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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挽救了中国传统文化
2019年05月08日 08: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7日总第1686期 作者:刘润为 字号
关键词:五四运动;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 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具体到今天的实践中,我们需要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化人,推动发展,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

关键词:五四运动;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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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对五四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孔”的问题,因为“批孔”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而且影响到今天以至未来的思想文化建设。要对这个问题求得正确的结论,就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站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加以深入研究。

  近十多年来,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这个看法是不够客观的。那么,当年的“批孔”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主要是有些偏激或过头。比如,传统文化学养十分深厚的鲁迅,在激愤之下曾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诸如此类的观点和做法,是无须回避也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既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上的原因。

  关于主观上的原因,毛泽东同志曾经在1942年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学优点”,但是这种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儒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客观原因上说,则是因为儒学为一些反动势力所利用。那时的儒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其中,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和压迫,既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阿Q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社会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均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儒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儒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今人,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用它的某些偏颇来否定其历史进步性。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

  在今日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中国人民正在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使命,促使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五四前辈不可得的从容态度去对待儒家文化,比较侧重于对它的继承、消化和再创新等方面。

  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同样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同年11月,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具体到今天的实践中,我们需要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化人,推动发展,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

作者简介

姓名:刘润为 工作单位: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

职务: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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