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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力图阐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和成绩之一，是在生态主题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它主要从资本的逻辑本身、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并就此根源对当代世界的各种“反生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突破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局限，主张危机的真正克服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及生产方式，从而对仍滞留于资本逻辑中的技术决定论和环境经济学的经济简约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本文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缺陷在于: 它将解决危机的根本设计主要地置放在观念领域，无法批判地发现一条从观念领域抵达现实世界的道路，因而仍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作者简介：徐琴，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一

　　20 世纪60、70 年代，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也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的蓬勃兴起，生态学话语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视野并加以吸收，从而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它力图把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交互影响和发展的产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要求将自己表述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寻求克服环境退化、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产生至今，经历了其形成、体系化及发展等多个不同的阶段。在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论取向和思考重点，但还是表现出一些重要的和持续的共同特点——其根本特点之一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造成当今环境退化、导致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基本框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资本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的本性就在于不断地获取利润，而这种逻辑本身乃是当代“反生态”社会的本质来源。“在这一社会中，技术、劳动、日常生活结构、消费模式和发展模式等，都具有最大可能地获取利润这一标记。”① 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资本主义企业在实施劳动分工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生产的同时，必然要不断地扩大生产，使其生产总量不断增长。既然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那么，这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为自身缘故而追求积累和增长的制度，而对积累的无限欲望正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势必毫不留情地摧毁一切阻挡其扩张道路的东西: 无论是来自人类还是自然，只要干预了资本的积累，都将被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②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特性，所以它最终必然是敌视自然的: 既敌视人的外部自然，又敌视人自己的自然。这种本质特性突出地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如果说劳动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使工人变成局部工人”③，那么生产的不断扩大与增长同样也造成对自然的持续攻击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资本主义造成人的异化而言，如高兹所说，由于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所以“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④。就资本主义造成自然的异化而言，如奥康纳所说，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其目的是无限增长，而自然界的生产能力是“自我限定性的”，自然界自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与资本运行的节奏和周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终将无力支撑无限的资本增长。⑤而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此，福斯特感叹道: “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这便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在《1999 年世界状况》中称之为‘历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现实，其含义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⑥

　　对于当代社会来说，资本主义根本上的反生态性质不仅表现在其生产的性质中，而且尤其反映在其消费的定向上。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统治当代世界的乃是“进步强制”，而这一进步强制不仅是生产强制，同时是需求强制。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刺激人们对商品没完没了的消费期望之上的，所以它便尽其所能地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需求，甚至竭力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而导致过度消费。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所说，“无度和无节制”成为货币的真正尺度; 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总是要机敏地屈从于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于是工业的宦官们便不断厚颜无耻地制造出虚假的和非人的需要，以便从其邻人的口袋里诱出黄金鸟。⑦按照福斯特的看法，虽然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但实际上其第一个目的已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至于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已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甚至在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是毫无用途并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的欲望。⑧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就必须不断地制造需求。今天的生产已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同时也是消费欲望的生产。因为只有“生产”出大批有消费欲望和消费激情的消费者，资本增殖的目的才能实现。因此，资本主义必然使未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超过它能满足的需要的增长。这恰恰意味着，消费需求可以是无度的，而且它往往会被制造成无度的，但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当需求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成了必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资本的逻辑本身、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这三个方面，来批判地揭示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诸多现象和趋势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其分析的基本立场，就是使生态问题的思考与当代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举例来说，由于资本主义的本性在于获取利润，所以，在因工人工资的上涨而导致平均利润呈下降趋势的今天，资本主义企业更需强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便通过对自然不断加深和扩大的掠夺来确保其利润。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由于人群的拥挤、空气和水源的污染已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为使生产能够继续并不断增长，资本主义企业不得不对环境进行一定的治理。而治理环境必定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这又与资本主义赢利的目的相矛盾。在这样的情形下，把追求利润作为首要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牺牲利益去保护环境，因此它必然要将治理环境的成本“外在化”，即转嫁给社会。事实上，资本主义企业不仅会将治理环境的费用转嫁给社会，而且往往力图在治理环境与转嫁成本的过程中攫取更多的利润——这甚至将成为一个基本趋势。所以，针对目前社会中许多人幻想的“绿色资本主义”的美妙前景，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⑩

　　二

　　由于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所以，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带来的贫困和不公正，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这一基本立足点导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采取一种更加深入的理解立场和应答方案。

　　对于怎样解决当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这一难题，目前较为通行同时也为主流机构所认为的是“环境经济学”观点，即把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一种在价格合适时可以购得的商品。根据这种环境经济学的观点，如果每家大公司都迅速分立出一个子公司，保证生产出能够清洁有害环境的产品，而且只要人们能够经受一个涨价的过程，环境问题就不难解决。这一观点之所以流行，在莱斯看来主要是由于“这其中有两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在起作用: 市场取向标准的普遍性和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11]。但问题在于，“环境质量”的最充分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可欲求的商品，就其本质来说，它不是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就可以购得的东西; 然而在环境经济学的观点中，亦即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环境质量只不过是“诱人的商品大厦的最后装饰”，并且变成了“增加对产品享受的手段”。[12]

　　福斯特在此问题上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专门讨论了“生态盈亏底线的专制: 经济简化论的环境与社会后果”，并严厉批评了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如此便能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在福斯特看来，“给地球估算成本”、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的“经济简化论”，不仅企图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来构建整个社会，而且企图按照这一原则来构建整个人类生态系统。这样一种对待自然的荒诞做法，实际上是通过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用产品，来彻底否弃自然本身所蕴涵的内在价值。福斯特引用康德对“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相区别的理论，指出事物不仅具有相对价值( 价格) ，而且还有本质性的价值( 尊严) 。而本质性的价值既不能简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因此，“自以为一切事物都有价格”从而“试图量度不可量度的东西”是荒谬绝伦的。也许，为自然中所有事物设定商品价格并建立市场以解决污染和资源耗竭等问题的方法在短时期内可能部分地有效，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不利于生态问题的彻底解决，而且最终还会加剧所有矛盾。所以，尽管“自然资本”的修辞极为动听，但其主要功效却是掩盖了为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其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即根据华尔街的行情变化，不断将自然转化成金钱或抽象的交换。因此，福斯特认为环境经济学这种将资本拓展到所有自然范围以作为保护自然手段的观点是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和新霸权主义的; 而这里的“自然”，他借用奥康纳的话说，“就是资本意象中所孕育的自然”。[13]

　　如果说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可能通过纯粹的经济方式来解决，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科学技术来解决呢? 对于这个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 环境问题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所引起的，因而生态危机既不可能通过废除科学技术来消除，也不可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针对马克斯•舍勒等把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观点，莱斯认为，“科学技术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逐渐广为人知的更宏大谋划的有利工具”，科学技术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只是一个现象，而舍勒等人“把征兆当作根源”了。[14]无论如何，仅仅说明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应用是发生在一种操作的结构内是很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明确科学技术是在何种社会背景中操作的。真正导致对自然肆无忌惮盘剥的是使用科学技术这一控制自然工具的人的观念，即某种“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而非科学技术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15]。因此，莱斯认为当前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自然，更不是废除科学技术，而是发展能够负责任地使用科学技术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

　　废除科学技术不能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同样，仅仅依靠科学技术也不能克服生态危机。福斯特通过对“杰文斯悖论”的阐述，得出了这样的见解: 通过技术改进与革新，虽然提高了某种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其结果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对这种资源的需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使利润得以增加，从而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并导致对资源需求的增加。[16]可见，结果与初衷是不同的，技术完成不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任。事实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它必然只是采纳和发展符合其统治的技术，亦即与其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而完全撇开或消除那些不能强化现存社会关系的、即使实际上是更加合理的技术。针对一些“自然资本主义”倡导者的观点——即认为只要采用可循环使用的技术，采取无物耗的非传统型经济增长方式，那么经济增长本身无论怎样都不会造成环境无法超越的障碍这一观点，福斯特明确指出: “认为这些技术奇迹能够解决问题的想法不仅背离热力学的基本定律，而且否定了所有我们所了解的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里技术革新从属于市场需求。”[17]由之而来的结论是: 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之点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 因此，将可持续发展想象为在这种制度内部开发更高效率的技术，实际上不啻与虎谋皮，是毫无意义的。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既然今天的生态危机植根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危机的解除就必须是阻断当今社会的反生态性来源。这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其一，脱离资本的扩张逻辑及其生产方式，而代之以进行适当的而非不断增长的新的生产方式。用阿格尔的话说: “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我们把这称为‘生态命令’。”[18]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极力倡导“够了就行”的“更少的生产”; 阿格尔通过分析经济学家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的观点，对小规模、分散化的经济模式给予肯定; 而莱斯则在其《满足的极限》中明确表示，要把现代技术的优势在更大范围的各种不同环境中进行分散，而这种分散将有意识地放弃集中生产所追求的值得怀疑的效益。所有这些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即将来临的生态灾难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转而采取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19]

　　其二，为了克服当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除了进行“适当的”生产外，还应选择“合适的”技术。而所谓合适的技术，就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而不是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的技术，如高兹所说的能够促使个人间以及个人与自然之间融合的、尊重劳动者和自然的技术( 例如使用日光、潮汐、风力和生物能这些可再生资源的分散型技术) ; 或如莱斯所说的理想的有效技术( 例如依靠太阳能和风能建设小型住宅、从废物中回收养料以提供日常生活必须的高蛋白的技术) ; 以及被奥康纳称为“好的技术”及“替代技术”等等。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技术上的发明不仅必须有助于生态学的重建和理性化，而且必须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以便在克服生态危机的同时，把我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

　　其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观念，建立合理的生活模式，简言之，就是要“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高兹认为，只要社会能够生产更多耐用的且不破坏环境的东西，并且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实现劳作与消费更少而生活却更好的理想。同样，在阿格尔和莱斯看来，将消费与幸福相等同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特征，正是由于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才使当代人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而消费行为的无限扩张势必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产生日益强大的压力。因此，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的方式，即从原来追求“越多越好”的量的标准转向注重内涵的质的标准。如果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领域，去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将获得更高的满足和幸福。这意味着“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一句话，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20]

　　最后，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真正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进行社会改造，以变革这一制度。“要想遏制世界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仅仅解决生产、销售、技术和增长等基本问题是无法实现的。这类问题提出的愈多，就愈加明确地说明资本主义在生态、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是不可持续的，因而必须取而代之。”[21]因为，真正与生态意识相吻合的理性，即尽可能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就能生产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东西的“生态理性”，只有在不以“经济理性”为原则、不以利润为生产动机的社会，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才是可能的。这样的社会将极大地提升整个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地位。其主要的价值取向是: 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22]在奥康纳看来，这种社会将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亦即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23]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因素，与此同时把人均使用能源及其他物质的数量降到最低限度。用莱斯的话说，这意味着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三

　　作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危机所进行的根源批判以及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其学说中的种种得失成败，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应答当今时代的生态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积极方面首先在于，它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的生态主题结合起来，从而一方面使自身获得了较为强大的理论立足点和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的程度和主题上突出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般认同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24]，并认为“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都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25]，所以大多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力图运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实质，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克服生态危机的路径。正是由于其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和诉求( 如劳动分工、异化理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等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作出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分析。正如奥康纳所说: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26]总体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理论资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掘和吸收，使之从西方一般绿色运动——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绿色话语——中分化出来，具有了相对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对导致生态危机的异化劳动、经济理性、消费主义等等的批判，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其次，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突破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局限来谈论生态危机的克服，特别是反思与批判了这个问题上的流俗观点，即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经济简约论以及科技决定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并不起源于科学技术本身; 生态运动绝不能停留于生态运动本身，而必须成为更广泛的社会斗争的一部分。用福斯特的话说: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环境成本趋向于外化，而贪婪地以漠视环境需求所换来的利益使少数人暴富，这种对环境的掠夺导致了为争取环境公正而进行的斗争。……为社会公正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也正在前所未有地与为保护地球而进行的斗争汇合在一起。我们的斗争将告诉我们: 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2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意识到从属于资本原则的种种姑息性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和内在矛盾，认为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再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观念形态( 主要是消费主义) 进行批判的同时，尝试为克服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一些较为具体的积极方案。与一般的生态主义或绿色话语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简单地否认现代化和理性的意义以及科技的进步作用，而是力图与一味推崇“回到丛林”的浪漫主义方向划清界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既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又能充分保证人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针对当前全球性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所提供的种种应答方案，表现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高度批判意识，并力图使之与马克思关于“自然的复活”、“劳动的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理论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和积极意义。

　　最后，在如何变革当代资本主义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使其社会理想具有一定的实践导向。他们除了提出适当的生产、合理的技术和有度的消费等主张外，还颇为重视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与社会现实力量的联盟，以便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效地介入到社会实践中去。阿格尔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应该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的论述，福斯特关于“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斗争的教训”的讨论等等，都试图说明环境保护主义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将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结合起来，并建立起工人阶级与环境运动的联盟。这些设想、尝试与提议虽然包含着一些过于简单的推测和天真的意向，但仍然力图引导批判的生态思想进入到社会实践领域; 同时，这种取向也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与社会主义运动相汇合的变革性理论。因此，在意大利理论家卢西那•卡斯特林那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 指20 世纪——引者注)的最后年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28]。

　　然而，必须同时指出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包含着明显的理论缺陷与失误。其最主要的局限，是由于哲学上的薄弱而导致在诸多重要问题上的摇摆与含混。大体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揭示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开展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方面是颇有成就，但在对问题的本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方面往往表现出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游移。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 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追踪到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但其解决危机的根本设计却主要地被置放在观念领域。例如，在福斯特看来，要改变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除了抵制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外别无选择，但“这种抵制必须采取影响深远的道德革命的方式”[29]。也就是说，只能诉诸观念革命，特别是诉诸道德伦理的革命。至于“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合理的生活态度和有节制的消费观念，“重建技术伦理”以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以及“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等等设想，也主要是依循“观念的改变”来制订方向的。因此，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寻求克服生态危机、实施社会变革及构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时，往往会感到茫然失措，并陷入自我怀疑的两难境地。例如，阿格尔虽然主张废除大规模、集中化和官僚化的生产模式，提倡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方式，以便可以使劳动者自己参与生产和管理，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从而把生产与闲暇、劳动与幸福等同起来，但他却承认自己根本看不到这种转变的现实条件，看不到能够使劳动者相信这种转变的可能性。[30]

　　由于主要地诉诸观念领域的变革，所以，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并力图避免浪漫主义的危险，却仍或多或少地局限于伦理主义的批判立场，从而使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抨击具有纯意向伦理学的色彩。他们所设计的“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并没有在哲学上真正摆脱“应有”与“现有”的外部对立。所谓“分散工业生产”、“降低工业生产规模”、“放慢增长速度”、技术的“生态学重建和理性化”、“够了就行”的消费以及“生态命令”等等，往往是以“应有”的方式诉诸一种伦理感召力来反对现存世界，而不是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条件中批判地引申出来。因此，这种与“现有”处于直接对立中的“应有”，虽然具有否定当代资本主义的意义，却多少类似于一种由费尔巴哈式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引申出来的批判，一种带着田园牧歌式余响的批判。同样是由于上述的对立未曾真正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技术的态度也时常陷于矛盾之中: 他们虽然在总体上认为要真正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技术是从属于这一制度本性而发挥相应作用的，但是，仍有不少学派中人过于迷信技术的力量，表现出某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即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极尖锐批判的高兹也是如此。例如，在他看来，开展生态运动主要不在于停止经济增长，限制消费，而在于如何选择技术，因为，“为着不同的技术的斗争是为一个不同的社会的斗争的核心。国家的结构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运用的技术的性质和力度”[31]。

　　与前述的理论缺陷相联系，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具有实践导向，并与当代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但他们还没能在哲学上真正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没能批判地发现一条从观念的设计抵达现实世界的道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变革方案往往只是从理论原则入手，只是从原则上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对立入手，而未曾真正深入到当代世界的社会现实之中，未曾从这一社会现实的“自我否定”中发现新的原理。因此，他们经常只是提出这样的论证: “生态危机将迫使资本家削减商品生产; 将促使人们通过我们称之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调整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并向人们提供创造性劳动的前景，从而使人们从不必要的( 且有害于生态的) 消费中摆脱出来。”[32]而一旦论及其理论的直接现实性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

　　往往承认自己尚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尚未找到一种与正确的生态意识相适应的政治形式。[33]例如，奥康纳虽然强调未来生态学社会主义变革的主要力量是全球性的新社会运动者即包括女权主义、城市运动、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以及一些维护社会公正的劳动者等等，但是，怎样将这些全然不同的变革主体统一起来，以及如何来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他却未能找到真正的答案。这种不足，主要是由理论和实践的某种脱节造成的。

　　总而言之，尽管存在着理论上的种种局限与缺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的剖析，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观念形态的批判，以及对克服危机所提供的种种设想，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和启发性。应当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整个理论上的得失成败——不仅积极推动了当今时代对于生态问题的总体的批判性反思，而且对于正处在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同样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因为当代生态问题就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本质而言都必然是全球性的，而当今中国的整个发展及面临的问题，也已同世界历史的进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注释:

　　①④[31]［法］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613、590—591、595 页。

　　②⑥⑧[13][16][17][21][22][27][29]［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版第90—91、91、90、29、88—89、31、61、76、34—35、38 页。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 上) ，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9—400 页。

　　⑤[23][25][26]参见［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89—290、525—526、2、59 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 卷第343 页。

　　⑨[18][19][20][30][32]［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420、491、476、475、507、420—421 页。

　　⑩［英］戴维•佩珀: 《生态社会主义: 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9 页。

　　[11][12][14][15][33]［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前言第1、2、3—4、6、14 页。

　　[24]［美］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前言第Ⅲ页。

　　[28]参见［南］米路斯•尼科利奇编: 《处在21 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重庆出版社1989 年版第58 页。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