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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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詹姆逊的意识形态理论，针对意识形态批判中的二元论、阶层论、人的原子化、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关系的割裂，强调通过历史性、集体性、阶级性以及目的( 乌托邦) 与功能( 意识形态) 辩证统一的批判维度，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本性。

　　关键词：詹姆逊；意识形态；批判维度

　　作者简介：包立峰，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音乐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商务传播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J52001; 中共上海市经济党校、上海商学院新进博士、教授资助项目的成果。

　　意识形态理论经过400 年的发展，在卢卡奇开创功能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后已经变得相当复杂精细，这标志着该理论从19 世纪的旧形式向新形式的飞跃。然而，这些看似成熟的理论，只是在当下复杂的现实中分别寻找某个不同的批判角度，如，旧式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真假的区分，卢卡奇针对意识形态物化功能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以否定性对文化工业的批判，阿尔都塞对非政治性机构的“质问”，福柯对主体与身体受权力和话语控制的关注，精神分析学派对人的潜意识的探求，等等。而真正的批判，在詹姆逊看来，应该是整体性的批判。也就是说，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当后现代主义文化躲在资本的总体性制度逻辑的背后把差异和异质建构成一种文化形式，并在现代科技的簇拥下使商品和对商品的欲望渗透到人类的每个角落，从而以“去中心”的文化形式使主体不再感受到秩序、统一与和谐，而是无序、分裂与破碎时，应该强调一种同样总体性和整体性的批判逻辑，以历史性、集体性、阶级性和目的( 乌托邦) 与功能( 意识形态) 辩证统一的视角，在文化文本看似平静的表面背后寻找被压抑的叙事，从而恢复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科学性与真正的批判性，即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应该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而非虚假的“二元论”历时性; 应该是个体与集体相统一的，而非对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拯救; 还应该具有阶级性，而不是那些不过是为了孤立“革命的主体力量”的所谓“阶层”理论; 更应该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统一，而不是或善或恶的道德判断。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维度:共时与历时的统一

　　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现代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形式走向终结。由此，在20 世纪中叶区分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崭新的世界带着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以表白其对现代主义、维多利亚时代和第三共和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反叛。于是，这种辩护和表白通过自身的惯性最终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于此，原本是历史性的理解方式滑向了对这种理解方式的意识形态化。这种被雾障的历史观，不可能认清那种本身是“局部的或超结构的转型与随之而来的社会总体秩序的具体变化”之间的联系。而这种目盲与其说是“不可能”，不如说是一种不情愿。①对于此，现有的分析理论除了大加赞词以外，就是以思维方式之变化搪塞，而非对更具体的结构或形式的探讨。与之相比，詹姆逊却提倡一种柯林伍德称之为“绝对前提”的定量分析研究，即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历史性分析。

　　罗兰•巴特借用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概念，把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看作非自然( 非自然而然) 的存在，是可以超越的，从而表达了对由广告等带来的物化现象的拒斥。在詹姆逊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二元论”的模式，就如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启蒙的论述中要伴随一个前启蒙时代一样。罗兰•巴特的二元论不只会导致一种不良的历史理论，而且具有如下缺陷:首先，巴特理论中并不缺少一个历时性的框架，其问题在于框架的构成方式，也就是说，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历时性框架必然以肯定的形式否定“被肯定之外的”历史客体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罗兰•巴特的二元论框架使得心灵不可避免地把对立面吸收到基本的理论冲突中，并把对立面清理为好与坏两类，而这种伦理思维或道德化的令人难以知觉的侵染正剥夺了巴特思想的历史合法性。

　　于是，詹姆逊强调，对意识形态理论必须进行历史化。一方面，似乎“二元论”也具有一种历时性框架，但从这种框架的构成来看，它只是把历时性表现为: 历史是过去曾经存在的不相关的现象或样式的堆积，它们只有最遥远的结构相似性。然而，詹姆逊认为，真正的历史化或历史性在于把二元论的历时框架作为基本前提——“这就是一种二分的历时性框架，其中，‘新的’概念或名词术语由于本质上是共时性的一种语言学性质的操作而被创造出来。”②另一方面，就“二元论”的伦理形式而言，詹姆逊强调必须把伦理内容从二元对立中剔除出去。虽然人类的心灵特别倾向于使二元对立带有道德评价，但是，通过中介的概念并把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恢复为一系列历史条件或形式，就可以把伦理对立予以剔除，并使二元论历史化。至此，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化就在于恢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过去的历史事件并不只具有文物的价值，对于现在来说，通过分析可以揭示历史事件的现实性——揭示当下的社会经济时期的局限与面向未来的潜能，并使当下通过置于以往的体系中而得到借鉴。鉴于此，詹姆逊强调，过去的物质存在与思想存在都对当下这个独特的物化世界产生影响，而当下也正是“过去”的“投射”的结果;意识形态批判就是要提供某种更具历史性的通道，使人们感受到这种潜在的审判，并获得对当下的生活方式的瞥见。

　　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历史化所发挥的功能在于:它使人更清楚地观察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并把真正的分析与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所产生的分析分开。例如，后现代主义强调异质性的多元结构，把一元论当作凌驾性的权威主义模式，进而认为每一“元”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没有哪一方可以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而在真正历史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看来，这种多元论不过是放弃自身时代责任的借口，是对那些承担时代责任的非多元论——如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的伪装。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维度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是祛除这种“伪装”的利器。

　　二、意识形态理论的集体维度:个体与集体的统一

　　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都很关注“集体”概念，特别是把其统摄在“阶级”的概念之下。随着社会形式以及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变化，“阶级”概念开始弱化，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中，它被表征学生、妇女、知识分子、种族等含义的“阶层”概念所代替。由这种变化所导致的更彻底的变化出现在福柯那里。在福柯的理论中，“集体”已经消失了，其所谈的是“主体状态”，即身体的状态。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对17 世纪油画作品《宫中侍女》的描述表达了文化再现活动中身体性主体的消失，从而表达了“人”只是画在沙滩上的面孔，随着下一个海浪的到来，终将被抹去。③文化再现活动与受压抑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文化针对主体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性) 出现了两种极端的倾向: 无政府主义和极权主义。前者表现为，后结构主义把文化再现与受压抑主体的关系当作中介，并通过这个“中介”把意识形态与艺术的话语连接到心理病理学中去。④由于后结构主义对个体绝对自由的强调，集体乃至主体将被完全消解，从而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反文化的形式。与前者相反，后者以试图避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路强调: “要重新把群体和集体生活的首要性凌驾于资产阶级有关个体存在的幻觉之上，并回到这样一个观点，即将个别的主体看成是集体的结构的一个‘功能’。”⑤ 换言之，个体不过是集体的手段( 即极权主义) 。

　　然而，在詹姆逊看来，无论无政府主义还是极权主义，都必然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诉求的，真正的模式应该是: 要说明过去文化的本质的神秘性，就必须把人类的整个冒险活动当作一个集体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瞥见要求我们亟待解决的那些古老问题，如原始部落季节交替的经济，关于三位一体的本质的激烈论战……抑或在时间上离我们更近一些的，如19 世纪民族国家枯燥乏味的议会和新闻论战。这些问题若要对我们恢复它们的原始迫切性，只能在一部伟大的集体故事的统一体内加以重述; 不管它们采取怎样掩盖和象征形式，只能认为它们共有一个单一的基本主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就是从必然王国争取自由王国的集体斗争; 而且只能把它们理解成一个单一庞大而未完成的情节中的关键插曲”⑥。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在这种阶级维度的集体性——集体与个体的统一——中，那些隐藏在意识形态背后的被压抑和被湮没的现实和意图才能重见于表面。

　　通过对身体个体主义( 福柯) 及其两个极端( 无政府主义、极权主义) 的批驳，詹姆逊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没落( 20 世纪晚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 和转变( 马克思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变体) 之后，重新回复到个体与集体统一的批判维度。这个维度之所以能够既克服个体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又排斥集体主义的极权压制性，就在于个体与集体的统一关系是辩证的——个体是集体中的个体，集体是包含和兼顾个体的集体; 同时，这种“统一”中对集体的强调为“批判理论”在阶级批判维度上的展开做了前提性的但并非前提的准备。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阶级维度:“ 阶级”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阶级”概念被“阶层”概念代替，而在福柯那里，“主体”或“身体”概念使“阶级”消失得更为彻底。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文化以形象、信息、广告传媒等越来越多的形式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如果说在哈贝马斯的公共圈层理论的描述下，工作时期的人还算是工人阶级的话，那么，在非工作时间，如“闲暇”时间，人已完全超出了“阶级”的属性。传统马克思主义或传统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阶级对立与斗争的异化社会形式已经不复存在。这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所谓的新“社会代理人”的出现。他们是一些艺术家或音乐家、美术馆的职员或唱片公司的董事，是一群特殊的资产阶级、年轻人或工人阶级的消费者。他们被更抽象的范畴冠以“小资”、“愤青”、专业管理阶层等等，而不是传统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

　　在詹姆逊看来，这种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身份认同”并不暗示着“阶层”已经成为某种新的“历史主体”——“仅仅是他们的文化实践和价值，他们的局部意识形态代表了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有效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化范式”⑦。因为，问题在于为何某个阶层能够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意识形态表达，从而对世界进行重新划分。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对“新的社会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抽象——那就是“多国资本本身”。

　　詹姆逊认为，要确认“新社会代理人”的身份，只要把“经济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看作是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又一版本就够了。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固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那些所谓的“阶层”不过是“阶级”在当下资本主义时期具体化的“变体”。“阶层”是“阶级”的下位概念。所以，“阶级”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阶层”的概念分散化了。经过抽象，“阶级”仍然是当下社会的“代理人”，唯一变化的只是阶级的成分随着资本逻辑的重构而重构，从而呼唤一种新的阶级意识。詹姆逊认为，可以提出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可想象的阶级意识，从而在后现代主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后现代空间中，确认阶级自身及其意识、地位和任务。

　　这种对“阶层”的抽象和对“阶级”存在的确认，在批驳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恢复了传统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主体”的现实性与确定性，从而再次磨砺了批判理论被典藏起来的本己的犀利性。同时，这种阶级批判维度的恢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认识到当下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肆虐，使得资本批判主体的范围同样具有全球性，即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全球性。

　　四、意识形态理论的乌托邦维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

　　在卢卡奇的理论中，意识形态理论经过了一次断裂——老式的19 世纪的意识形态理论转向更成熟、更复杂的理论模式。老式的理论模式基本上是认识论的，以发现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为目标; 而新式的理论模式已不局限于真假问题，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商品( 物化) 、支配权( 福柯) 、非政治性机构( 阿尔都塞) 、甚至语言( 福柯、哈贝马斯) ，在日常生活中对人的精神、肉体和生活方式发挥作用。

　　对于这样的转变，曼海姆把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勾连起来。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而把自身的利益赋予整个社会——把个别诉求普遍化——以使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集体下意识地接受被掩盖的当下现实的思想体系; 而乌托邦是反抗阶级在摧毁或改造现存社会秩序的愿望下使承受者集体下意识地实施反抗的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因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分属两个不同维度——前者固守当下，后者指向未来。

　　然而，詹姆逊从历史和辩证的角度出发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乌托邦，反之亦然。针对卢卡奇，詹姆逊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对意识形态进行否定、非神秘化和批判性的操作，因而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变体和创新。在卢卡奇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对抗性的存在，即詹姆逊所言的遏制策略。詹姆逊强调，这种遏制策略总是存在于意识形态所暗示或压抑的总体性理想的冲突之中，因而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辩证的两极——既可以被看作传统模式中发挥遮蔽功能的谬误意识，亦可以被当作发挥合理功能的乌托邦。如在历史的视角下，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形式就发挥着乌托邦的功能，而在资本主义掌权时，便转而成为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辩证法。詹姆逊强调: “辩证法的使命就在于超越这种对立(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对立——笔者注) 而趋于‘超越善恶’的集体逻辑。”⑧通过这种辩证的阐释，一切文化形式都被看作既是意识形态的，又发挥着被压抑的乌托邦冲动。

　　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辩证的统一的强调，一方面校正了晚近的意识形态理论偏重功能性分析所带来的理论困境——陷入二元论或诉诸道德判断——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方式的确定性，即一切文化形式不仅是历史文物，还深刻地具有与现实相关的功能性; 另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割裂批判理论的肯定性( 未来维度，也可以称乌托邦维度) 与否定性( 当下维度，也可称意识形态维度) 进行了弥补，从而使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既包含了对意识形态的共时性( 当下) 理解与认可，又包含了历时性( 未来) 的尺度与批判。

　　在意识形态的隐蔽“战场”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对抗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武器”。詹姆逊在辩证继承前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的关系，在共时性与历时性、个体与集体、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互为统一和辩证的阶级维度中，重新恢复了马克思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本性，即在破碎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中，以历史的、集体的、阶级的和辨证的维度去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注释:

　　① 参见［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54 页。

　　② 同上书，第119 页。

　　③ 参见［法］福柯: 《词与物》，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20—21 页。

　　④［美］詹姆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127页。

　　⑤ 同上书，第129 页。

　　⑥［美］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11 页。

　　⑦［美］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 页。

　　⑧［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第273 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