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难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本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果。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缓和，无信仰特征的消费主义文化盛行，意识形态理论面临困境。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并论证了意识形态转型的理论，不仅拓宽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而且具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关 键 词：消费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詹姆逊的意识形态转型理论

　　作者简介：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8-0107-13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两个说法值得注意，一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96年版后记中的一个说法：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①；另一个说法是F·R·詹姆逊的话：20世纪对马克思研究的拓宽，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拓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最大的进步②。实际上，这两个表面上矛盾的说法完整地表达了一个意思：传统马克思主义难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现象，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果。我把这个问题概括为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突围。

　　一、后工业化社会：“意识形态终结”？

　　为什么贝尔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文化理论呢？我们先来看美国F.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方法论还能够分析后工业化社会的精神生活吗？文化是意识形态吗？意识形态在文化中起作用吗？有没有进步的文化与反动的文化？能不能从意识形态角度谈艺术作品的效果，这样做的结果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

　　50年代美国有一股右翼势力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的时代，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都不存在了，世界已进入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阶段，因而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及观点并不十分重要，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是文化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时代。的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十分标准的后现代文化之中，体现在各种媒介、电视、快餐、郊区生活等各方面。在今天的美国，不管你属于什么意识形态，你都得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③

　　这里，詹姆逊所说的“50年代美国有一股右翼势力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的时代”，首先是指D·贝尔在1960年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1961年、1988年再版，中文2001年版)，书中提出：

　　今天，这些意识形态已经衰落了。隐藏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变化背后的事件是复杂而多变的。像莫斯科审判、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缔约、集中营、匈牙利工人的被镇压等等一系列灾难构成了一条链子；像资本主义的改良和福利国家的产生之类的社会变化又构成了另一条链子。在哲学领域里，人们可以追溯到最简单的理性主义信念的衰落，以及关于人的新斯多葛主义——神学形象的产生，如弗洛伊德、蒂利希、雅斯贝斯等等。当然，这不是说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无足轻重，也不是说它们没有从其他源泉中获得推动力。但是，从其整个历史中，产生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旧的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它们的“真理性”，丧失了它们的说服力。

　　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人士会认为，人们仍然有必要来制订“蓝图”并通过“社会工程”就能实现一个社会和谐的新乌托邦。与此同时，那些年岁已高的“反信仰斗士”也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知识力量。已经很少有“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坚信国家不应在经济中起作用，而且，很少有一本正经的保守主义者，至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者还认为，福利国家是“通往奴役的道路”。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④

　　实际上，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的人是阿尔伯特·加缪。他在1946年就写道：假如法国社会主义者放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种绝对哲学，假如他们只是承认其批判的方面，那么，“他们将举例证明我们这个阶段标志着意识形态走向终结的途径，即绝对的乌托邦走向终结的途径。在历史上，通过其最后所索取的代价，那些意识形态走向了自我毁灭”⑤。在加缪看来，意识形态只是一种骗人的把戏。

　　可见，詹姆逊所说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股思潮，并非贝尔的个人之论，这一思潮的基本观点是：

　　(1)传统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主要发挥定向的功能，但在当代社会的科学合理性和求实态度面前，意识形态的定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现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某种综合的信仰体系。

　　(2)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要求和趋势，关于很多问题的看法逐渐趋于一致，这使得各种意识形态之间日渐妥协，特别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时，已经不再需要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

　　(3)意识形态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只对不发达的社会还有现实意义，对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人们必须适应技术革命时代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和性质，问题应该从工艺(技术)、专家治国的立场来进行设计和管理，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

　　这一理论的文化支持在于：随着阶级差别的淡化，文化的差别的淡化也越来越明显，用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rt Marcuse)的话说，那就是文化的“同化”，即“工人和老板欣赏同样的电视节目，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与她雇主的女儿打扮得一样漂亮”，“黑人拥有卡狄拉克牌小汽车”，“他们读相同的报纸”，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问题是：“人们真的能把作为信息和娱乐手段的宣传工具与作为控制和灌输力量的宣传工具区分开来吗？真的能把作为讨厌事物的汽车与作为方便工具的汽车区别开来吗？真的能把对功能建筑的欣赏与嫌恶区分开来吗？真的能把为着国家防御而进行的工作与为公司谋利而从事的工作区分开来吗？真的能把个人快乐与增加出生率所涉及的商业和政治功利区分开来吗？”⑥

　　显然，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对“后工业化社会”文化艺术进行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析，试图从作品的内容去寻求一定阶级、集团的“合理性、合法性”愿望，那就会面临一种困境。比如，现代广告中的田园景色里，剽悍的男人潇洒地抽着名牌烟，还拥有漂亮的女人，你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例如，1992年美国好莱坞推出的影片《本能》(Basic)(总票房收入达2.7亿美元，为当年度最畅销影片)，以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凶杀案和性爱作为基本构成单位，在扑朔迷离的推理过程与强劲而莫名的动作中，向观众提供满足视觉需要的“文化快餐”，既看不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也看不出美化、颂扬这一制度的意图，这是典型的适宜于工人和老板同时欣赏的电影，不必顾虑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的确，当“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艺术作为一种带全民性特征的消费文化出现时，很难再去寻找其中与某一特定经济基础及社会阶级、阶层的单纯适应性。往日文化艺术中的古典主义与贵族阶级、封建集权制度的联系，启蒙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与资产阶级上升运动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无产阶级意志、情感的联系，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就很难再找到那样明确而清楚的联系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意识形态终结论”存在另一解释，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义解构。贝尔就明确认为，“意识形态终结”意味着在后工业化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信仰：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趋势，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历史哲学”代替了作为一个信仰体系的奥古斯丁主义的耶稣再临人世学说。它预言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但是，难道还有人会相信那些幻想吗？

　　马克思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是，从根本意义上说，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是阶级结构，阶级是政治的相关单位，甚至对于文化分析也是如此。但是，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尤其在西方社会，现在最为鲜明的一点是，不仅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而且作为社会分工基本尺度的经济阶级也已瓦解。(除日本以外)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的社会”。除了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上的多元身份之外，作为忠诚于某团体的标志的种族身份似乎变得愈来愈突出，并且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路线冲突似乎是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当我们展望21世纪的时候，在东南亚、在中东、在内乱迭起的穆斯林世界里的肤色问题、宗派问题、种族差异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了当代社会学，至少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始料未及的难题。我们看到，尤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的社会学范畴是多么过分地局限于西方社会的背景。我们看到，启蒙运动、理性、工业化、意识、阶级发展、“历史民族”观念和社会进化这些主题是怎样变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的。⑦

　　这个结论对贝尔来说是当然的，因为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贝尔面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缓和的新局面，他更相信现代社会的问题只需要凭技术和管理就能够解决，阶级意识形态的思路必须淡化。当这个观点与消费主义的大众娱乐文化即文化工业相遇时，“意识形态终结论”就更显出了存在理由。既然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就不能自圆其说；如此一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要内涵的意识形态理论何以存在呢？可以说，这几乎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要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面前交出白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