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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理念:对话阿克塞尔·霍耐特
2020年09月14日 08:56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4期 作者:阿克塞尔·霍耐特 李汉松 字号
2020年09月14日 08:56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4期 作者:阿克塞尔·霍耐特 李汉松

内容摘要:霍耐特提出,为突破当前世界政治的困局,左翼力量应发挥其想象力与创造力,超越僵化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制度的局限性,重新思考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努力推动实现国内与国际的双重社会正义。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他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心理分析领域做出了广泛的贡献,通过重新诠释“承认”、“权力”、“物化”等批判理论中的概念与哲学范式,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想的走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霍耐特以法兰克福学派方法为基础,结合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文系霍耐特教授于2020316日与哈佛大学政治系、历史与经济中心研究员李汉松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对话。在对话中,霍耐特回顾了1960年代以来亲历的德国社会变革与学术思潮,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从第一代至第三代的脉络谱系,回应了其他人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提出的一系列批评,并对世界左翼运动的过往和未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霍耐特提出,为突破当前世界政治的困局,左翼力量应发挥其想象力与创造力,超越僵化的政治身份和经济制度的局限性,重新思考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努力推动实现国内与国际的双重社会正义。    

  李汉松:在您的著作《社会主义的理念》[]中,您担忧当代左翼对于理想性、必要性、必然性的认知停滞不前,从而导致人们丧失乌托邦的愿景,以为政治变革不再可能。反思过往,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度过了青年时光。哪些因素促成了您在学生时代的思想形成和政治成熟?     

  霍耐特我在政治上的成长可以追溯至中学阶段,正值1968年学生运动爆发之前的几年。我当时正处于青年时期,大约十七、八岁,已经对政治产生了一些兴趣。在那时,我对未来持有一种非常模糊的社会主义憧憬,但我很难体会这其中真正的含义,因为接下来这场政治运动(即1968年学生运动)虽然是由某些关于“无阶级”的未来社会的革命观念所激发的,但对这种未来社会缺乏具体的认知。很快,学生运动内部开始分化,形成诸多派系。我不属于任何分支。尚在中学时,我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团体(Jusos),该组织内部一部分人属于托洛茨基分子,另一部分人则向往苏联模式的一国社会主义。开始时,我并未完全认同托洛茨基主义,但在组织里,我游荡在托洛茨基派的圈子当中。毕竟,这个托洛茨基派的圈子更热衷于自由,也更反对威权主义。所以在我的家乡,德国的工业重镇埃森,我在社会民主党内一度出任了较高级别的职务。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后,我逐渐与鲁尔区的政治圈子失去联系。我首先在波恩,然后去了波鸿,最后来到柏林。我很快发觉,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极度官僚化,所以毅然脱离了该组织,后来再也没有回归该党。 

  在理论上,我早期受到的影响部分来自马克思。在当时德国的高校圈子里,马克思主义的读书小组不计其数,我便参加了其中一个。我还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一开始是阅读了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著作。但很快,阿多诺作品中的一些特质令我很不满意。所以我转而投向了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成为了一个地道的 “哈贝马斯弟子”。但在波鸿时,我研究的是社会学和哲学,也涉及了一点文学,这些学科是我早期接受的全部学术训练。那时,我作为一个“失败的社会主义者”,不清楚这种“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应作何解。很明显的是,当时我更多属于“改良派”的圈子。那时我从不相信“革命就在当下”,我甚至从来不清楚在一定的条件下,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会以何种形式展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曾经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反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也曾一度困惑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甚至并不完全理解“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什么。   

  李汉松:您一度致力于回击一种过度经济化的社会主义诉求。     

  霍耐特是的,这也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意味着着什么这一问题保持一种开放的思路。我认同一种“实验主义”的旧理念,根据这一理念,我们无法事先得知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何种模样,所以必须走一步看一步,自己去探索发现。我们所知道的是,它“不该是何模样”:它不应该是高度中央计划的经济,因为这种经济显然没有效率。所以,我们仍应继续实验下去。      

  李汉松:针对阿多诺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关于1960年代左翼学运的争论,您站在哪一边?答案不难猜,但请您陈述理由。     

  霍耐特我更多站在马尔库塞这一边。那是一段诡异的岁月!回顾过往,我认为如果当时支持阿诺多,批判马尔库塞,也就意味着:只要对未来的革命怀抱着极度激进的观念即可。而加入马库塞阵营意味着:同情并团结那些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包括后来的女性主义运动与同性恋运动。一些支持阿多诺的人盘踞在法兰克福——当时因为我已经反对阿多诺,所以与他们不熟——这些人相信革命就要在眼前爆发,势在必行。    

  李汉松:他们的观点是:革命潜力一直存在于当下,我们只需启动革命活动。     

  霍耐特是的,这一总结非常精辟。我认为此类观点特别愚蠢,源于对工人阶级现实缺乏了解。他们并未真正照顾到工人的利益,甚至根本没有把工人阶级放在心上。当然了,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在“以工人的名义”进行思考。     

  李汉松:一直以来,您最猛烈的抨击者都是以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名义在批判您。这个现象司空见惯,但也耐人寻味。您是否记得2013年,曾有一位鸭嘴兽联社(Platypus Affiliated Society)法兰克福分社的成员拜访过您,与您探讨乔治·卢卡奇(György Lukács)与“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含沙射影地批评了您2005年的“伯克利檀纳人文价值讲座”(Tanner Lecturers)?那是我们专门派去“揭发”您如何背离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同志。     

  霍耐特不仅记得,而且记忆犹新。你曾是“鸭嘴兽”芝加哥分社的社长,一定是摩西·普斯通(Moishe Postone)的学生。你如何看他的“革命观”?    

  李汉松:“鸭嘴兽”比普斯通教授更激进一些。普斯通还坚持应该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列宁一分为二,划清界限。     

  霍耐特是的,一段时间内,我和普斯通是最亲密的朋友。必须说,直到他最近逝世,我们还维持着友谊。但我从来没能理解他写作《时间、劳动与社会支配》(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这部书背后的初衷和设想。     

  李汉松:这本书是普斯通的弟子们在读《资本论》时手边常备的“资本论注疏”。总体而言,在您的众多批评者当中,大多数人不是中间派的“自由社会主义者”或“社会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和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信徒,而是更激进的左翼学者——他们希望回归“原初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接近您,声称“是友非敌”,然后向您发起突然袭击,拷问您:“你怎么看待阿多诺?你又怎么看待卢卡奇?”     

  霍耐特你描述的极为准确,这正是我不断经历的折磨。但这种现象早已开始了,所以我习惯已久。可以说,自从我开始“认同”——或许“认同”这个词过于强烈了一些,还是说“发生兴趣”为宜——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且对批判理论内部的哈贝马斯式运动深感同情,这种来自左翼的攻击声便源源不绝。我在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执教时,尚未与哈贝马斯建立个人友谊,但因为与他思想接近,而且对“时下革命”的可能性持保留意见,所以受到了不少责难。许多人将我描述为“革命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叛徒”。     

  李汉松:“改良主义叛徒”,而非“新修正主义理论家”?     

  霍耐特是的,这是我的另外一个标签。事实上,给我贴上这一标签的是贝恩德·拉贝尔(Bernd Rabehl[]。他当时已小有名气,现在却成了“新纳粹”人物。他当时是一位风云人物,是德国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最亲密的朋友。他与我是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我开始在该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他公开称呼我为“新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我走入办公室的那一刻,他当众宣布:“看呐,新时代的伯恩施坦驾临了!” 我一直在忍受着这一标签,直到现在也忍受着同样的批判。在柏林时,这样攻击我的是我的左翼“同志”,现在则是接过前人的接力棒的年轻一辈。     

  李汉松:拉贝尔是个传奇人物。您对他的学术造诣和思想转变有何看法?      

  霍耐特他的学术兴趣与杜契克相同,写过一部富有洞见的专著《亚细亚式生产模式》(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一段时间内,他们二人都反对苏联模式。但另一方面,说他们处于法国式的“毛主义”阶段,也不为过。他们都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而且都在东柏林长大,背景十分相似。拉贝尔起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亲和而有趣。但如今,他像其他一些人一样,转变成了德国的激进极右翼——并不属于任何右翼政党,而是参与极右翼社会运动。这种事态的变化,实在令人扼腕。 

  李汉松:他是从极左翼转变为极右翼的又一个例证?     

  霍耐特:是的,如你所说,这并不是个罕见的例子。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这种现象也频频发生。     

  李汉松:这一现象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也很常见。我以前的几位同事最近为《社会主义的理念》写了篇书评,文章结尾写道:我们不得不好奇:倘若当年阿多诺去世后,接替他继承法兰克福学派掌门人大位的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然后再传给汉斯-格奥尔·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或赫尔穆特·莱歇尔特(Helmut Reichelt),而非在1983年落入哈贝马斯之手,那么现在的法兰克福学派会是何等光景?[]您对此有何看法?     

  霍耐特这简直荒唐!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后来转变得相当保守。起初,在法兰克福,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是整个运动的英雄,因为他写了一部杰出的著作《马克思学说中的“自然”概念》(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Karl Marx),令人钦佩。但他一直都自视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亲信侍从,后来终于得以编辑霍克海默的著作。而霍克海默晚年也变得相当保守。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他的老师一样,从来不是个积极的活动家,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奥斯卡·涅格特(Oskar Negt)的反对者。涅格特很了不起,毕生从事社会活动,与工会关系紧密。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去世前算得上是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最保守的人之一。所以我们都很庆幸,他最终没有得到研究所所长的职位。      

  李汉松:具体到您的社会主义主张,我想首先与您探讨社会制度问题。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曾运用历史方法,分析了19世纪的德国工人如何在认同乌托邦远景之后,逐渐走出无助感,重获希望。如今,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和经济制度逐渐巩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为了重新赋予工人们超越现实的理想,就必须先阐明:有些现状并不是无法撼动的。您认为,我们应该推翻哪些想当然的成见?您曾经说过,如果重写《社会主义的理念》,您会用更多的笔墨来探讨具体哪些制度可以改变。     

  霍耐特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有通过国际和国内的自由市场这一组织,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和诉求。依我之见,认定“只有市场才能解决经济领域的制度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编造出的谎言。但这种想法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受其思想禁锢,已经无法想象任何其他的替代方案了,甚至认为除此之外毫无其他选择余地。这一现象席卷了全部的经济交易领域。现在,我们只能以程序、俗见、社会主流舆论为向导来制定政策。      

  李汉松:公共协商是您提出的政治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进行自我教育以及相互教育的场所。     

  霍耐特是的。我心目中理想的画面是:普通民众,哪怕未受过高等教育,也能踊跃参与公共协商,互相辩论,交换理性的论点和论据,劝说对方加入自己的阵营。我认为,过去50年里,我们丧失的不是希望,而是想象力——我们不再想象在现状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只有重新恢复这种想象力,我们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李汉松:鉴于您一直批判现状,鼓励人们思考“现状之外,别有天地”,我想追问您:“超越现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曾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先与普斯通研讨《资本论》,然后立即赶到马路对面听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讲《精神现象学》。但他们二人并无交集。一日我问皮平:难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外”,您什么都看不见?他答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尚未枯竭。”他具体指的是社会流动性,即出身贫寒之人通过个人努力和市场规律,完全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知识修养、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在读完《社会主义的理念》后,我想问您:“为何不先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力完全用尽,再谈社会主义?”      

  霍耐特我对皮平会持更具批判性的态度。我不确切知道他对你的这一问题会如何回应,但我的另一部著作《自由的权利:民主道德大纲》[]对此有涉及。皮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现代自由民主制,拥有充足的内部潜力,可以在长时段内进行自我修复和改良,从而使我们的诉求最终总是能够得到满足。我认为他所描述的这一愿景有过于美化之嫌,其理论构架也并不稳固。我与皮平的看法不同。我相信,人为地改变社会、最终实现更美好的世界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可能性要优于“自由民主制度”所开出的“药方”。所以,我作为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可能性抱持着比皮平更加开放的心态。我想说的是:不要急于下结论!首先,我相信我们能改变市场的机制。在某些重要领域,在涉及关键性需求的领域,我们甚至可以弃市场不用。我们也可以改变欧美国家的某些政治制度,直到我们不再将它们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至少在《自由的权利:民主道德大纲》中,我的观点其实比人们所认为的要更加开放。      

  李汉松:《社会主义的理念》致力于解决的一大难题便是,如何将一个群体面对具体困境时即兴产生的各种不满有效地转化成由理论指导的、有着明确方向和目标的政治运动。这是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一直执着于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新古典主义,我们应当如何指引人们跳出眼前直面的困苦,形成更高的政治意识?在卢森堡和列宁的时代,做到这一点已是困难重重,但经过艰苦斗争,工人运动还是有所起色的。为什么现在比当时更加困难?您心目中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在新自由主义之后和之外,世界还可能是什么样的?      

  霍耐特现在之所以更加困难的原因之一,你在前面的提问中已经提及,那便是当前人们对“必然性”的诸般幻觉。其中一种幻觉是,我们以为这些现存的制度框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无可替代。我们以为,面对那些复杂棘手的政治与经济难题,如气候变化,我们只有维持现状,才能勉强应对。这种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当代多数人的思维之中,很难逆转。依照这种论调,对这些现存的制度做出任何一点改变,整个社会便面临着失灵的巨大危险,从而无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目前不存在任何政治运动或党派能立即对这些困境与挫败作出回应。但我们时常忘记,组织一场运动,建立一个党派,要历经何等的千辛万苦。不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找到全新的政治语言。其中一项举措正是我最为着迷的一项工作,这就是重新挖掘历史记忆,激发我们现在的想象力。在德语本《社会主义的理念》中,我附上了自己在维也纳的演讲稿,其内容是关于“红色维也纳”(Rotes Wien)这段历史的[]。这是一种尝试,即试图通过增加历史记忆感,来使人们相信:现状本不一定如此,因为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完全不同的选择和经历。“红色维也纳”的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些在分秒之间就实现了巨大的制度变革的成功案例。我们现在急需重新恢复历史记忆,寻找左翼曾经成功的历史,这样才能鼓舞士气,最终消灭这种“现实即必然”的幻觉。我们在探索过去中发现:许多我们现如今以为不可能的事,曾几何时充满了可能性。通过这种历史教育,我们便能逐渐克服“冻结在现实之中”的现象。      

  李汉松:但历史中也有一些失败,难以解释。您一向认为1989年“苏东剧变”不是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终极原因。但我想反问您:1980年代的失败到底源于何处?其病根是否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许多左翼学者反思后认为,由于新左翼组织涣散、理论肤浅,导致了世界左翼运动的士气跌入谷底。新左翼一旦垮台,加之苏联形势严峻,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就躲进象牙塔,开始在芝加哥历史系皓首穷经;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因对新左翼不满,转变成了保守派,皈依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货币主义。此后的30年经历了“去政治化”的全过程,正好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吻合。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又如何解释1960年代后,左翼政治活动逐渐消减、衰亡的现象?     

  霍耐特这是个极度复杂的问题,也是我多年来感到费解的难题。我无法对这一问题提出单一原因的解释,只能试图从多个层面来对其进行描述,当然这种描述可能有其含糊的地方。首先,我认为你提出的上述解释有其合理性:1968年运动的某些后果导致了1980年代左翼的士气低落。但与你不同,我认为这些不利后果是1960年代激进人士的无心之过。其中一项“无心之过”是,他们的政治运动最终导致人们更加看重私人福祉。运动开始时,并没有人刻意强调这一点。他们的初衷正好相反,是要实现人类福祉的社会化和普遍化。譬如,以各种公社代替个人的小家庭便是视福祉为公共产品。但是,如果你追踪这些人后来的行迹,便会发现,时过境迁,他们最终都局限于很小的圈子,甚至沉溺于关于私人幸福的渺小梦想之中。所以,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不妨进一步探究1968年运动还造成了哪些 “无心之过”。另一个原因更难解释,因为事关全球社会民主的衰落。要理解社会民主在全球的衰落是困难的,这不仅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生的现象。但显而易见,情况在这三个国家极其糟糕。英国的情况谈不上极度悲惨,但危险一直如阴云一样笼罩着英格兰。最近一次大选中,工党似乎一蹶不振,险些被保守派扫荡出局。我不确定这些失败的具体原因,但我确信原因不只是苏联解体这么简单。传统上,人们将原因指向苏联,将一切归因于这座大厦的倒塌。我不认为大多数的左翼社会民主派人士或者那些对社会民主运动抱着些许同情的人,在1960年代后仍然认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李汉松: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思想进步的工人,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苏联。所以,左翼整体上跌入低谷绝非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发生的变化。  

  霍耐特是的,绝大部分工人本来并不完全信任“苏联模式”。我认为1980年代以前,人们就基本放弃了“苏联模式”。所以,1989年前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在东欧纷纷宣告破产并不令多数人人感到震惊。因此,苏联解体绝不应该是全球范围内左翼士气低落的终极原因。也许,更切中要害的原因来自一场文化意识形态大转型,它导致了人们对私人福祉和私人自由的近乎于对偶像似的崇拜。这并不应全部归结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建立。或者说,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倒置的:先有意识形态或某些文化和信仰,然后社会浸润在这种氛围中,政治经济体才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一意义上,我是个韦伯主义者:不仅是经济决定了文化,而意识形态也能推动经济模式的转变。我更倾向于这一解释。一直让我感到惊讶的一点是,当美国的市场化浪潮突然袭来,侵入法国、德国时,几乎并未遇到大规模的抗议。广大民众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甚至连工会也默认了这些剧变。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当时认定,只有顺从新自由主义改革,才能获得更多社会福利。另一种可能性是:某种新自由主义信仰早已萌芽,人们早已在私人领域以个体为单位来谋求权益。我相信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必须解释:1970年代的这一场巨大的文化意识形态转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造成了何种后果?      

  李汉松:我们不妨来具体探究一下“文化意识形态”的现状:新左翼运动以来的身份政治问题。我研读过您与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之间的往来信件。显而易见,您与弗雷泽在“承认”观念的维度方面意见不一。她坚持文化具象性,而您则维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论述“承认”概念时,不为狭义的“文化具象性”留太多余地。近来在魁北克问题上,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进一步向“身份政治”作出了妥协,承认当年鼓吹过的公民主义已经过时。如果您的论敌们坚持认为,为了最终实现普遍的“尊重”与“承认”,目前必须先解决具体的“不尊重”和“不认可”的问题,所以必须通过身份政治来解决歧视少数群体的问题,您又当如何回应?      

  霍耐特我一直以来与“身份政治”保持距离。因为,第一,在少数族裔与群体问题上,我对如何界定“身份”这一“问题域”持保留意见。我与其他学者一样认为:少数族群,尤其是文化少数群体的“身份”认知并不稳定,而是复杂的、流动的。第二,我对“身份政治”敬而远之,还因为它对“承认”概念的使用过于片面化。我认为,弗雷泽批判我时所犯的错误是:她以为“承认”仅停留在“文化承认”。我认为这种“承认”观念受到了误导,代表了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承认”(Anerkennung)是随时随地存在的,包括在工作中占据一席之地、保持尊严。你关心的或许是一些文化少数群体受到了不尊重。但尊重与不尊重是普遍存在的。人类社会的结构由各种形式的相互“承认”构成。其他人认为,我们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完成身份认同的使命”,我认为他们极大程度上忽略了表面的不公正背后的经济原因。在这一意义上,我坚持认为,过去2030年里,我们为少数族群的解放和平等所进行的斗争远比反对经济不正义的斗争要成功。多年来,我们全神贯注于文化少数群体,如醉如痴,现在是时候在这一领域暂停一段时间,回归到经济问题了。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构建”社会文化,将已有的精力与能量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对其展开批判性思考。      

  李汉松:您经常以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为例,倡导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承认”。尽管这类社会运动中的行动主体是少数族裔,但其最终实现的是普遍的政治与经济正义。     

  霍耐特是的,您的这一说法很恰当。种族主义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它不单是文化少数族裔被压迫的问题,而是源自一段不正义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仍然在结构上决定了人们如今的行为标准。     

  李汉松:我想藉此机会与您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语境内自由与权利的关系。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描述了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受刑前戏剧性的一幕。他被送往巴黎古监狱(Conciergerie)的断头台时,指着墙上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疾呼:“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马克思认为,这是悲剧而讽刺的一刻。法国大革命最终无法协调硬性的宪法权利框架与充分的民主主权。马克思指出,不但法国大革命未能解决这种矛盾,而且这一矛盾延续到了1840年代的革命。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     

  霍耐特我认为存在着另一种张力:自由与权利之间的张力。如果你认为可以通过“权利”来重新组织、构建出所有的“自由”,那么便会陷入矛盾和困境。在你看来,我的这一观点与你和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的看法是殊途同归,还是大相径庭?     

  李汉松:我认为存在相似之处,因为您曾对那些看似“结构上中立的,甚至能够自我认证的‘权利’”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法律意义上的狭义的权利观太具局限性。或许,也可以将您的这一观点从私法延伸到宪法和公法领域?     

  霍耐特很有道理。当然,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对自由和伦理的过度法律主义的解读。但对我而言,这一思路来源于黑格尔,他反感过度强调法律和权利。     

  李汉松:对法律主义的批判难道不适用于欧盟?毕竟欧盟也通过宪章来定义自由。     

  霍耐特我可以向你坦诚我对欧盟的真实态度:它比旁人臆测的以及我曾经表述过的更为负面。但我的这种负面看法与塔克的欧洲怀疑论殊为不同。我并不认为欧盟是各个国家因为“共享文化习俗”——亦或是更为可怕的“共享宗教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产物。在我看来,这套说辞其实在避重就轻,引人误入歧途。与此截然不同,我认为可以将欧盟的创建理解为,欧洲大陆国家试图在心理上摆脱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二战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欧洲大陆的各个民族——必须为如此之多的罪行负责:奴役、殖民、反犹主义和集中营。这些并不只是德国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广泛存在于整个欧洲的现象。之后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发觉,只有重新建立一个“集体超我”(kollektives super-ego),才能在心理上摆脱欧洲大陆的诸般罪孽。所以,我将欧盟视为一种“集体超我”。这是我在巴黎所作的欧内斯特布洛赫讲座(Ernest Bloch Lectures)中首次提出的观点。     

  李汉松:您提出的这种“政治心理分析”方法标新立异,引人遐思。最后请您谈一下国际经济发展。改良式的社会主义标榜自己如何为工人阶级带来了切实的福利。但这种福利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国际化,又是否可持续?以所谓“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为例,北欧之所以率先建立福利制度,是因为大量外包生产工作,把一些产业转移至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那么,倘若全球经济无法从总体上解决“稀缺性”这一基本经济问题,是否还能谈论所谓的“福利”?这些国家将“不正义”散布到了全球各地,然后自称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的社会矛盾”,这有何意义?      

  霍耐特是的,这是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我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中试图解决它,但很快便感到希望渺茫,最终放弃了这一野心。我认为,所有在世界特定区域内施行的社会主义改革都必须承认“外部人的权益”、保证不侵害世界其他地区的利益。这就意味着,狭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也必须是广义上的全球运动。这种“全球性”不是一般共产革命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另一种国际理念:我们引入变革时必须确保它导向更美好的前景,这就必须要满足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使世界上一部分人受益的变革不能使其他人受害。所以,我们必须依据如下这一条到目前为止尚未存在过的准则来控制我们的改革,即改革不应侵害其他国家的权益。这样做虽然会极大地限制我们的改革措施,但是也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改革。当我们思考国际分工时,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过去,我们确实把“脏活累活”出口给了“第三世界”。很长一段时间里,发达国家看似可以完全抛弃这些工作。但现在,我们却发现这绝无可能。事实上,你只需在美国的城市转一转便能发觉,所有的活都是“脏活”,情况甚至比欧洲尤甚。非西方世界因新的劳动分工而受到剥削,最先进的国家在过去30年里因此获益,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无法避免自身的“重新无产化”。这种趋势是个悖论。发达国家并没有摆脱“脏活”。我们曾经出口给第三世界的“经济奴役”和“支付最低工资的工作”现在一定程度上又返回到了“发达国家”。我甚至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差别正在缩小,甚至在慢慢消失。目前,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内部出现了许多“无产化区域”。如果你路过法兰克福、纽约、伦敦的某些街区,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正行走在非洲某些国家的大城市中最令人绝望的地带。所以,我认为经济发展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全球的大城市内部都产生了贫富分化和贫富隔离。而这种差距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城市中更为显著。这种普遍的现象为社会主义者敲响了警钟,也指引了未来的方向。    

 

    注释:

  [] 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Versuch einer Aktualisierung, Suhrkamp Verlag, 2015. 

  [] 贝恩德拉贝尔 (1938)是德国社会学家和作家,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团 (SDS, Socialist German Student League)的前成员,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他成为了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右翼分子。 

  [] 鲁迪杜契克(19401979)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Amogh Sahu, Dave Schafer and Ross Wolfe , “Review of Axel Honneth’s The Idea of Socialism: Towards a Renewal”, Marx & Philosophy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2020.  

  [] 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Suhrkamp, 2011. 

  [] “红色维也纳”指的是19181934年时期的奥地利首都,当时社会民主党成为了执政党。这一时期最为人所知的是它的住房计划,其激进的市政项目也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进步,包括医疗、教育、儿童保育和文化改革等方面的举措。 

  [] 《马克斯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作者:阿克塞尔霍耐特,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李汉松,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

姓名:阿克塞尔·霍耐特 李汉松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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