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 编号11bks006)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 编号10JDZT03YB) 研究成果。

　　随着“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时代的到来, 西方资产阶级借助科技革命使社会领域获得了时代性的转型, 这至少在表面上保证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相对稳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仍然将社会批判的锋芒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关系) , 将难以撼动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存在”根基。于是,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从比“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关系) 更深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本根性的批判, 从而再次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

　　一、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根性批判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又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社会主义流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阿格尔、奥康纳、福斯特等人。由于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千姿百态,不尽相同, 本文只能从其大致的心路逻辑进行论述。

　　在一般的意义上, 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武器是马克思的整体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 第21 页) 这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一个含纳“自然史”与“人类史”于一体的整体历史观。第一, 在“本原”的意义上, “自然史”具有先在性与整体性,“人类史”乃“自然史”的延伸与“现实部分”。“人类史”是在人类之前的自然演化史的前提下发生的, 并且, 无论自然界由于人的存在而发生怎样的变化,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 ( 马克思、恩格斯, 第21 页) 。因此,“人类史”在质底上无非是“自然史”向更高阶段的延续, 它表现为“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该过程的实质乃自然界的分化与提升—— 既是人类借助于劳动实践与自在自然相分化, 又是人类通过社会活动从自在自然中提升出来。第二, 在“过程”的视野中, 一方面, “人类史”是通过自然演化和人类劳动的共同作用而从“自然史”发展出来的; 另一方面, 在人类存在的条件下, “自然史”与“人类史”由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特别是人类的劳动实践而相互渗透、互为中介, 从而延伸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共同系列, 使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第三, 在“价值”的境界中, 自然历史系统是“人类史”与“自然史”共同的最高的价值承载者。这就是说, 在自然历史中“生成”的各种子系统, 包括其中各种形式的生命系统、人类系统, 以及孕育各种生命的、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生态系统, 特别是与人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的、为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所渗透的“人文—自然系统”, 都应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所有这些价值都只是自然历史的总体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 其重要性都必须置于自然历史总体价值体系的覆盖之下。

　　“人类史”与“自然史”的这种浑融整一的关系, 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模式“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但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际”生存模式, 却以征服自然为前提, 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后果, 这最终必将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规律, 威胁到“人类史”的存在根基。据此, 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展开了本根性的批判:

　　首先,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基础, 必然造成“物质变换的裂缝”, 终将突破生态学的极限而引发生态危机。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从两方面剖析了这种“物质变换的裂缝”问题: 一方面, 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看, 它不是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再生产中谋求资本的无休止增殖。这就意味着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必然要与有限的生态系统发生矛盾。同时,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追求利润的方式往往表现为追求资本的短期回报, 因而必然会忽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环境条件进行长期和总体的规划。这些环境条件不仅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境遇, 而且会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见福斯特, 第3 - 4 页) 另一方面,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看, 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最大化, 必然会投入大量的财物用于扩大生产规模, 进行技术革新; 这就意味着企业必然依靠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技术, 并用机械代替人力, 通过加快生产流程以获取利润, 而这必然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消耗, 以及企业倾倒更多的对环境有害的废料。据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超越自然生态所能承载的限度而引发生态危机。

　　其次, 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以追求异化消费为目的, 必然无限制地消耗自然资源, 终将引发人类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资本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 决定了它必须尽快地让所生产的商品交换出去, 并让消费者尽快地消费掉而去购买新的商品。这样, 建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基础上的工业社会, 往往为了促进其商品的消费而制造“虚假的需要”, 以此作为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的中介。人们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求: 消费不再是为了使用物品, 而是为了占有物品。据此, 消费披上了“幸福”的外衣, 成为财富和价值的象征, 手段成为目的, 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 相反, 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 弗洛姆, 第174 页)这实质上是把资本主义异化生产带来的经济危机转嫁到消费领域, 使异化消费成为化解经济危机的有效途径。阿格尔对此揭露道: 在更深的层次上, 这种异化消费的质底在于, 人们由异化劳动形成了一种“劳动- 闲暇二元论”, 即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自由和幸福可言, 只有在闲暇时间中才能享受自由和幸福, 而这种“享受”的具体表现便是异化消费。由此可见, 异化消费指称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阿格尔, 第494 页) 然而, 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是有限的, 它根本不可能支撑人类对异化消费的无限欲求, 这就迟早会导致人们异化消费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而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生效之后, 则不知人类将以何种生活模式继续生存下去。

　　最后, 科技理性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 必然走向“非理性运用”的结局, 终将异化为反自然及反人类的力量。生态社会主义在这方面的经典表述集中于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莱斯指出, 技术理性源发于西方文化传统中“控制自然”之观念, 即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 莱斯, 第27 页)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使“运用科技控制自然”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 社会进步被等同于科技进步, 技术理性遂得以流布天下。技术理性演进的过程, 凸显出通过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是同一个历史过程; 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技术应用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 技术理性既被用来控制自然资源的占有, 也被用来控制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 更被用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技术理性的这种功能决定了它必然会走向非理性的运用。阿格尔指出,这种“非理性的运用”导致科技不是服务于调节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 而是服务于企业无限追求利润和社会管理日益集中化和官僚化的目的, 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个过程。由此可见, 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 而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利关系。

　　由以上所述可见, 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之“惯制”的不合理性。所谓“惯制”, 即人们在长期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内心价值认同的行为方式。它既不完全等同于“习惯”,也不完全等同于“制度”, 而是两者的结合: 它是长期潜移默化而逐步形成的, 并非硬性的规定; 同时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所要遵守的准则, 具有一种制度的约束力。“惯制” 一经形成, 就具备了传承性和惰性, 即不易改变的特征, 即便是弊习陋俗也是如此。而生态社会主义却说明: 当代人类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之“惯制”与人类生存的本源——自然界质底上难容, 因此, 它不能作为人类“应然”的生存模式而永世长存, 人类仍然需要扬弃这种“惯制”而选择社会主义的生存模式。

　　二、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地位评估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 人类要扬弃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而迈向生态社会主义。

　　首先, 在社会价值观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价值观的推陈出新, 并使之逐步普及为社会认同的价值取向。因为异化的科技理性之所以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质底上在于它能借助“征服自然”以满足人们的无限贪欲。而传统马克思主义依据“人化自然”与“非人化自然”的区分来界定自然价值的思路, 难以解构这种意识形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眼里, “人化自然”乃已经纳入人的实践领域的自然, 其价值体现着人的实践价值, 因此, 只有人化自然才具有意义; 而“非人化自然”尚是一个未被人开发但具有为人无限利用“潜能”的对象, 因而不具有自身的意义。这种观点仅仅依据对人“有用”的视角来界定自然的价值, 按此逻辑延伸, 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科技征服并能满足人的欲求的自然当然是“有用” 的。但这种看法岂能驳倒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对此, 生态社会主义反向指出: 自然是一个有限的存在, 其能量是可以耗竭的, 因此, 它不是一个可以被人无限开发和利用的对象。自然的这种有限性恰恰是其自身价值所在, 即: 自然界不是一个任人摆布而没有抵抗的客体, 它并不全然服从人类的意志; 它有自己非人的、自然的需要, 也就是说, 如果人类的要求超过自然界可以容忍的界限, 自然界就要进行报复。据此, 人类要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就要克服人的自我中心化, 学会尊重自然规律, 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

　　公正地说, 生态社会主义的以上观点具有很大的真理性, 但它以否认“人类中心化”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观”, 在本根上与马克思的思路大异其趣。马克思认为, 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是人借助于实践而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 所以是人的“ 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赖以确立的绝对前提。离开了这一自我中心化结构, 人的“我向性”就无法成立, 从而人的自我意识的反省也就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 人的自我中心化乃是马克思所谓人的“为我关系”得以建立的逻辑底据; 只要人类仍然是以“人”的方式存在, 就不可能消解人的自我中心化。事实上, 人类倡导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 并没有真正摆脱人的自我中心化。这正如马修斯所指出的:“我们对于保持生态平衡有兴趣,因为那对于我们自己的物种生存和福利是必要的条件。” ( 转引自庄庆信) 由此可见,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预设就隐含着人的自我中心化, 它至少是一种“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且生态伦理学将伦理关系泛化为整个生态系统普遍适用的价值尺度, 乃是一种“拟人化”做法, 即把属人的道德“移情”于非人存在之中的结果。而这种“移情”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人的自我中心化的做法——把人的“自然”尺度外向投射到对象世界。

　　其次, 在生产方式上实现“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即采用既要满足个人需求, 同时又不损害生态系统, 从而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的经济演进方式。生态社会主义认为, 要使社会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然价值观, 就必须变革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以保证科技运用的正确方向,因为只有生产方式更新为不以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新型社会存在, 与其相适应的新社会意识才能逐步扩延为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系统。为此, 阿格尔提出用“分散化”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 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 通过使工业生产“分散化”来限制科技的大规模非理性运用, 以此缓解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 使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一主张对解决当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具有现实意义, 但它在总体上是以偏概全的。马克思认为, 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由劳动”的人类生存模式, 但“自由劳动”必须植基于一定的“必要劳动” (人类为维持生存与发展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 之上才能成行。这就是说, 人类仍然要依靠业已形成的大规模的科技力量来发展生产力, 为“自由劳动”的生存模式奠定物质基础。这种理论承认科技具有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 因而肯定人类迈入科技化的生存方式具有合历史规律的意义: 因为实践作为人的基本生活方式, 本身就带有不断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不断扩延属人世界的内在倾向; 而实践能否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的尺度的满足情况, 即实践成果取决于实践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客观规律的把握, 科技恰恰就是达到这种把握的凭借。在这个意义上, 即使人类欲解决由科技理性异化所带来的生态问题, 也仍然离不开科技的手段。而生态社会主义所提出“ 分散化”方法, 本质上是反科技的。它完全忘记了: 人类可根据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理论”来找到依靠科技解决生态问题的“循环经济”模式。所谓循环经济模式, 是相对于工业文明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的线型经济而言的, 它是建立在生态学规律上的一种以“减量化” ( 在生产消费过程中, 尽量减少资源消耗与废弃物的产生) 、“再利用”( 产品多次使用或者修复、翻新或再制造后继续使用, 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防止过早地成为垃圾) 、“资源化” ( 也称“再生利用”, 指将废弃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源, 既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 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为原则, 以资源( 特别是物质资源) 的节约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以避免、减少、再利用、资源化、热回收、无害化处置为处理废弃物的先后次序, 构造上高度接近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闭路循环,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因此是人类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

　　最后, 在生活方式上变革以满足“虚假需求”为前提的“异化消费”的生活模式, 选择“劳动乃自由与幸福的源泉”之生活模式。生态社会主义认为,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改变其形成的“需要动因”。人的生产是有目的的定向活动, 而这方向与目的则是由需要规定的, “需要”是生产的起点与归属。而“需要”的这种属性具体表现为“消费”。这就是说, 消费不仅是上一生产过程的终结, 而且是下一生产过程的发端, 因为生产不仅满足消费的需要, 而且还产生新的消费欲求,这就为生产提供新的想象对象, 定出新的启动目的, 从而推动着生产继往开来。依据这种视界, 人类必须首先改变因“虚假需求”而生发的“异化消费”的生活模式, 由此才能消解形成异化生产的“动因”。而在这个问题上, 阿格尔提出了“非官僚化”的对策: 因为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日益官僚化的管理体制, 使工人的劳动呈现为日益破碎化和机械化的异化形式, 他们不能参与生产的决策和管理, 体会不到劳动的创造性和愉悦, 由此产生了“劳动—闲暇二元论”; 因而, 社会必须进行“非官僚化”的改革——反对生产过程中极权的官僚管理体制, 让工人参与生产决策和管理,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 从而体会到劳动的欢欣, 树立劳动和闲暇一元论, 把劳动看作自由与幸福的源泉, 以此改变因“虚假需求”而引发的“异化消费”之生活模式。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见解具有可操作的意义, 但它与马克思在终极关怀层面解决问题的思路相比, 也具有不彻底的缺陷。例如, 生态社会主义并不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我们不是主张把生产资料归还给工人, 而是主张把创造理性和自我指导性交还给长期生活在专家奴役之下的工人。”( 阿格尔, 第515 页) 人们不禁要问: 工人阶级在没有所有权的处境中如何能名正言顺地参与生产的决策和管理? 再比如, 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把劳动看作是自由与幸福的源泉”, 但它没有区分劳动的性质, 按照如此模糊的概念, 异化劳动也没有被排除在“自由与幸福的源泉”之外。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 在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条件下, 由于个人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由社会来调节且其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 这样, 个人就有了充分的自由时间来从事全面发展自身能力与素质的自由劳动, 而“自由劳动”是人类消灭资本逻辑之后的新型生活方式。应该强调指出的是, 马克思指称的“公有制”是“社会个人所有制”, 其立足点为: 自由劳动的前提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 因为只有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其使用者时, 他们才能真正具有劳动的自由。因此, “社会个人所有制”采取集“社会所有”( 公有) 与“劳动者个人所有”二位一体的形式, 即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 而个人所有制以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以此实现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只有在这种所有制下, 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的自由劳动。这里的“各尽所能”, 指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选择最能发展自由个性的具体劳动形式。而“按需分配”则指社会根据每个人自由劳动的需要分配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只有在这种生活格局中, 人们才能扬弃资本主义条件下因“虚假需求”而产生的异化消费的生活模式。

　　综上, 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在“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关系) 层面解构资本主义的情势下, 力图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更深层面解构资本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从生态视角对资本主义生存模式所作的本根性批判, 立足于当代的高度, 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合规律性。然而, 由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眼光仅限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当下世界, 因而它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虽有现实意义, 但与马克思立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相比, 有终极关怀境界上的不彻底性。

　　参考文献：

　 [1]阿格尔, 1991 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弗洛姆, 1986 年: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湖南人民出版社。

　　[3]福斯特, 2006 年: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上海译文出版社。

　　[4]莱斯, 1993 年: 《自然的控制》, 重庆出版社。

　　[5]马克思、恩格斯, 2003 年: 《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 , 人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2 年, 人民出版社。

　　[7]庄庆信, 1988 年: 《当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环保哲学》, 载《哲学与文化》第4 期。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