》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获上海市、江苏省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8年第201812期 第19-28页

  期刊名称: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复印期号: 2019年03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使用货币配置资源,二者的根本差别是什么?资本化的货币权力体系对当代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建立怎样的货币权力体系?这一系列围绕资本权力和货币权力的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和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重要课题。就此类问题我们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鲁品越,他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通过货币权力体系的历史发展解释当代社会历史进程,系统地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权力的本质与来源的思想

  ▲(采访者简称▲,下同):鲁老师您好!作为《资本论》研究者,您为什么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经济权力思想,特别是货币权力与资本权力思想呢?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这是因为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重要区别之所在,也是《资本论》的主旨之所在。西方微观经济学自称是关于人们如何用有限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论,由此建立了一系列关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模型。这种理论定位本身就决定了它的根本缺点:不理解人们追求的经济利益必须以他们拥有的支配资源的权力为前提。实际上,任何人只能在他拥有的支配资源的权力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选择的利益(不一定是个人利益,也包括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等),所以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任务首先应当是分析这种配置资源的权力。西方经济学正因为看不见这一根本前提,因而掩盖了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基础的经济权力所产生的人对人的支配关系,错误地将占有生产资料而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力的资本家,与被资本所支配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平等”地作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由此建立了一套关于人们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并据此来断言商品的价格是各方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帕累托均衡”。这就掩盖了经济权力决定人们经济利益的最基本的客观经济事实。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产权理论,也只是强调物的产权的归属,而没有看到物的产权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例如生产资料的产权背后的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就是说,西方微观经济学只研究市场交易过程及其结果,而没有研究在这些市场交易背后,产生与决定这种市场交易的错综复杂的人支配人的社会关系;只研究作为市场交易结果的价格,而不研究作为这些价格的来源的由生产过程创造的价值。总之,西方微观经济学只研究现象与结果,而不研究产生这些现象与结果的本质与过程。因此称西方经济学为肤浅的“庸俗经济学”,并不为过。当然,如果撇开深层的社会经济权力关系与价值的生产过程,我们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现象上(如价格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价值。

  真正深刻的经济学理论是研究配置资源的经济权力的运行规律的科学,因此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权力”与政治学密切相关,但不同于政治学中的“政治权力”,因为它只研究配置资源以进行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的经济权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性与正确性,正是通过劳动二重性原理,揭示了经济权力是如何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指出了货币权力的本质与来源,进而指出了资本权力的来源与本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经济政治权力的本质与来源。所以,抓住劳动价值与货币权力这个根,就能够从根本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

  ▲:既然经济学首先应当研究配置资源的经济权力的运行规律,那么配置资源的经济权力包括哪些?《资本论》所研究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又是什么呢?

  ●: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本质所在就是用怎样的社会权力体系来配置资源。纵观历史,我们发现配置资源的权力有三种。一是伦理精神权力,它通过人们的伦理情感作为配置资源的准则。原始氏族社会的经济制度正是由这种权力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这种配置资源的权力的一些遗存形态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今天的传统家庭可以说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活化石,其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依靠伦理精神权力。当代宗教团体与慈善事业也拥有这种配置资源的权力,这就是所谓配置财富的“第三只手”。

  二是有组织的政令权力,它通过命令形式来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历史上等级制社会的经济制度正是由这种权力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制度。计划经济体制也按照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但其本质上不同于等级社会:其配置资源的目的不是供统治阶级享受,而是组织社会资源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仍然广泛使用命令配置资源:不仅政府用政治权力配置资源以生产公共产品,而且所有企业的内部也使用命令来配置资源。

  三是市场权力,它通过货币形式,通过自由交易对资源进行配置。在当代社会经济结构中,货币权力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配置资源的权力。我们说市场决定资本配置,实质上就是用货币权力决定资源配置。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货币权力是上述三种配置资源的经济权力中最基本的权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的政治权力,以及各种宗教、文化、慈善事业配置资源的权力,是通过纳税与捐赠才得以产生的,因而归根到底来源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权力,并且最后仍然需要通过货币(如政府拨款)来配置资源。因此,必须先搞清楚货币权力的来源及其本质,才能理解当代配置资源的其他权力的本质与来源。

  《资本论》通过揭示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货币权力,以及由货币权力转化而来的资本权力,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进而以此为基础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货币权力”是马克思的重要发现,贯穿于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可以随手拈来:“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①。《资本论》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展示了货币权力的本质,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权力的来源和本质。不理解货币权力,就无法理解资本权力,因而就无法理解《资本论》。

  ▲:那么作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货币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呢?也就是说,作为人们公认的交易符号的货币,为什么会获得配置资源的权力?

  ●:这是个巨大的理论之谜。有人说,货币之所以能够支配社会资源,是因为它是全社会约定的公认的交换价值符号。这种回答不彻底:这种社会公认的交换价值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解开这个难题,而其谜底正是劳动二重性,货币权力来自由活劳动创造的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首创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劳动首先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然物质过程,此即“具体劳动”;而在社会分工条件下,那种为他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劳动,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价值”,此即“抽象劳动”。之所以“抽象”,因为它所生产的社会关系不像使用价值那么具体可见,而是无形的社会关系。

  而这种无形的价值必须通过有形的载体才能存在,于是不同的有形载体形成了无形“价值”的不同形态。价值最初的形态可称为“价值的原生态”,其载体就是与该价值同时被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价值的第二种形态是“交换价值”形态:A商品与B商品进行物物交换,于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脱离了原来使用价值载体,而以它的对立面——交换对象的使用价值为载体。于是,原来存在于两种商品内部的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价值,现在通过物与物的相互关系——两种使用价值的比率表现出来。价值的第三种存在形态则是货币。货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一般等价物,即价值的普遍的量化符号。在买卖过程中,商品内部的劳动价值脱离了原有的产品载体,而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为载体。货币具有各种形式,但无论怎样的形式,都必须是价值的符号,因而能够代表其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否则就不能成为货币。那么,这种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何以具有配置资源的权力呢?

  原来,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本来就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即劳动者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对他人的生活的作用与意义,其实质是通过劳动创造商品的人对人的价值;二是他人因此而产生的对此劳动的依赖性,由此形成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因为他人想要获得此劳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必须要为对方劳动。比如,粮农生产出10公斤大米中凝结的劳动价值,既是粮农的劳动对社会上他人的生命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上他人需要依赖粮农的劳动,大米中的价值也就成了粮农要求他人为其提供劳动产品的权力。“价值”与“权力”于是成为不可分离的孪生子。

  而价值在其原生态中,这种权力还处于潜伏状态。到了价值的交换价值状态,这种权力表现出来了:粮农用自己凝结在大米中的价值具有要求养猪者为其劳动的权力——生产出一定数量的猪肉。但是这种权力被来自反向的权力抵消了,因为养猪者同样可以用自己凝结在猪肉中的价值支配对方劳动。这两种权力相互抵消而隐匿了。货币使买和卖分离而使这种权力游离出来:人们卖出商品,可以在任意长的时间内不购买任何商品,于是在从卖到买的过渡期内,价值以货币形式存在。这时价值中的含有的权力暂且存在于货币之中,构成了货币权力。一旦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这种权力便表现出来:现实地配置资源,即支配他人进行劳动。于是货币成为市场权力的现实形式,市场于是成为货币权力配置资源的制度设置。

  货币权力出现之后,“卖”于是成为提取商品中的价值、获得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由此获得市场权力的行为,而“买”则是行使货币权力以配置资源的过程。货币既是人们为他人服务的劳动的社会价值的体现,也是人们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的符号。

  ▲:这就是说,货币权力来源于它所负载的劳动价值。但有人会问:现代主权货币的发行量并不由社会的劳动价值量来确定,而且它自身只是作为印刷品的纸币,100美元纸币内部凝结的劳动价值只有6美分,甚至是无纸的电子数字符号,它也负载着劳动价值吗?

  ●:纸币所含劳动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纸币具有它所标识的劳动价值吗?这的确是个难题。很多人由此怀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这一理论至多只适用于金属货币时代,纸币不再是价值的符号,而只是与劳动价值无关的“信用”符号。这是错误的观点。货币的确是“信用符号”,但这个“信用”的基础恰恰在于能够确保它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否则无“信用”可言。这是因为:货币除了是“价值”的符号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经济学意义,而所谓“价值”只能是劳动价值。那么,货币所代表的劳动价值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所拥有的价值直接就是生产货币所耗费的抽象劳动。这种货币的信用基础直接就是生产货币的劳动价值本身。检验信用的标准是金属货币本身的质地——硬度、色泽、重量等物理性质。在金本位货币时代,货币实质上是金银代用券,所以货币代表的价值就是它所替代的金属货币的价值。这种货币的信用基础是自由兑换:货币可以按照事先承诺的固定比价自由兑换成它所代表的金属货币,因而其信用归根到底来源于金属货币本身的劳动价值。一旦不能按照事先承诺的固定比价进行自由兑换,金本位的信用基础就走向崩溃。

  而在主权货币时代,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由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主权作为信用。这种主权信用的基础是什么呢?仍然是社会劳动价值。因此,一定要确保这种货币能够在其流通过程中吸收社会的劳动价值,这正是主权信用的意义所在。美国使用国家主权发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的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印制钞票,这时作为劳动产品的钞票本身凝结的劳动价值大约只有6美分(制作成本)。这时这张钞票还不是真正的货币。要使它成为真正的货币,必须使它获得100美元的价值。为此需要进行第二步:把它投放到社会经济系统中,由劳动者(比如某家工厂的工人)将其产品卖出去,以换取这张100美元钞票。这时,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价值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而通过这张100美元的钞票表现出来。于是拿到产品卖方手中的这张钞票,就不再仅仅是个印刷品了,而是产品中的劳动价值的符号化载体,其中凝结着工人的劳动价值。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劳动通过商品市场给货币符号充值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货币符号吸收劳动价值的过程。于是,没有劳动价值的货币符号,经过这个充值过程或吸收劳动价值的过程,而成为劳动价值的符号。其所吸收的劳动价值才是货币信用的真正基础。因此,整个货币的发行过程并非仅仅是纸币的印刷过程,而且包括将纸币投入社会流通系统中,进而吸收劳动价值的过程。只有这些过程全部完成后,纸币才代表了相应的劳动价值,从而成为真正的货币。这个已经被“充值”的货币,就是负载着劳动价值的货币了。此后人们用它作为贸易手段,本质上就是用劳动价值进行贸易活动。

  二、当代国家与国际货币权力体系的生成条件

  ▲:上述解释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货币通过流通体系不断从实体经济中吸取劳动价值,才获得了它的劳动价值,从而成为劳动价值的符号。那么,在当代,一个国家是怎样建立它的主权货币权力体系的?

  ●:建立主权货币权力体系,关键是使主权货币成为社会交易体系中唯一的交易手段。在国内经济中,国家主权可以规定本国的交易体系中以法定货币作为唯一的流通工具,人们生产的产品中的价值必须通过该货币来表现,于是人们必须用自己劳动产品中的价值给法定货币“充劳动价值之值”,从而使法定货币具有价值。可见,主权货币必然是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结合的产物,所以,真正的当代经济学必然是政治经济学。

  国家主权的货币信用,表现在它通过控制货币流通量来确保单位货币所含劳动价值量的相对稳定。无论使用怎样的货币,下面的等式永远成立: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劳动价值量等于一定时期内全社会进入流通领域的劳动价值总值与该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之商。如果货币总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相应的劳动价值总值的增长速度,那么,货币代表的劳动价值就被稀释,单位货币所含劳动价值量会降低,产生通货膨胀。必须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将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活动无法进行——因为过去出售产品而获得的货币中的劳动价值迅速减少,便无法购买新的生产要素来进行再生产。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况,则单位货币所含劳动价值量会升高,在现象上表现为通货紧缩,这种紧缩会导致人们贮藏货币,社会再生产也无法顺利进行。所以,一切货币的信用基础归根到底来源于劳动价值,即来源于通过各种机制使劳动产品的价值必须给货币“充劳动价值之值”,才能进行市场交换。这就是货币的奥秘所在。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深刻地揭示了货币现象的本质。

  ▲:这是通过国家主权决定的货币权力体系。那么,在不存在超国家主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如何使某国货币有能力吸收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创造的价值,而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例如,美元霸权是怎样形成的呢?

  ●:“货币国际化”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货币供给方面,如果某种货币能够确保其所含价值稳定,并且具有巨大规模,各国便会愿意用其产品的劳动价值给该货币充值。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地位正是这样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于是美元便随之具有巨大规模。同时美国曾经承诺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以确保美元代表的价值。于是世界各国愿意用其劳动产品中的价值给美元“充值”,美元由此源源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国生产的劳动价值。但是,美元大量超发(也就是过度吸收全世界人民的劳动价值),导致美国无法兑现这个承诺,于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信用体系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解体。此后,美元从“金本位货币”转变为“主权货币”,由美国行使国家主权来控制货币发行量。二是某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的另一重要条件,是确保国际贸易对它的需求,由此迫使全世界各国不得不用其劳动产品中的价值来给该货币充值。制造这种需要的路径是通过某种公开或秘密的国际协定,使最重要的国际性大宗物品(例如石油)交易必须用某种货币进行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国不用自己的产品给该货币“充值”,便无法进行相关的国际贸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迅速地和世界主要产油国签订秘密协议,用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的霸权地位便由此而来。当然,要达成这样的国际协定,必须以货币发行国的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为保障。美元成为大宗国际交易的必用货币,这就使世界各国必须对美国保持一定的贸易顺差,以获取进行世界贸易所必需的美元,而美国则通过其印制的作为印刷品的美元来获取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劳动价值,通过贸易逆差而无偿消费全球产品。这正是美元霸权的奥秘所在,也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产生原因之一。美国一些政客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看成美国“吃亏”,说成是对中国的恩赐,这实在是颠倒黑白。

  三、资本主义货币权力体系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与矛盾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理解了货币权力本质及其来源,以及货币权力体系是如何形成的。那么,货币权力体系给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货币决定资源配置,最初只是建立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的简单商品经济中,这是平等的个体生产者通过货币交换产品的经济制度。它在封建社会中起着补充作用,这时的货币权力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全社会的货币权力体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于是货币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资本家通过其拥有的生产资料支配劳动者进行劳动以创造剩余价值,并且占有剩余价值。

  货币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之后,便形成了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货币权力体系。因为货币转化资本之后,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一部分货币购买生产资料而成为不变资本,它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物质条件;另一部分则购买劳动力而成为可变资本,劳动力进行的活劳动除了生产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价值之外,还产生了新增价值——剩余价值,它是由劳动者创造的新的货币。这些以新增货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中的大部分,都转化为新增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这就是资本的自我繁殖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循环,永无休止。因此,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便形成了无限自我繁殖的货币权力体系。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到人间,通过这个无限自我繁殖的货币权力体系,给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带来了三大巨变:一是社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巨变,二是国际秩序的巨变,三是拜物教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的巨变。

  第一个巨变是对国家内部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这就是日益膨胀的资本权力结构的兴起与封建等级权力的退位,进而建立了代表竞争性资本集团利益的竞争性多党民主政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用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来治理国家,在欧洲形成了基督教的神权体系与国家的政权体系共同统治的社会。而资本化的不断扩张的货币权力体系,发展到17、18世纪,终于在经济领域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于是,欧洲社会的权力结构便出现了由货币权力支配的市民社会、由封建贵族的世俗政权与罗马教廷的神权共同组成的权力体系。不断自我繁殖而无限扩张的资本化的货币权力体系,理所当然地要求封建政权退位,并且要求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就出现了各个领域中对旧的权力体系的挑战与斗争。而在经济领域,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出,市场自身有一只由货币权力形成的“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地把人们的自私自利的欲望纳入增进公共利益的轨道,从而形成最好的社会结构。市场外的政府权力、社会道德干预必将破坏这只“看不见的手”,破坏市场本身的资源优化配置。因此,政府必须让权,其唯一作用就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市场之外来维护市场秩序。这种“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体系,就是“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据说掌管欧洲货币权力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家族秘密资助了亚当·斯密这本著作的写作,其本意就是要建立由资本主宰的货币权力体系来统治社会经济。可见,《国富论》实质上就是一部“资产阶级宣言”,主张由资本化的货币权力通过市场来执掌世界。这一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具有进步意义,因为它主张封建贵族权力退出市场,用资本与货币的权力取而代之。它与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相互呼应。

  而在封建权力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资本则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建构与掌控资本权力的国家机器。于是出现了资本的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器——竞争性多党制。多党制的每个政党,不管其提出怎样的政治主张,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必然沦为由资本力量操控的竞选机器,其最后必然产生以某派资本为其核心利益的国家权力机构。因此,资本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

  亚当·斯密的主张被称为“经典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至今,自由主义思潮又沉渣泛起,“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思潮变本加厉,不经过任何理论论证,直接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作教义信条,从实体经济领域推广到虚拟经济领域,提出了以“产权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与“土地市场化”为中心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受这种新自由主义主张约束,因为其政治权力已经赤裸裸地成为资本获得最大利润的工具,直接干预对外贸易,直接通过国防军工政策、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等干预市场。“新自由主义”向全世界推销的直接对象其实是第三世界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目的是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权力从市场退位,解除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对自身经济的武装,放任国际资本权力的入侵。因此,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不具有任何历史的进步意义,而是发达国家资本力量支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手段,是地地道道的经济侵略的武器,对此我们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这就是说,资本权力体系给世界带来的第一个巨变是国家权力结构中出现了由资本支配的市场权力体系,以及代表大资本利益的多党民主制。那么,它带来的第二个巨变是什么?

  ●:第二个巨变是由资本支配的货币权力体系的跨国扩张带来的国际关系的变化,这是世界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版图的巨变,历史由此成为“世界历史”。货币的资本化,产生了货币权力体系的扩张性,不仅要求本国政权退出市场,进而主导本国政权,而且必然要打破各国边界,使各国政权退出市场,以主导他国政权,建立通过货币权力支配的世界市场。资本由此获取全世界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共产党宣言》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③这个跨国的货币权力体系,今天已经发展为由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体系垄断的世界市场。而国际性的货币权力体系需要国际性货币,于是出现了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美元霸权由此产生。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资本支配全球经济、获取剩余价值的巨大权力体系,其主导着国际金融体系与贸易体系。维护美元霸权于是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成为决定美国各种政治经济决策的基点。只要哪个国家阻碍了美元对世界经济的支配,美国必然动用它的政治军事权力强行干预,以确保美元霸权不断扩张。

  ▲:货币权力体系给人类社会权力结构带来上述巨变,必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请问它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怎样的变化?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社会权力结构从来都以意识形态作为先导,也必须用意识形态来维护。因此资本权力支配的货币权力体系带给人类社会的第三个巨变是拜物教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资本论》用大量的篇幅阐述“拜物教”,而且将“拜物教”分析贯穿始终,是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这是因为资本是一种物质化的社会关系,资本权力本质上通过物质来支配劳动者劳动、支配社会公众消费,从而实现资本权力的扩张,由此必然产生对物质化的社会关系力量的崇拜:包括商品拜物教(其现代形式是品牌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其基础是货币拜物教,核心是资本拜物教。“自由、平等、人权”,以及建立其上的资产阶级民主等普世价值,实质上都是化了妆的货币拜物教:因为所谓“自由”实质上是用货币量度的自由,其核心是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权力支配社会资源(最终集中于支配劳动力)的自由;所谓“平等”实际上是非人格化的货币的平等,其结果不仅产生了由人们所拥有的货币数量上的两极分化而带来的不平等,而且这种量的不平等必然上升为质的不平等——主宰货币权力体系的垄断资本权力对劳动者的统治;所谓“人权”的基础则是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权宣言》最后一条),其核心是支配劳动者的资本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是将资本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转化器,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应当承认,这些意识形态在摧毁等级制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中,起过巨大的革命性作用,因为它将权力从“神坛”还原到世俗社会,使社会成员从形式上的不平等还原为形式上的平等。但是在今天,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与发展,由资本权力造成的两极分化与各种危机,这种意识形态已经走向反面,成为资本权力奴役劳动人民、阻碍历史前进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当代这种货币拜物教已经取得了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例如消费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而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世界货币权力体系,则产生了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它把垄断金融资本利用金融工具对全世界剩余价值的掠夺、把不平等的国际产业链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的分割,理解为“市场自由”的合理表现,把霸权主义国家制定的法则理解为天然合理的法则,其主旨是证明霸权主义在国际治理秩序中的合法性。可见,这些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其历史的进步意义,成为阻碍人类历史进程的力量。

  四、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货币权力体系

  ▲:从您的谈论中,我们看到货币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货币权力体系的发展过程呢?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封建政治权力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货币配置资源只占次要的、互通有无的作用。因此,中国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一样,必须用货币权力体系取代封建权力体系,这样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国际资本力量全球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如果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在民族资本尚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用货币权力体系取代国家权力体系,这个过程必然是中国被殖民化的过程,中国将会永远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就无从谈起。不仅如此,中国还必然面临被西方国家瓜分瓦解的威胁,这个过程贯穿于从鸦片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中国近代史全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中断了这个殖民化过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进行工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奉行赶超战略,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建立了初步完整的国有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救中国于水火。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第一大阶段。

  当然,这种对外封闭与对内持续以政令形式来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可能长期施行,因为它不利于发挥货币权力体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巨大动力。所以,1978年中国果断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个进程说到底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构用货币权力体系来决定资源配置,从而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社会权力体系进行的自我革命,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二大阶段。

  ▲:按照您的理解,改革开放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用货币权力体系决定资源配置。那么,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把货币权力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把使用货币配置生产资料的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曾经是人们长期存在的误解。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就是创造性地破除了这一误解,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前面我们说过,货币也好,伦理精神也好,政令也好,都只是配置资源的权力或手段,而不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经济制度的本质是这种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要达到怎样的目的。由货币权力体系决定资源配置是所有市场经济的共同原理,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⑤

  虽然任何市场经济都用货币权力体系决定资源配置,但是全社会的货币权力体系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决定了这种市场经济的本质。而全社会货币权力体系掌握在谁的手中,取决于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随着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全社会的货币权力体系就掌握在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手中,由此形成本质不同的市场经济。简单商品经济的货币权力演化为资本权力之后,出现了私人资本权力占统治地位的货币权力体系,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私有资本主导的货币权力体系在高度金融化之后,形成了由垄断的金融资本支配的货币权力体系,这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劳动者虽然也能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货币——工资,这些货币具有配置资源的权力,但其只能维系劳动者最基本的生存,并且处于资本权力的支配之下。所以资本主义货币权力体系是高度不对称的权力体系:由劳动者所创造的货币权力被资本家所占有,反过来成为支配劳动者的权力体系。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在市场权力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驾驭与导控资本权力,由此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种驾驭与导控最终仍然需要通过货币权力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在金融系统的主体地位,使金融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不能掌握在少数金融资本家手里,由此确保决定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牢牢地掌握在人民手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如何建立能够用社会主义力量驾驭与导控资本力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权力体系?

  ●: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双方往往陷入一个共同误区:把中国民族经济的两大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看成“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零和博弈关系,由此陷入不是“民进国退”就是“国进民退”的争论漩涡。其实中国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根本不存在“谁退谁进”的问题,而是二者谁都不能“退”,必须相互扶持,共同前进,共同承担13亿多人民的国计民生的重任,共同承担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重任,肩负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历史伟业。

  因此,在我看来,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应当贯彻习近平关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原本是习近平关于我国对外事务的基本思想,但是其深刻内涵具有普遍意义。既然中国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要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那么,整个中华民族更要建构我们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而同处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之下的我国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应当避免“零和博弈”,建立起“国企民企命运共同体”。

  而在这个命运共同体中,公有制经济必须占据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在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的今天,无论民营企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环境,必须依靠产业链、金融链、市场链中其他企业的支撑,这就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主体。即使是拥有雄厚资产的阿里集团,如果离开中国国有银行的支持,其支付系统便会立刻土崩瓦解。这就给中国的民营企业提出这样的难题:是依靠国际垄断公司这个“主体”,还是依靠自己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这个主体?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只有依赖扎根于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中国的民营企业才能有稳定可靠同时也十分强大的靠山,才能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否则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虽然可能得到一时的生存和利润,但最终将被其支配与控制而无法成长壮大。

  当然,不仅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以公有制为主心骨,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依靠民营企业的支撑才能有血有肉,才能富有活力,才能做优做强做大。中国13亿多人口的就业和消费等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可能全部由政府兴办的国有企业来包揽。国有企业具有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等巨大的经济能量必须通过众多的民营企业才能得到发挥与放大,国有企业承担的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也必须通过众多民营企业来分担。这一方面使国有企业引入民营企业的竞争意识与市场活力,使国有企业的决策更加科学,另一方面,通过民营企业分担国有企业所负的社会责任,自动形成对民营企业的束缚力,以有效的方式制约《资本论》所批判的资本的不当逐利行为,从而尽可能避免与减少由这种逐利行为酿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危机。

  因此,正是通过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形式相互融合,形成共同发展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整体经济才能健壮有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居于自主发展的地位。习近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命运共同体,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新时代,这是对人类社会的货币权力体系的伟大创造。

  ▲:从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经济与政治密切相关。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十分巨大的,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这是完全违背实际的错误观点。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巨大变革。为什么?因为政治变革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在整个社会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的治理范围的变化,这是最基本的政治变革;第二才是政治机器自身运行方式的变革。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不断使原来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越来越多地下放到社会与市场中,由货币权力取代政治权力,这本身就是最基本、最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它是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也必然使政府职能与运行方式发生深刻的变革,从“全能政府”向“领导型、服务型政府”变革,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必然同时也是政治改革过程,这才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活生生的事实。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13页。

  ⑥《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作者简介

姓名:鲁品越 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职称:资深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王禧玉)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