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做好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在具有灵魂性的理论建设方面出现了致命失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凝固化，并进行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生搬硬套，导致理论建设的教条化；领袖个人垄断理论的创造权，过度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唯一性，导致理论建设的一元化；完全断绝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意图在“无菌世界”中保持理论的“纯洁性”，导致理论建设的封闭化。汲取苏共理论建设的教训，中国共产党要特别注意在实践中坚持理论建设的开拓创新，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又要容许一定程度的思想多样性；要有选择有鉴别性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理论文化，以取长补短发展自己。

　　关 键 词：苏共；理论建设；失误；启示；中共

　　作者简介：熊辉(1971－)，男，湖南汉寿人，博士，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研究；谭诗杰(1987－)，男，湖南耒阳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D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3)05－0009－06

　　苏联共产党①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有着88年②的建党史和74年的执政史，拥有“1900万党员和40万基础组织”[1]78－85，但就是这样一个顶着辉煌历史和庞大身躯的老革命党，在外无战争、内无革命的一夜之间退出历史舞台。苏共的亡党固然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依据，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苏共灭亡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还是没有做好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在具有灵魂性、基础性、先导性的理论建设方面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主要是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随着实际国情、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实现持续创新和与时俱进。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153“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312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但是，特定阶段的理论有其时代局限性，因而始终保持理论的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变得尤为关键，否则理论就会脱离实际，阻碍实践的发展。列宁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正是他突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教条主义理解，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但是，历史并没有留给列宁太多时间，在他去世以后，跟着他一起沉睡的还有苏共理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导致苏共从一个充满生机和创造精神的革命党逐渐陷入封闭僵化、停滞不前的泥沼，这样的蜕化从本质上削弱了苏共的先进性、战斗性和执政合法性，最终亡党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本文从党的建设角度分析、总结苏共理论建设的失误及其启示，对于我们党加强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建设的教条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凝固化，并进行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生搬硬套

　　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443因而“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681，他还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669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建设的根本在于勇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实践中实现理论的创新。但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遗忘了前人的告诫，苏共的理论创新逐渐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

　　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也犯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在执政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对马列主义的教条化、凝固化，具体表现在：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马列主义理论作扭曲的抽离，简单条条化为几个原理、几个观点来指导复杂纷繁的具体实践；把生机勃勃的、负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以钦定教科书的形式固化，并以此作为评价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论断，有些甚至是预测与猜想都视作不可违背和更改的真理；把苏联模式奉为唯一正确、具有普世价值的永恒模式，不准或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修正主义。1938年，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意图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教程》一出版，苏共中央专门作出决议，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凡是党史方面、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一律要以《教程》的提法为准，进行改正和澄清，杜绝任意解释的现象。”[5]199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又亲自指导编辑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把苏联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直接当成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律”，使社会主义变成僵化的固定模式。很明显，客观条件一直在变化，而理论却落入了“刻舟求剑”的尴尬。

　　由于后续领导人粗鄙的理论水平以及长期积累的诸多未解问题，苏共在理论建设上的教条化错误积重难返。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而后理论界开始批判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错误，但赫鲁晓夫的意图并不是要突破斯大林模式，而是借此完成“非斯大林化”而树立自己的权威。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试图改变苏联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但赫鲁晓夫不顾当时的社会发展实际，指责马林科夫的想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离经叛道”，并不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言论，声称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发展重工业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甚至“在将来也仍然要坚决执行这条路线”[6]11，似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条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教条主义作风已经达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理论建设仍是换汤不换药，以其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仍然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只愿对其进行隔靴搔痒式的小修小补。纵观苏共的整个执政史，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苏共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国情的教条主义之风。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7]90其后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又声称苏联已经进入“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8]10。这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表明，苏共片面地把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做建成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却完全忽视了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竟然又提出了苏联要“在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口号，他不但没有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思想，反而将其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967年，勃涅日列夫推出了自己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危害不仅在于其仍然具有冒进夸张和不切实际的特点，而且在于当时官方对“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证和阐述都是从抽象的纯理论出发的，严重脱离了实际国情，刻意回避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教条化对理论建设的危害是巨大的，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在1969年的书中就感叹道：“近50年来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却停滞了。从整体看，马克思主义落后于现实形势的发展。”[9]48由于教条主义对理论建设的极大束缚，苏共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基础理论始终没有创造性的突破和发展，理论无法与时俱进，从而失去了理论的先导性和科学性，失去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性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