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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唯物史观辨析人工智能的现代性挑战
2020年02月20日 13:42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作者:孙颖韩 秋红 字号

内容摘要: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的尖端科技,为人从生命必然性的循环劳作中解放出来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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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的尖端科技,为人从生命必然性的循环劳作中解放出来提供技术支持。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超级智能的自我衍生通过迅速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着人的观念意识,但也为人类本真的生存发展带来潜在威胁:其一,人工智能在普遍日常化的过程中对主体生活的全面占有具有神圣化风险,成为智能化时代操控人的行为准则、秩序规范的“新神”;其二,人工智能作为信息化时代高效率、高回报率的新工具,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功利化风险,成为助长工具理性、泯灭价值理性的新形式;其三,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形成技术垄断与权力垄断,具有极权化风险,增设意识形态欺骗的新功能。对此,必须回到唯物史观对“现实的个人”的整全性认识,以自然规定性、价值意义性、社会历史性的统一,克服和击破人工智能滥觞可能加剧的现代性风险,正确认识人与人工智能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 唯物史观 现代性 现实的个人

    作者简介:孙颖,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人工智能在当下为生产提供“智能+”的高阶模式,为生活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方式,使高科技的优势尽显无遗,突出代表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但它又在某种程度上内含着毁灭的隐秘力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不断销蚀着人的现实性本真,对人构成的现代性威胁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有被引爆的危险。当现代科技“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身份一体化,并以人工智能的形式呈现时,与现代性共谋、加剧现代性危机的潜在可能被增强,但这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问题,而是认识和应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和程度问题,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辨识人与人工智能、现代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基于“现实的个人”思想,审视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人的认识、遮蔽人的现实性,它在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发展和便利的同时,又是如何对人的生存发展加剧“非现实”“异现实”的潜在风险。

  第一,对人工智能的“意识活动”之思。扫地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工具性智能科技是促进人的日常生活方便化的新兴手段,而随着能与人进行互动聊天、情感交流的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与投放,人工智能的“新时代”随之到来。它意味着机器不再单是工具性的助手,更有可能成为有意识、有自主能力的存在来代替人本身。不可否认,这样一种似乎具有意识能力与情感认知的智能机器会满足、造福一些有特殊需求的群体,但这种应用方式的扩大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灭种的生命危机则令人惶恐。西方哲学素有将人的本质归为意识、理性的传统,即把人同他物的根本区别归为有无认识能力这一先天条件,如此,对生命体是否是人类的判断便以该生命体是否有主观意识活动为标准。人工智能的“能动性”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有了类人的形象。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的现实性首先在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必须以满足自然生存条件为前提。受生命必然性和自然环境制约是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客观现实,只有基于人的肉体自然生命,才能进而谈及人的发展与解放,否则,极易陷入对人的本质的概念臆断或主观遐思,步入观念的自我异化的窠臼。将人的本质归为意识活动和理性能力的唯心主义哲学将“人的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不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人的本质进行基础性、前提性的认识,而以抽象的理性能力独断人的本质,这种唯心主义倾向为人工智能以拟人的仿真性遮蔽人的现实本真性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为人们对能够进行“意识活动”的人工智能抱有同类依赖心理,或认为人工智能能完全取代人,并将之视为关系的对象的经验感知提供一定的思维观念、支撑。当人们将人工智能“善解人意”的“意识能力”当真,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交流、社会关系赋予智能机器上时,人们对人工智能物的本质缺乏根本性认识,即没有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智能(以意识活动体现)是人在机器中写入运算法则所赋予的。由是,人工智能作为人造物的“第二性”遮蔽了人的自然第一性,以遮蔽自然规定性否定人的现实性,有造成危及人的生命体存在与繁衍的可能。

  第二,对人工智能的“超神”能力之思。人工智能的功能、应用领域等起初是为了满足人的某些需要而进行研究和算法输入的,比如为了解放人的双手双脚、节省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发明出智能家用器具;为了提高人工服务的效率、给客户更好更优质的体验,开发出机器人助手、在线机器人客服等。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对人工智能的附加增殖,人工智能产品愈发具备无人能敌、无人能挡的“超神”能力,人工智能的标准逐渐成为认识判断的标准,人工智能成为人的偶像。如果我们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加以识察,可以明显发现这一现象已经构成一种异化形式,即作为客体的物对主体人的支配与控制。马克思主义批判人服从于物的傀儡式存在方式,强调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要求“现实的个人”积极地自我实现。“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人是在解决生命所需的实践活动中,与自然产生对象性互动,从而在物质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认识与改造世界,并以此确证自身的,即“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因此,“现实的个人”内涵实践主体的意味,主观能动性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这种主体自觉自为的能动性并非意识哲学的抽象概念,而是现实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人只有在客观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握客观规律,认识与改变世界,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的个人”,才能在实践中发展社会、创造历史。而人工智能的“超神”能力对人造成了全面支配的错觉,以剥夺人的主体性否定人的现实性。其对人的现实性的遮蔽,正如机器工业时代机器对劳动者的束缚一样,只不过换成了一种形式更加隐蔽的智能数字化、虚拟化的方式。这一人造物反制人的现象在现实中越来越扩张、普及,从而愈发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集中着力点。

  第三,对人工智能的“新神”形象之思。人工智能以基于大数据综合分析得出的算法作为运行根据,意味着在算法被输入机器之后,人工智能的行为活动不会产生算法以外的操作。当下人工智能借大数据云计算的优势以其精准性降伏人,其神通广大的能力大有覆盖人的日常生活之势,不仅能够进一步解放人的体力劳动束缚,而且能够满足人的一些基本情感与事实判断、价值选择的需求。其用数据的拼搭组合、虚拟的场景设置、高效的运算输出等方式解决人们的诸多现实需求,为人类营造了一个美好的生活图景。人工智能“全知全能”的“新神”形象已然呈现。如果上帝是一种纯粹的神秘力量,那么人工智能则因社会分工不同,可以被视为“脱域机制”中无在场的神秘力量。比起宗教上帝的虚幻性,人工智能的虚假性更难辨识,因为其所特有的实体性的现实存在和现象性的作用力,尤其当人工智能发展到越来越能解决情感问题、越来越能超越传统时空界限的时候,其“类上帝”的虚假性更难识别。马克思批判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压迫如鸦片一样使人陶醉于不现实的自我想象的幻境中,宗教带给人虚幻的幸福越让人感到快乐,就越说明人的现实状况的糟糕——“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当人工智能以数字化、虚拟化的先进技术给人营造出美好氛围时,其神圣性与上帝本质无二,且超越宗教的神秘虚无,给人带来仿真性极高的实在体验。这可能会加速人们在享乐主义中忘却自我存在的本真与意义,致使人陷入自我异化的危机,这一危机将比宗教带来的更加深重。被技术规定遮蔽现实性、沉浸在虚拟幸福中的人,如同被封闭在黑暗的“洞穴”中,无法接收到真理光芒的普照。而实际上,这种外在力量是由人自己对智能机器的假想所形成的,即人们未能明确人工智能所表现出的所有能力和所营造出的所有景象,究其根本都是人以代码的方式所赋予的。因此即使人工智能确实以各种方式给人以幸福感,其实质仍是虚幻的,是人对现实的不满在物上的寄托,构成自我束缚、自我封闭的危机。因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对人工智能“新神”的批判要进一步转向对人类社会的现实批判,追问社会结构形式对现代科技发展、人类解放事业的作用及影响。

  认清人工智能的“新神”形象潜藏的现代性风险,是转向追问这种风险发生的现实原因、展开批判的前提。现代科技是人类在开掘自身理性能力的路向上对以往宗教神学的反叛,通过宣布“上帝死了”使人从神学意识中解放出来,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但当现代科技发展到如当下人工智能所表现出来的高级状态时,却呈现了自我反噬的危机,即本来以解放为目的的启蒙理性在片面追求自我确证中走向自我束缚,成为科技时代、信息时代的“新神”,人开始被人工智能所支配与控制就是最典型的“启蒙倒退成了神话”的表征。因此,必须辩证科学地把握二者的关系,才能使人工智能真正被合理地正确使用,助益于人类文明进步。

  如果将人的理性分为追求功利的工具理性和追求意义的价值理性,那么两种理性的平衡是“现实的个人”自我实现的关键环节。而现代性危机正在于工具理性片面压抑价值理性,且这一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使用而呈现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作为现代科技的延拓,人工智能正在履行的轨迹并未克服或超脱现代性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技术愈发具备意识形态功能的理论认知与判断,它一方面在认识层面以更加精密和高效的计算能力与对数据的掌控,确证着人的理性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及预判能力,为人类无视伦理道德而狂妄逐利提供更为先进有效、隐蔽虚拟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越发成为束缚人解放发展的新工具。两方面彼此间构成一种主体的内在悖谬——自我肯认的神圣形象与被“第二自然”束缚的存在缺席。“随着内在性的消失,个人自决、文化发展、自由想象等等所具有的快乐也随之消失殆尽。今天,是另一种倾向和目标体现着人的特征:技术专家、精神气质、控制机器的快感、合群的需要等等,这些被看作是模范,其规则代替了个体的判断。建议、规定和咨询代替了道德内容。”技术异化集中反映出人的自我异化,要求我们对先进科技力量进行辩证审视,追问工具理性覆盖价值理性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以正确的思维理念克服这种错误倾向。

  第一,人工智能对工具理性的助长。人的异化是现代性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集中表现为价值的失落、意义的式微、思想的缺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工具理性占据上风地位压抑价值理性的现状与趋势。依海德格尔之见,现代科技起到了“座驾”的桥梁作用,为人的理性认知能力提供了阿基米德点,使人真切地看到了撬动地球的可能性。如此,培育起理性的妄自尊大,也就培植了理性的自我封闭。“座驾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亦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科学技术成为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媒介,帮助人们触摸人类自然力无法触及的领域。借助理性的技术之力,人可以改变客观世界成为人想使之成为的样子,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以往认识不到的规律。这使人更加相信运用理性掌控外界事物的能力,也令人更加迷恋于掌握外在力量,更加依赖于作为手段、工具的技术科学。正如黑格尔所言:“在时代困境中,人要么成为客体遭到压迫,要么把自然作为客体加以压迫。”

  这种主客体间的张力通过现代技术的中介愈发强劲。随着技术从完全依靠人的操作才能工作,到能够自己根据运算法则进行数据分析处理展开工作,甚至有产生自主行为的可能性,人类相对于人造物的主体地位受到空前威胁。这种威胁已不是主客体间的紧张关系能否达到统一与和解的问题,而变为客体(如果以原初状态是他者规定的第二性来理解的话)对人的完全支配与控制的问题。更应被警觉的是,人类或者因为沉醉于自己的发明而被理性所蒙蔽,或者干脆愚钝地对自身处境毫无察觉,而没有意识到自身现实性的危机和危机的现实,即已经被愈发具有自主运动性的智能机器所控制,人已经降为工具的工具。以为自己是受益者的人类实则成了科技“游戏”中的玩具——“现代技术并不是人类的产品,不是人类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而创造出来的手段。反之则更接近真理:人类(至少在其作为‘人力资源’的形式中)是技术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之本质的产品”。而这一现代技术的当代代表便是人工智能。正如卡斯帕罗夫第一次面对深蓝计算机走出超出他预期的一步棋时,感叹道:“这真的惊讶到了我。”即便这一步棋不过是计算机程序中的一个bug(漏洞),却造成了棋手巨大的心理波动,并影响到最终的比赛结果。因此,人工智能一旦被错误应用或错误对待,带给人的异化危机不单在于表象的功利主义,更在于心理上不可见却不可回避的巨大压力。但无论如何,问题的根本始终是人本身。

  第二,“数字化意识”表征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在批判人的自我异化时通过对宗教批判和意识哲学批判展开,循此,如果宗教是以神秘力量通过外在神圣形象表现出人的自我异化,意识哲学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一个环节,是产生于人头脑中的概念想象达到抽象力对人的现实性的遮蔽,那么人工智能则成为二者的结合体,通过技术的方式在两个方面深化人的自我异化程度。其一,从劳动价值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引领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意味着数字成为生产生活的表达式,一切都可以被数字代码标识与衡量。劳动者的财富从实物货币转化为智能终端软件上的一串串数字,劳动价值被具象的数字抽象掉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更加失去可识别的边界,劳动者被剥削的方式从可见的生存条件压榨,到不可见的数字化占有,这既是一种外部力量对内在本质的宰制体现出的异化,也是主体在服从于虚拟数字的主观认可中的自我异化;其二,从生命体存续的角度看,当下的生物科技能够实现对生命体的基因编码,生命的诞生可以根据数据组合寄于生命体以外的容器,当生命的繁殖可以被机器取代,具有个性差别的“现实的个人”固有的不可预知性与不确定性被数字的准确性与精密性所取代,人内在的超越性将被数字所规定的完美性所封闭,人的生命不再属于人;其三,从时空体感的角度看,5G技术为数字化提供更高速快捷的传输通道,让数字对实体的取代不受时空界限的束缚,为数字插上了翅膀。5G技术成为人工智能全面改变和占有人的生产生活的推动器,可以实现以往受传统时空限制的实体之间以数字化的方式穿越时空,数据包、数据链不再以虚体的形式无影无形,而能够实现自我的实体化。如此一来,不知究竟是数字成为生命的载体,还是生命成为数字的载体。可见,数字化带来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将会带来人的观念转变,一种数字化随处可见的社会历史现实将成为形成人的思想意识的客观因素,其对人的意识的数字化宰制能否被人无意识地服从,关键在于现实的人秉持何种理念和态度来对待它。而现代性批判所担忧的危机正在于人们日益接受了技术化、数字化的文化模式,人们的思想内容、评判事物的标准、评议事件的持久性和关注度,等等,正在转向以智能终端为依据。正如卢卡奇所批判的从“物化现象”到“物化意识”的物化逻辑,当代“数字化结构”也正在“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浸入人的意识里”,吸纳和侵蚀人的意识,使人越来越屈从于这种“数字化普遍形式”,遵循着从数字化现象到数字化意识的演变,致使人的真实性的蜕变。这样的异化不仅仅表现为生产活动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异化,而且还在普遍性上体现出人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第三,资本逻辑的中介角色和强力支撑。当下我们仍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逻辑对科学技术以“价值中立”自我标榜,实则向工具理性倾斜的现象,起着重要的动力枢纽作用。“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 %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正是资本增殖的需求,一方面加剧了功利主义的蔓延,使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另一方面消解着价值意义,通过消灭目的为技术手段的实用主义扫清障碍。因此,对现代科技的现代性批判,矛头常指向资本主义的弊端。“没有财富就没有技术,但没有技术也就没有财富。一个技术装置需要一笔投资,但因为它能优化性能,所以它也能优化这种更佳的性能带来的剩余价值。为此只需实现剩余价值就行了,也就是说只需销售性能的产品就行了。”技术在生产与再生产的环节中扮演重要的利润跳板角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的部分交换价值被抽取作为科研启动和推动资金,科研成果就不能置身事外单纯地作为科学存在,而要兑现资本增殖的契约承诺,与技术结合,通过改善产品的功能、提升生产率等方式,为产品赋新值,在商品流通中增加交换价值,扩展利润空间,提高销售效益。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成为一种生产力,且成为资本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加之社会对财富的欲望远大于对科学知识的单纯渴求,科学便不可能独善其身,即“技术与利润的‘有机’结合先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以往通过剥削劳动达到资本积累目的的方式,逐渐演化为通过无偿占有数据生产者的数据,实现数字化增殖的形式。资本殖民的手臂已经从实体空间伸向了虚拟空间,人工智能正是“数字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标志和重要剥削工具。“人工智能兴起可能会让大多数人不再拥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同时,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可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级富豪终于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财富的目标了。迄今为止,能用钱买到的顶多就是地位的象征,但很快就有可能买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性的时刻。”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数字化的当代社会,更可能带来以技术的归属、资本的额度、数据的占有为标准产生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霸权统治。而在以交换价值为衡量标尺,以货币资本为价值媒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归向有产和无产的两极分化,社会历史将仍然处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可以说,资本积累为科技的实用主义提供逻辑起点,资本主义制度为逐利提供法权支撑。因此,现代科技带来的异化危机实则是制度的危机、是人对人的关系危机,“非是科学杀人,而是人杀人”。

  “机器不会控制人类,而制造机器的人可以。”人工智能是由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发展着的实践活动中发明创造的、用于满足人的物质性需求、确证自我认识能力的人造物,就其发明发展而言,具有中介性作用和附属性特征。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在于根据大数据综合分析形成的编程算法进行机械运转,这意味着一旦实际情况超脱编程算法的规定,人工智能将陷入混乱和瘫痪。即便担任评价标准角色的人工智能产品,其标杆指数等数据、规则、算法仍是由人设定的,而非机器的自主生成。无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到何等高级的程度,其“源代码”始终是人给予的。因此,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人的问题、由人的生产生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在资本“为卖而买”的总逻辑中成为盈利工具,获益者仍是财富拥有者,被剥削者仍是生产者,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未因科技的升级而有根本改变。并且,作为资本的工具,科技的发展更有助长社会两极分化的可能。但需强调的是,问题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作为一种支配权力存在的资本,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形式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因此,一方面要辩证对待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要思考人类解放的社会历史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中正确认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与人类解放的关系。

  唯物史观致力于为人类解放事业寻找现实出路,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直面社会历史现实,立足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在认识与改造世界中实现人的自我解放。以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是当代破解上述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诸多问题的科学路径。

  其一,辩证认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当代科技。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既不能自发革新社会生产关系,也绝非造成和加剧异化危机的罪魁祸首,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现实力量。这意味着对这一客观现实的应用方式决定了其发展能否真正造福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扮演的不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力量,更代表着获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其在对“经济人”假设的制度肯认中成为谋利的工具。人的价值理性渐趋失落使人们“浪荡”于“忘在”的荒芜之中,自我的价值“现实性”被尖端科技提供的世俗化、大众化的“第二自然”所遮蔽,人在工具理性中丧失存在的本真,陷于“非现实”“异现实”的境况。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中,辩证认识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解放的关系。

  显然,如果仍被陈腐的以牺牲他者为自我发展的统治阶级所利用,科学技术可以以专业性、精准性的特征成为比其他形式更具欺骗性的意识形态工具,以极权化趋向淹没多元性,导致人“非现实”的异化存在,并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可以扮演推翻旧统治和落后的社会组织方式,建立新世界的潜在能力者的角色,成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压迫剥削,实现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客观生产力条件。只有能够实现真正平等自由的、代表社会先进发展方向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才能使科学技术的积极效用被完全释放。“我们似乎看到了一条真正克服异化的道路——一般数据的共享,让数据成为构筑未来人类共同体的根基,而不是拒绝数据,拒绝数字化。因此,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结论是,我们需要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改造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不是进行存在论批判,将数字技术和数据拒之门外。”

  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的科学认识在于将其放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之中,以其能量和效益成全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解放事业,以社会历史主体的正确应用成全人工智能的价值意义。

  其二,抓住事物本质,认清资本主义制度是现代性危机的罪魁祸首。“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社会技术化程度的加深固然会造成人类社会同质化、齐一化的行为模式和生存方式,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是被谁通过什么方式所应用。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科技成为被统治阶层用以加强自身统治和自我确证的工具。资本主义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不断以新的方式完成自我救渡,从泰勒制到福特主义,从规模制造到空间生产,从实体经济到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到数字资本……资本的再生产动力、革新意识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应该得到褒扬的,马克思也曾为其赞美:“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在不断适应客观危机中创新创造,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思想文化,无论是经济生产,还是政治组织,都实现了跃升。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悖谬不会因为外在形式的变化而自我消解,资本主义的弊端也在发展中愈发鲜明地呈现出来,尤其当资本绑架技术在权力领域被广泛而深度地应用时,更是如此。资产阶级清楚这一点,因此为了继续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谋取阶级利益,更需要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宣传将整个社会整合到自己的权力之网中,形成一种意识形态的“铁笼”,麻痹人的解放意志,牢牢禁锢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意识。因此,表面上现代科技带来的技术宰制,实则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技术意识形态统治:“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因此,人类真正的自由解放只有根本改变所有制关系、变革制度模式,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不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使高科技不至因落后的生产关系和错误的滥用成为威胁人的生存的潜在风险。

  其三,人类解放需要通过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综上可见,科技既不是导致人的异化的源头,也非解放人的主体力量,但它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支持,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科技被谁使用、被如何看待、被如何使用,也就是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人类解放事业作出贡献。因此,人类解放的关键仍是要回到唯物史观所科学把握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上来,即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进步,革新生产关系以进一步适应和解放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唯物史观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愈发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妨碍人的发展的不合理制度形式时,人民的力量和历史的车轮将推动它的淘汰。在智能科技愈发改变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人们的思维观念的当下,资本主义仍因循守旧以牺牲被剥削者的利益换取资本家利益的方式进行“零和博弈”,这必然导致加剧两极分化、激化阶级矛盾的后果。一旦发达科技被用于资源能源争夺、社会平等地位斗争、个人权利要求等各种原因引起的“热战”甚至是军事战争,它带来的糟糕状况将可能以人类灭绝为终极代价。因此,在消除现代性危机、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既要认清资本主义制度对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社会历史进步的界限,又要清楚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是活生生的实践活动中的“现实的个人”。

  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和社会形态的更迭变迁,人的自由解放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突出澄明人的本质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也包括人在历史中的自然关系和人同历史共进并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社会的理解可解读为包含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的历史的环境,这既包括为人所认识、受人所改造的属人的自然历史,也囊括决定人的生产实践限度、被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创造的社会历史。人是一定社会形式下的具体的人,也是具体的创造一定社会形式的现实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唯物史观将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社会发展形式作为基本衡量尺度,将人在一定社会形式整体所彰显的基本情况总结为发展三阶段,从而一方面说明人是一定社会形式的、一定方式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变迁的主体力量。只有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进行一定的生产实践,才能构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从而塑就社会的整体面貌。而社会的整体面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相异的特定形式,这种特定形式彼此间总是以差异性体现,用以往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总会把它们彼此割裂开来,造成历史的断裂,甚至把历史虚无化。而在马克思这里实现了对历史观的完整的超越。马克思把人置于历史之中,还人以历史主体地位,同时把历史放入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之中,指明历史条件对人的限定作用,从而对历史的理解有了连续性,对人的理解有了历史性,进而实现了理论的现实性。

  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已经在无数的客观事实面前不攻自破,随着科学技术更加迅猛的发展和革新,在生产力过剩和满溢的现代社会,只有根本撼动和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彻底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停滞和危机。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解放途径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内部实现,那些改良的口号和方法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表面文章,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才能完成对社会历史的革新、自我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因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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