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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竞争的价值理论:青年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步探索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价值理论评析
2019年10月25日 09:18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唐正东 字号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恩格斯;私有制

内容摘要:这的确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具体表现在青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把竞争与商品价值的本质内涵直接挂钩,而没有看到竞争只是商品价值论的前提条件。这虽然反映出青年恩格斯在解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尚不能进入内在的社会历史过程层面,但他在这种批判的一开始就明确坚持的观点.即脱离竞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抽象的经济学、基于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难逃生产力的发展与私有制的内在矛盾等观点,使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立足于现实经济矛盾的方法论视角,从而为他以后在政治经济学上完全超越古典经济学观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恩格斯;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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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对经济学上的价值理论的把握程度,是与其对哲学上的唯物史观的把握程度相呼应的。也就是说,当青年恩格斯在哲学观上尚处于人本主义阶段时,他事实上是无法正确解读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的。这的确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带来了一定的麻烦,具体表现在青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把竞争与商品价值的本质内涵直接挂钩,而没有看到竞争只是商品价值论的前提条件。这虽然反映出青年恩格斯在解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尚不能进入内在的社会历史过程层面,但他在这种批判的一开始就明确坚持的观点,即脱离竞争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抽象的经济学、基于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难逃生产力的发展与私有制的内在矛盾等观点,使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立足于现实经济矛盾的方法论视角,从而为他以后在政治经济学上完全超越古典经济学观点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实际价值为何被称为抽象价值?

  在《大纲》中,恩格斯认定竞争关系是私有制社会中的“主要的东西”,[1]它既可以决定生产费用又可以确定物品效用。他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展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在他看来,不管是李嘉图还是萨伊,虽然他们在价值论上的观点不同,但他们的价值理论都无视了竞争关系的重要性,因而都是抽象的和非实在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大纲》中直接用抽象价值概念来指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实际价值”,尽管后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其实并没有使用抽象价值概念。恩格斯在此处提到了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李嘉图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而事实上,李嘉图和萨伊在其著作中都没有明确地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萨伊只是用“可交换价值”[2]概念来阐释价值概念),只有麦克库洛赫把价值区分为交换价值与实际价值,“一个商品的价值,可以由两个不同的观点来考虑:第一,由它所具有的交换或购买某数量劳动或其他只能由劳动而得的商品的相对量或能力来考虑;第二,由获得它或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或在研究期内,为那个目的而需要的劳动量来考虑。在第一个观点中所考虑的价值,通常叫做交换或相对价值。在第二个观点中所考虑的价值,可以叫做实际价值”。[3]再考虑到恩格斯此时所阅读的斯密的《国富论》是麦克库洛赫的编辑版,且附有麦氏的长篇序文,因此,有理由相信,当恩格斯说“靠对立营生的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一种双重的价值:抽象价值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关于实际价值的本质,英国人和法国人萨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时,[4]他实际上是以麦氏的观点为参照样本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什么关系,况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从抽象人类劳动的角度把商品的价值界定为“幽灵般的对象性”,[5]但实则不然。因为真正能够把体现抽象人类劳动的商品价值与作为其表现形式而存在的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搞清楚的,只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能做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很清晰地阐明了这一点的。在他看来,之所以要首先指认商品价值的客观性,然后再指认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从交换价值的角度来阐释价值的内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商品的价值问题决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有本性直接相关的社会历史问题。这里所说的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有本性,其实就是指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劳动的特有社会性质。也就是说,在私有制的社会分工条件下,私人劳动都是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它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事实上都已经内含了一定的必要劳动量,不管它是否已经通过交换关系而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即“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一节中才会说“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的错觉,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6]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否越出数量关系的层面,进入社会历史过程的层面来谈论商品价值的问题。说实话,不管是李嘉图还是萨伊都无法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达到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境界,这也是他们无法把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开来的原因,他们只能在数量关系层面把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

  其实,麦克库洛赫也是无法正确把握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因为他同样无法站到基于社会分工的社会历史过程的理论层面。但他事实上又这样做了,这只能带来一个结果:他对实际价值概念的理解一定有问题(鉴于交换价值概念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很少有争议)。事实上也是如此。麦克库洛赫实际上是从满足人之需要所需的劳动量的角度来谈论商品的实际价值的,“人的需要可以视为交换价值和实际价值的最后源泉或原因;使需要有效所必需的劳动量,或者说生产或取得所需商品的必需劳动量,构成支配和决定商品实际价值的唯一原则。……假定获得任何东西的辛苦和烦劳是测量它实际价值的标准,或者是它的所有者所认为的标准,结果也就成为了他用以交换其他东西的比例尺度”。[7]仔细分析不难看出,麦氏在这里虽然指认了必需劳动量是商品实际价值的测量标准,但他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必需劳动量的实际内涵。他站不到私有制条件下现实社会分工的理论基础上,就根本无法看出决定商品价值的这种必要劳动量或必要劳动时间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站在简单数量关系的层面上,他的确无法找到理解商品价值的方法论钥匙。这导致他居然说可以从商品所有者所认为的标准这一角度来解读获得这种商品的辛苦和烦劳。

  好一个商品所有者所认为的标准!这离主观主义的判断标准也不远了。麦克库洛赫的这种理解不仅没有达到李嘉图在价值论上的客观主义解读水平,而且甚至连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水平都没达到,因为萨伊尽管说,“既然一件物品的需要基于它的效用,因而,它的价值也基于它的效用,所以使生产力有价值的,乃是创造那需要所从以产生效用的能力”,但他所说的效用并非基于所有者个人所认为的标准,而是指社会层面上的效用。“一件产品,并不只对一个人有效用,至少对社会某一阶级全体有效用,例如,各种衣服,甚至对整个社会都有效用,例如适合于人类一般消费,不分性别、不分老幼都可吃用的大多数食品。”[8]这样一来,麦克库洛赫凭借这一观点打开了一个把李嘉图经济学彻底庸俗化的理论缺口,因为在他看来,尽管一个商品的实际价值的确是由生产它所需的劳动量来确定的,但问题是对这个劳动量的测量是基于其所有者对它的估计的。因此,当内含着这种劳动量的商品与其他劳动量或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该商品所有者对其实际价值的估计如何可能的问题。

  麦克库洛赫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把李嘉图的价值论拖向了庸俗经济学的水平。因为在他看来,“当人们说,一定量的劳动、或一定量劳动的产品总是有相等的实际价值,这并不是说,购买劳动的人,总是以不变量的劳动所生产的同样份量产品来交换同量的劳动。真正的意思是说,当市场不受实际的或人为的垄断所影响,各种商品的供应等于有效需求的时候,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比较劳动量,将决定它们的所有者用它们来彼此交换、以及与劳动交换的比例”。此处的比较劳动量概念就是麦克库洛赫庸俗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他正是通过这一概念把劳资之间的交换说成了等量交换。“当一个资本家用他的资本或商品交换劳动,他实际上是以已经制成的劳动产品交换用来制造商品的劳动。这也是明显的,一个国家既然除掉资本或已经生产的或实际存在的商品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基金来养育和维持从事新商品生产的工人,因此工人用他们的劳动在交换中所得到的产品数量或工资,必然依照那个资本数量和他们的人数而变动。在一个时期,工人人数和用以维持他们生活的资本来比较,可能是太多,以致一个工人愿意提供一天的未来劳动来交换现存的一小时劳动的产品。”[9]由此,令斯密非常头疼的劳资交换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问题,在麦克库洛赫的比较劳动量概念的基础上便迎刃而解了。因为麦氏告诉我们,工人的工资原来是依照资本数量与工人人数等要素的不同而不断变动的。

  麦克库洛赫担心读者对他的实际价值概念的理论地位产生怀疑,因此话锋一转便说,“但是实际价值,以及在市场的正常情况下支付了等量劳动的那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却不受这些变动的任何影响。变动在原则上不支配和决定价值——价值由工人的体力操劳或他们的汗水和辛劳决定——而是支配和决定他们由辛劳而得到的物品”。[10]但问题是:这样所理解的实际价值还有什么意义呢?他硬是把实际价值建构成了与交换价值没有直接关系的某种独立的东西,因为交换价值是与比较劳动量相关联的,而所谓的实际价值是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相关联的,可关键是这两种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相互关系,更没有把交换价值解读为实际价值在私有制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这样一来,麦克库洛赫的实际价值概念的抽象性便会清晰地彰显出来。而这既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说“麦克库洛赫纯粹是一个想利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来捞取好处的人,而他也确实令人吃惊地做到了这一点”的原因,[11]也是我们理解恩格斯在《大纲》中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实际价值称作抽象价值时要格外注意的。

  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抽象性

  在《大纲》中,恩格斯在谈到英国经济学家(他以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为例)所主张的价值由生产费用所决定的观点时说:“为什么生产费用是价值的尺度呢?请听!请听!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把竞争关系撇开,没有人会把物品卖得低于它的生产费用。没有人会卖吧?在这里,既然不谈商业价值,我们谈‘卖’干什么呢?一谈到‘卖’,我们就要让我们刚才要撇开的商业重新参加进来,而且是这样一种商业!一种不把主要的东西即竞争关系考虑在内的商业!”[12]对青年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我们要承认恩格斯此处并没有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与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的观点之间的区别作出正确的区分。因为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家,其实并没有撇开现实的竞争关系。他研究的是私有制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生理学”,而且,事实上他是反对撇开竞争关系的经济学研究思路的。在谈到马尔萨斯的交换价值观点时,李嘉图指出,马尔萨斯的那种从人们的需要、从人们对商品的相对评价的角度来界定交换价值的思路,其实只是源自于某种假想性的、简单化的集市想象,而在现实的市场条件下,对商品价值的这种判断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就马尔萨斯先生关于交换价值所已说的那些看来,决定交换价值时所着重的是人们的需要,和对于所掌握的商品的相对评价。假使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们相遇在一个市集,都带着种种产品,而且各自所有的内容不同,又没有受到任何别的卖主竞争的干扰,那么他的说法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商品将按照到场的人的相对需要进行买卖。可是,如果社会的需要是众所周知的,有着许许多多竞争者,他们只要获得已知的和通常的利润,就愿意满足这种需要,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支配商品价值的规律。”[13]

  那么,在现实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决定交换价值的又是什么呢?李嘉图指出,是生产成本在决定商品的价值。“在我所假设的这样一个市集中,也许有人会在了解铁的种种用途的情况下,愿意付出一磅黄金,换取一磅铁。但是,当竞争在自由地起作用的时候,他就不会付出那样的价值来换取铁。为什么?因为铁将无可避免地下降到它的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乃是一切市场价格的枢轴。”[14]应该说,李嘉图在这里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他反对马尔萨斯式的那种假想的非社会化的市场(市集)概念。也许只有在这种假想的市集中,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判断一磅铁对我有用,所以我愿意出一磅黄金来进行交换。而你判断这一磅铁对你也有用,你愿意出两磅黄金来加以交换,于是,这一磅铁似乎真的就值两磅黄金了。但李嘉图说,这不是真正的竞争性市场。在自由竞争状态中,社会的需要是众所周知的,许许多多的竞争者只要获得通常的利润就愿意来满足这种需要,即愿意来生产和提供铁这种商品。于是,支配商品价值的规律便会基于生产成本而不是马尔萨斯式的想像中的关于商品的相对评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李嘉图说生产费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时,他不但没有撇开竞争关系,而且还恰恰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关系的前提下的。

  李嘉图的价值论的确具有抽象性,但这种抽象不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故意撇开现实竞争关系而使其研究对象处于非社会的抽象层面,而是因为他是从现实的社会化的维度看到了自由竞争关系必然使商品价值建立在生产费用这一看似抽象的要素之基础上。如果从简单化的集市角度来看,只有那些有躯体、有思想的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才是非抽象的、实在的东西,在这种解读维度中,生产费用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无法理解。但李嘉图认为,生产费用不是由赶集者对商品的相对评价来建构的,而是由自由竞争的市场关系所建构的。因此,不是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子,而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人变成了帽子,李嘉图只不过把这一现象诚实地表述了出来而已。

  李嘉图的问题其实在于对这种社会化抽象过程认知上的不充分性和留于形式性。就前者而言,他在思考商品价值问题时,实际上还总是受到对各种具体的、直接的商品关系考察时所获得的认知的影响,以至于当他面对劳资关系这种特殊的商品关系时,仍然把它当作一般商品关系来理解。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李嘉图的社会化抽象过程只是经济学数量层面的社会化过程,而不是社会历史过程层面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他通过商品价值维度所凸显的这种抽象化过程,只是用来得出交换价值量的一种经济过程条件。他没有看到这种抽象化过程其实是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性所决定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与它失去生产资料这一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其价值只能由再生产其本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不是简单地由竞争关系所决定的。就后者而言,李嘉图的问题是把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直接指认为其表现形式,而忽略了对其中的中介形式(如生产价格)的解读,这使其价值理论显得留于形式,从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抽象性。“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对各种具体关系的考察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就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15]

  说实话,《大纲》时期的青年恩格斯显然还没有达到准确理解李嘉图这种社会化抽象思想的理论层面,他还只是停留在经验现实性的层面上把李嘉图的价值论视为抽象的价值论。青年恩格斯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水平还不足于让他在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前提下,准确把握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在社会本质维度上的意义。对此时的恩格斯来说,只有那些与经验存在的个人直接相关的东西(如竞争关系)才是非抽象的、实在的东西。因为在暂时还无法深入到社会内在矛盾运动层面来理解社会革命之可能性的前提下,他还只能把眼光直接盯住经验性的个人在直接显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异化状态,并从中引发出基于人本主义立场的理论批判思路。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青年恩格斯无法把李嘉图的具有抽象特性的劳动价值论与他对现实竞争关系的作用的强调联系起来的原因。

  在《大纲》中,这一点还表现在恩格斯假设一种花了很大的费用来制造但却毫无用处的东西,以此来质疑李嘉图等人的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我们暂且认为,一切都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假定某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巨大的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也具有生产费用的价值吗?经济学家回答说,绝对没有,谁愿意买这种东西呢?于是,我们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声名狼藉的效用,而且还有了随着‘买’而来的竞争关系。经济学家是一刻也不能坚持他的抽象的——这是做不到的。”[16]我以为,青年恩格斯此处对李嘉图的质疑是需要准确看待的,因为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明确地说,“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17]也就是说,李嘉图研究的是处在自由交换关系中的商品的价值问题,而青年恩格斯提的是一个无法进入交换关系之中的物品是否具有生产费用的问题。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不怎么对应的。这反过来也说明在此时青年恩格斯关于商品价值的解读思路中,李嘉图式的那种社会抽象化的思路还没有什么地位。他更多地是从日常的个体经验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以及展开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质疑的。

  下面,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如果青年恩格斯此处对抽象价值的批判是针对麦克库洛赫、萨伊等庸俗经济学家的,那倒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因为这两人的思路中的确是没有基于竞争关系的社会抽象化的思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俩是谈到市场的,但没有谈到市场竞争关系,更没有谈到这种竞争关系对商品价值的生产费用决定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譬如,麦克库洛赫专注于强调市场不受垄断所影响的时候各种商品的供应等于有效需求,他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比较劳动量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观点,并用这一观点来为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工人的工资随着资本数量及工人人数的变化而变化的现象作佐证。萨伊也是一样,他只是忙着从需求与供给之关系的角度入手来谈论所谓的价值问题。实际上,萨伊的观点是最接近恩格斯在《大纲》中所批评的那种观点的,即从如果把竞争关系撇开,那就没有人会把物品卖得低于其生产费用的角度来证明生产费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萨伊说,“一件物品的效用,即对于这物品的想望,也许还不能把它的价格提到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这件物品就不会生产,因为它的生产费用超过它的价值。……如果任何一种物品的法定价格低于它的生产费用,这种物品的生产就将停止,因为谁都不愿意亏本生产”。[18]即使我们承认萨伊所说的物品的效用并非是对一个人有效用,而是对某个阶级甚至对整个社会有效用,但这依然无法掩盖其解读思路中的如下局限:他没有引入李嘉图式的那种社会抽象化的思路,而是直接从需求与供给的经验角度来谈论物品的价值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他的确撇开了竞争关系来谈论价值问题。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对撇开竞争关系来谈论商品价值问题的经济学观点的批判,对于麦克库洛赫、萨伊等庸俗经济学家来说是对应的,但对于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则是有偏差的。恩格斯用笼统的抽象价值维度来批判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的确说明他此时还不能把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进而还不能正确理解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意义。

  三、竞争与价值范畴中的内部对立

  在我看来,导致青年恩格斯此时无法正确把握古典经济学的原因在于他还不能对手工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大工业之间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区分。事实上当时很多理论家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当然包括青年马克思在内。马克思后来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谈到斯密的价值理论时指出:“整个商品的内在实质显得尚未被矛盾所贯穿和浸透。这是与他所处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劳动者还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中取得一部分自己的生存资料;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或斯图亚特的类似说法)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而且家长制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织布和纺纱)也是这样。只有剩余物才在国内大范围内进行交换。交换价值及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展起来。”[19]对青年恩格斯来说,不是说他当时所考察的英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而是说由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他还无法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本质特征做出准确的界定,从而事实上还是从手工业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已经在英国存在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这样一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援性时代背景就跟斯密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有点相似了。于是,既然在这一生产阶段中劳动者的全部活动和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交换,只有剩余物才会在国内大范围地进行交换,并且交换价值及由劳动时间所决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青年恩格斯为什么会说抽象价值及其由生产费用所决定的观点都是抽象的和非实在的,因为那种使交换价值的生产费用决定论得以建构起来的社会交换之抽象化过程还没有展开;我们由此也很容易理解青年恩格斯为什么会说生产费用和物品的效用都是由竞争关系所决定的观点了,因为如果只是剩余物才拿出来进行交换,如果交换价值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那么,那种由社会化交换关系来建构社会必要的生产费用的过程还不可能出现,那种使个体评价维度的物品效用转向社会需求维度的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化过程同样也不可能出现。

  这样一来,当我们面对恩格斯在《大纲》中阐述自己的价值观时所说的如下观点时,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20]试想,如果青年恩格斯能够站在社会化交换关系的理论层面上的话,那么,他在价值论上所研究的就会是生产费用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商品能够被卖掉,即它的生产费用能够由所购得商品的生产费用来抵偿,这是由社会化交换过程所完成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应有之义。但此时的恩格斯偏偏就没有站在社会化交换过程的层面上,他实际上所站立的是简单集市条件下的物品买卖关系的理论层面。这种理论层面凸显出来的是日常经验中的买卖关系,而不是我们上述所讲的社会化的交换过程。由此,对他来说,价值的内涵首先表现在这种物品的效用能否被卖者做出恰当的评价并通过实际买卖来抵偿该物品的生产费用。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会把价值视为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

  说实在的,在缺失社会化交换过程思路的前提下,青年恩格斯还真无法进入价值论的如下理论视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并非是由某种中立的观察者所能直接地加以界定的,它们是由私有制条件下社会化的交换过程所建构的。而且,一个商品对于其卖者来说是交换价值,而对于其买者来说则是使用价值,这就是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商品的价值之所以是这样一种矛盾体,决非是可以从某个中立的观察者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的,而是因为它背后的社会化交换过程建构了它的这种矛盾特性。

  进不了这种社会化过程所建构的内在矛盾的解读视域,青年恩格斯当然付出了一些理论代价,譬如,在《大纲》中,他虽然多次强调对生产费用及效用的判断都应该建立在竞争关系的基础上,但依然纠结于到底由谁来决定物品的效用这一问题。“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人受骗。或者,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双方、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青年恩格斯的这种解读思路也使他更容易地透过效用、生产费用等视角,来发现私有制社会的内在悖论或者说客观矛盾。就拿这个物品效用的问题来说,恩格斯就发现“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21]尽管恩格斯此时只看到私有制条件下所出现的表象层面的对立或矛盾,还没有上升到生产关系矛盾性的层面上来理解这种表象层面的对立,即还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角度来理解商品的效用与其规定之间的对立,从而把这种对立提升到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但客观地说,青年恩格斯的这种始终从对立或矛盾的角度来理解私有制社会的各种现象的解读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为他提供了日后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前提。

  我们知道,当一个理论家进入私有制条件下的社会化抽象过程时,他是很容易被由商品交换关系所建构的这种抽象化过程所震撼,从而把它当作一种铁桶似的固有事实来看待的。在此基础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会建构出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则会由此而建构起应有式的人本主义替代方案。说实话,当索恩-雷特尔用现实抽象概念、克里斯多夫·阿瑟用物质抽象概念来阐释上述这种社会化抽象过程时,他们的确提出了一种与思维抽象不同的新的解读思路。但我以为,他们思路中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强调现实抽象(或物质抽象)的统摄性而忽略了存在于这种抽象之中的内在矛盾性,以至于索恩-雷特尔居然还批评马克思关于商品抽象的观点,“《资本论》及其在商品分析中的奠基,其包含的未被声明的总论题便是在这里被揭露出来的现实抽象。这种抽象的覆盖范围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确,它更加直接地涉及传统哲学,远甚于政治经济学。只有认识到这一覆盖范围,才能把握到唯物主义的一般形式(Form)问题和结构问题,包括真理问题和规范问题在内。如果马克思的问题在这个范围内被提出来,那么他必定会认识到,他在《资本论》中的商品抽象观念要么是站不住脚的(即是一种对抽象的单纯隐喻和幻觉),要么就是不完整的”。[22]不知道如果索恩-雷特尔也具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关于商品关系的内在矛盾观点,他还会不会说马克思的商品抽象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大纲》时期的恩格斯坚持从对立或矛盾的角度来理解私有制社会的各种现象,这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方法论切入点。正因为有了它,恩格斯才会在随后的《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对历史过程的丰富性、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资本主义商业危机等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才会与马克思一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过程作出经典性的概括与说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大纲》中基于竞争关系的价值理论,虽然说明恩格斯此时还没有进入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的本质层面,但它却为恩格斯在以后的思想发展中对私有制社会内在矛盾的正确分析奠定了正确的方法论原则。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他与马克思一道建构科学的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前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0页。

  [2]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20页。

  [3]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19-1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6页。

  [7]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22页。

  [8]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322页。

  [9]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25页。

  [10]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2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0页。

  [13]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彼罗·斯拉法主编,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页。

  [14]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第3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0页。

  [17]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页。

  [18]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32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1-452页。

  [22]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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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唐正东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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