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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失败了
2014年05月05日 15:22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京) 作者:周穗明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欧洲共产主义;冷战;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际共运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可以归结为八个方面的原因: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失去了其发展的国际政治空间;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变化的长期趋势构成了不利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宏观背景;西方各国内部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夹击使“欧洲共产主义”各党腹背受敌;“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欧左翼阵营的竞争中不敌长期执政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战后西欧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党的社会基础受到持续削弱;苏共直接插手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压制和破坏了“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路线的推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使“欧洲共产主义”在内部多重压力下没有出路;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是导致“欧洲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夭折的重要根源之一。

  关 键 词:欧洲共产主义;冷战;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际共运

  作者简介:周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欧洲共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代表了西欧共产党人试图摆脱苏联教条、走符合西欧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1977年3月,意、法、西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举行高级会晤,联合发表《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马德里宣言》全面阐述“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提出三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根据自己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制定内外政治路线,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宣告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正式诞生。“欧洲共产主义”在当时是作为既不同于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而提出来的。在其发展鼎盛期,意、法、西、英、比、荷、希共和瑞典左翼党等18个党派宣布奉行“欧洲共产主义”路线,“欧洲共产主义”的实际影响超出欧洲范围,共拥有党员330万人。意共、法共和西共被视为“欧洲共产主义”的三大支柱。然而,“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中几乎是昙花一现。随着1976年意大利共产党“历史性妥协”的破裂,1977年马歇领导的法国共产党重新表态皈依苏共,以及西班牙共产党退出“欧洲共产主义”三党联合和1984年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逝世,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欧洲共产主义”在先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

  今天值得人们深入思索的是:名动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为什么失败了?一个民主的、符合西方实际的战略为什么早早夭折了?我们看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当时引发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回归苏联“正统”并没有挽救西方党下滑的颓势,西方各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后几乎同时遭遇了一次影响力下降的普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低谷。因此,笔者沿用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句式,提出“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原因的探讨。笔者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是由复杂的、多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其中,既有国际形势和西方各国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有国际共运和西方共产党内部各种演变因素的作用,还有西方左翼阵营内外竞争的压力。本文试图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进行方方面面的分析,大致梳理出以下八个方面的原因:

  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失去了其发展的国际政治空间

  在“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70年代中早期,西方正处于战后经济繁荣期的末端,美苏两大集团正处于政治上“缓和”的蜜月期。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为“欧洲共产主义”营造了生长的条件。“欧洲共产主义”提出了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走向具有“民族色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的对内政策,和以建设一个“独立于美苏”的“联合起来的欧洲”为主导思想的对外政策。然而,80年代国际风云突变,一系列大事标志着“缓和”的结束,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重新启动。美苏之间紧张对峙的局面使80年代的世界不存在任何“第三种选择”的国际政治空间。美苏争霸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迫使“欧洲共产主义”在两大阵营严重对峙中划线站队——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正是由于冷战格局的深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彻底消失,直接导致了它的终结。也就是说,国际环境的变化使西方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革新战略出师不利,失去了自身变革所需要的外部条件。

  二、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变化的长期趋势构成了不利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宏观背景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里根和撒切尔上台执政为标志,西方社会本身在政治上急剧向右转,大西洋两岸进入保守主义复辟的新历史阶段。作为对西方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结束后“十年滞胀”的政策反拨,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政策主流。在经济上,这一时期西方进入了信息产业革命的结构性调整周期,信息生产力与新市场空间的结合启动了全球化的新浪潮。新保守主义政治及其相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宰了20世纪后20年至今的世界经济政治潮流。西方政治右倾化的长期趋势使8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创,使所有西方左派(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左翼)都受到沉重打击。其中,西欧共产党人刚启动不久的“欧洲共产主义”改革运动更是首当其冲。“欧洲共产主义”从70年代中早期起步不久就迎面碰上西方政治右倾化长期趋势的开端,大环境的总体压力使这一改革进程步履维艰。此后,“欧洲共产主义”在8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面困境中一蹶不振,逐渐淡出西方政治舞台。

  三、西方各国内部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夹击使“欧洲共产主义”各党腹背受敌

  如果说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治环境在外部阻碍了“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实施,那么,西方国家内部的左右掣肘也使“欧洲共产主义”的改革运动缺乏伸展的国内政治空间。本来,“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欧各国都是民主进程的发展和竞选的策略需要,是应对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的一种不得已的客观选择。然而,在70年代中期,战后繁荣期行将结束的西方各国进入了战后最敏感的转折期和最复杂的矛盾多发期,长期在野的西欧共产党在争取执政的道路上遭遇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双重挑战。比如,作为战后西方国家中势力最强大的共产党,意共当时首先受到法西斯黑色恐怖主义的威胁。意大利60年代末的激进主义学生运动从反面刺激了新法西斯主义极右势力的猖獗。新法西斯主义与黑手党联手,在意大利制造了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恐怖爆炸事件,使黑色恐怖主义在1969年到1984年期间甚嚣尘上。执政的天民党在极右派夺去选票的压力下向右倾斜。1973年秋智利发生右翼军事政变,萨尔瓦多·阿连德社会党政府被推翻。这一事件使意共震惊。为了避免狂热的意大利新法西斯黑色恐怖主义发动政变、重演智利悲剧,为了铲除滋生新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温床,贝林格建议意共与社会党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建立联盟,在意大利实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伟大的“历史性妥协”,要在西方国家通过议会民主争取政权。1975年意共召开十五大,正式通过了“历史性妥协”的方略。意共由此成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创始者和象征。1976年大选,意共通过高额选票实践了这一方略,在1976-1979年间建立了天民党主导、以天民党和共产党为中心的“全国团结政府”(民间称为“安德雷奥蒂—贝林格政府”)。此举成功地逼退了极右派和极左派的进攻,旨在团结各方力量的“历史性妥协”逐渐被各方所接受。在失去政治空间的情况下,1978年3月16日,极左派激进武装“红色旅”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罗马市中心绑架了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并在关押55天后将其杀害。温和的天民党左翼莫罗是为意共进入政府铺平道路的关键人物。“红色恐怖主义”从事的绑架事件直接打击并葬送了意共的“历史性妥协”政策,埋葬了统一战线的“全国团结政府”,也为后来的大镇压提供了借口。当时意共面临的这种左右挑战在当时具有一定普遍性。欧洲、尤其是西南欧各国新法西斯主义极右势力都十分猖獗,受托派“第四国际”极左理论影响的德国“红军”、西班牙“埃塔”等“红色恐怖主义”组织也非常活跃。意共在1979年受挫后继续坚持贝林格的路线,从“历史性妥协”进一步走向“民主替代”战略,并在1984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33.3%的选票,首次压倒过天民党而位居第一。虽然意共仍坚持“欧洲共产主义”,但是转型期的左右挑战挤压了贯彻这一路线的国内政治空间,使其难有真正作为。随着1984年贝林格逝世,作为“欧洲共产主义”主要支柱的意共陷入党内领导危机,“欧洲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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