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晓伟(1974- ),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119

　　原发信息:《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延安)2018年第20181期 第5-11页

　　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传播最广的文本之一,也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文本形态。从英文马克思主义学术文献来看,不同时期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单行本往往都附有不同学者撰写的介绍性导言,这些导言涵盖了对《共产党宣言》的形成、理论内容和时代价值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这些导言既反映出不同学者在不同条件下对《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共产党宣言》在当代西方的被阅读史,从而折射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基本特点。

　　Communist Manifest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widely spreading text of Marxism theory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text form in abroad Marxism research.In English Marxism academic literature,generally the book form of Communist Manifesto published in different time wa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written by different scholars,which covered the study of basic issues,such as the formation,theoretical content and value of Communist Manifesto.These introductions have relatively separating academic values.They can reflect the different scholars' understanding to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Marxism,and reflect the process of how Communist Manifesto is read in the west,through which manifests the whole situ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broad Marxism research.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英文单行本/导言/Communist Manifesto/Marxism/book form of English version/introduction

　　标题注释: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创新引导大学生做到四个‘正确认识’研究”(17JDSZK034)。

　　《共产党宣言》(下称“宣言”)自从产生以来就以单行本的形式广为传播。“随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关于行动的要求以一种确定和稳定的架构得以完成。”[1]正是因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这种重要的架构性作用,“宣言”成为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文本之一。在英文学术文献中,“宣言”单行本的出版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编辑出版“宣言”时撰写了不同的导言,以此来阐述理解“宣言”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本文选取以下6个文本①,即1964年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的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和列奥·胡伯曼(Leo Huberman)为新出版的“宣言”所写的导言《100年后的<共产党宣言>》②;1967年由Penguin出版的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泰勒(A.J.P.Taylor)撰写的“宣言”导言;1988年由W.W.Norton & company出版的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L.本德(Frederic L.Bender)撰写的“宣言”导言③;1998年Verso出版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撰写的“宣言”导言④以及2011年Penguin出版的美国哲学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撰写的“宣言”导言。这些导言在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而且都涉及到对“宣言”文本形成、理论内容及其时代意义的认识。如果把上述这些文本作为一个整体,一定意义上可以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于“宣言”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样态的变迁。

　　一、理论解释和版本考实中的《共产党宣言》文本生成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1847年11月经过改组后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宣言。文本的形成是“宣言”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然也是上述西方学者撰写“宣言”的导言时从理论和版本等不同角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斯威齐和胡伯曼着重从近代以来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背景来缕析“宣言”的形成,认为虽然自从莫尔的《乌托邦》以来,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展取得了重要成绩,但到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仍然是“不定型和初期的,是一种美妙的启示和感觉,或多或少的幻想,富于同情心的信念和希望的集合。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迫切地需要系统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艰辛的研究和细致的探讨,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而“《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把这一理论传播到了世界”,“先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为《共产党宣言》的形成做了准备,而《共产党宣言》的形成则推动了接下来的发展”[2]89。

　　泰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史学家,其主要目的在于从哲学和历史观方面解构“宣言”的理论价值。因此,他的“导言”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谈论“宣言”形成之前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及其在理论上的“错误”。比如,泰勒认为在哲学上“马克思,如同之前的黑格尔一样,在研究一个社会之前就先抽象出这个社会的原则。而他后来的研究虽然很艰辛,但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理论适应于预先存在的那个一劳永逸、最为彻底的制度”[3]10。由此来看,“宣言”的形成只不过是马克思“向世界宣布他发现的制度,像任何宗教牧师一样,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弟子”[3]20。泰勒对于“宣言”形成过程的分析典型地反映出了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国家的自由主义史学家反对历史和思想建构的思维特征,这一点成为泰勒关于“宣言”导言的基本底蕴。

　　本德关于“宣言”的导言在当代西方关于“宣言”研究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本德从早期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环境、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组织、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研究等方面全面分析了“宣言”的形成过程,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第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和“宣言”的关系。“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应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要求而撰写的,但一般情况下人们很少提及同盟领导人是否修改过“宣言”的文本。本德通过援引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阿尔伯特·S.李德曼(Albert S.Lindeman)的研究⑤,认为“宣言”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而且经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的修改,特别是在“宣言”第四部分关于德国革命的表述。第二,“宣言”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散见的三条理论主线的第一次整合。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中形成了三条理论主线,即对导致人民穷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对认为个人在本质上是自私和贪婪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批判;对主张正义是通过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条件而形成的资产阶级正义理论的批判。“虽然19世纪40年代知识领域中还有许多新的进展,但直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才充分阐述了一个发展了这三条理论主线的社会主义纲领。”[4]8⑥第三,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马克思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宣言”是在同盟中央的迫切要求下最后完成的。“虽然不能准确地知道马克思是在什么时间写完《共产党宣言》的,但是后两个部分的简短表明马克思是为了满足同盟中央的最后通牒而匆忙完成的。第一版印刷的时间大概是在(1848年)2月14-28日之间。”[4]14⑦除了对“宣言”文本思想脉络的梳理,本德还做了一些比较细致的考证。比如,关于“宣言”起笔之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本德认为这里的“幽灵”一词是马克思从德国社会学家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ain)的《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年)中借用来的。在这本书中,施泰因把共产主义称作为“一个黑暗的、具有威胁的幽灵,没有人愿意相信它的现实性,这是因为它的存在还没有被每一个人所认识和感到恐惧”。[4]35

　　霍布斯鲍姆的导言在关于“宣言”形成的研究上并没有提出太多的新问题,但是他非常强调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宣言”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针对一些学者过于夸大“宣言”文本形成过程中恩格斯的作用,导言中首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分析在“宣言”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作用,认为“虽然《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准备的草稿,而且也代表了两个人的共同观点,但最后的文本基本上肯定是马克思写的”。[5]102二是关于“宣言”早期版本问题。霍布斯鲍姆在对“宣言”形成的叙述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即在19世纪60年代“宣言”还曾出现过两个秘密版本,一个版本是由伦敦的一个德国移民印刷商印行的,“可能是1864年”,另一个版本是1866年在柏林印行的,“这实际上是在德国出版的第一个版本。”[5]103⑧此外,霍布斯鲍姆还提到,在十月革命以前,“宣言”用30多种语言发行了几百个版本,其中包括“一个中文版”。[5]104⑨

　　二、多维视阈中《共产党宣言》理论内涵的不同呈现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阐述“宣言”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重要问题,也是上述“宣言”导言的作者们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斯威齐和胡伯曼认为,要理解“宣言”的内容,关键是“不能过于纠缠于细节,而是要直奔其基本的原则。”[2]91他们立足于对“宣言”文本内容的分析和阐述,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等5个方面概括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并联系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的发展,认为这些基本原则仍然是正确和有效的。比如,他们认为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比20世纪前半期更能证明“宣言”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历史唯物主义就如同是“照亮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道路的锋火”。同样,“像历史唯物主义所论述的一样,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阶级斗争的理论。”[2]99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斯威齐和胡伯曼在他们的导言中展现出了对于人类社会主义前途必然性的充分信心:“《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即将灭亡和被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所代替。100多年的历史难道还能证实比这更多的东西吗?”[2]102在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高歌猛进和西方资本主义处于“滞胀”危机折磨的历史环境中,斯威齐和胡伯曼的这些认识很容易得到理解和认同。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否定“宣言”的一些具体论断,特别是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论断的同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还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一些自由主义历史学者则对“宣言”的整个理论内容进行否定。泰勒的导言就是这方面鲜明的例子。

　　如前所述,泰勒认为“宣言”只不过是马克思在1848年之前所先验设计的制度的宣告,因此其中的许多内容是不正确的。比如,《共产党宣言》是以“共产党”的名义来命名,但是那个时候并不存在这里所说的共产党⑩;对于把历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听起来简单,但真实吗?有些时候存在阶级斗争,但比马克思所描述的少得多。阶级合作也经常出现,比如在反对外敌的斗争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判断也与实际不符合,“国家通过保护关税来保护他们的独立存在,就是在20世纪也还是大大加强而不是摧毁了民族独立。”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马克思则严重忽视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的一个“奇怪的思想,阶级冲突只能在不同阶级之间出现,而不会在阶级内部出现。问题在于马克思并没有清楚地认识民族主义,只是一味地希望贬低作为革命者对立面的民族自由的捍卫者”。关于“宣言”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列举的十条纲领,泰勒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为了克服无产阶级的阶级行为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变化是政治变化的前提之间的矛盾而提出来的,但这十条纲领“大多数已被资产阶级国家所实行,但是马克思却把它设计为乌托邦”。[3]27此外,泰勒在分析“宣言”关于“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这一近期纲领时说,这“因为马克思是德国人,而且在为德国的裁缝们在写作。只不过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解释。德国似乎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加先进,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就德国的情况来说这一预言并没有实现”。[3]35

　　本德则从异化、历史唯物主义、意识、无产阶级革命等方面比较全面研究和介绍了1843—1848年之间马克思的思想走向和“宣言”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一些有新意的观点。比如,本德在研究了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发展后认为,到1848年马克思已经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异化和共产主义的研究。“对马克思来说,为共产主义斗争不简单地是因为这样一个社会更值得追求,而是因为共产主义代表着从无产阶级异化而来的真实历史发展的目标,《共产党宣言》的目的正是在于促使无产阶级走向革命运动。”[4]24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本德进一步围绕“宣言”中的重要内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内涵,如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分析。本德认为,“宣言”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主要是:第一,马克思在区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基础上阐述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质是通过废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重塑,或者说是人的解放;第二,共产主义革命是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唯一道路,而且也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无产阶级才能经历人的自身改变的历史考验;三是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一个“自动”的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变化使革命成为可能,但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不可能创造出革命。当然,“不能过于强调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是基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不是基于生产或经济的物质力量”。[4]33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宣言”今天的主要价值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特征和影响的著名判断。问题不简单地是马克思认识到并宣称了他们所研究的这个社会达到的杰出成就和活力,这一点不止让一个后来反对红色威胁的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感到惊奇。问题在于马克思1848年在那时还不为人知的简洁雄辩的段落中描述的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世界转型已经被21世纪初的世界发展所证实”[5]102。具体说,“宣言”内容的力量主要在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它的眼界。还在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伊始,“宣言”就指明这种生产方式不是永久和稳定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暂时阶段。二是对资本主义发展长远趋向的认识。事实上,资本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所取得的成绩远远没有达到“宣言”所描述的那种奇迹的水平。因此,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描述的并不是被资本主义在1848年时已经塑造的世界,而是预言着世界将如何不可避免地被资本主义所塑造”。[5]112

　　伯曼在导言中并没有就“宣言”的文本形成进行探讨,但是在对“宣言”内容的阐述中却提出了“世界文化”的新视角,认为应该在“世界文化”塑造的背景下来理解“宣言”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世界文化”的视野下包括了许多复杂的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人类需求的扩张。日益增长的复杂的世界市场塑造和扩展了人的欲望。马克思想让我们想象这在食品、衣物、宗教、爱情以及我们最私密的幻想和情感公开表现方式上的含义。其次是文化作为‘公共的财产’的思想。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是向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开放的。”[6]7联系20世纪以来电影、电视、录音机、电脑等大众媒体的发展及其文化消费样态,伯曼认为不应该把这些文化的发展简单理解为资本的剥削。虽然人民并不是这些文化形态的所有者,但是“历史往往滑过了资本所有者的手指,使得人民可以拥有文化”。许多“左派”关于文化的论著并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他们关于文化的研究中“没有包含什么鲜明和有价值的东西”。[6]8实际上,从文化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的失败并不仅仅是使工人阶级贫困化,而是迫使人为了生存而不断堕落下去。这也就涉及到如何理解“宣言”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这一重要论点。从这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一种野蛮的制度和文化形态,“资产阶级社会迫使人们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只有能出售的东西才能发展,不能出售的则被抑制或根本不会出现。为了反对这一市场强加的扭曲的发展,马克思才提出了为‘自由发展’、一种人能够控制的发展模式而斗争”。[6]15

　　三、建构和解构冲突中的《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

　　对于“宣言”理论内容的不同理解很自然地决定了对其时代价值的不同判断。从上述“宣言”导言的内容来看,既有对“宣言”时代价值的积极建构,同样也有消极的理论解构,即有传统的评价视角,也有新的解读角度,这种分歧性的价值判断体现着西方学者所处历史和发展语境及其政治立场。

　　斯威齐和胡伯曼反对用一种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t)的态度来对待“宣言”和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才会认为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共产党宣言》”。[2]90但是,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一些落后的国家相继取得了胜利,那么“宣言”的一些观点是不是错了,又如何来理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问题。斯威齐和胡伯曼正是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来阐述“宣言”的时代价值的。

　　二战后,一系列落后国家继俄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威齐和胡伯曼认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符合“宣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划,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是“错误的”。但关键的问题不是指出这一错误,而是如何理解这一错误。通过对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和俄国发展的总体分析,他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想到过俄国成为第一个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场景,他们更没有想到过和预示过接下来的国家会是更落后的国家,但是,这些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一致的。”[2]106-107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期望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一问题对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理解“宣言”的价值非常重要。斯威齐和胡伯曼看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低估了资本主义继续扩张的能力;二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对世界人民剥削的加强扩大了资本扩张的边界;三是由于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制度,欧洲的资本主义摆脱了19世纪70、80年代的萧条,并扩大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支持。“总起来说,帝国主义延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寿命,把工人运动转向了改良主义和合作主义。帝国主义加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为被剥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基础。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能够实现《共产党宣言》预期的基本原因。”[2]109显然,这是运用列宁和卢森堡关于帝国主义的相关观点形成的认识。那么,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相比,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欧洲大陆所没有的优点,比如,没有封建政治的影响、丰富的自然资源、广大的统一的领域、对劳动力的无限需求、没有受到过野蛮战争的摧残以及为工人阶级提供的史无前例的发展机会等,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任何时候都能免受资本主义矛盾的影响,而仅仅意味着尽管有这些矛盾,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能够达到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水平,同时也表明美国的资本主义要比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更能获得包括工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支持”。不过,这不是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会“永远存在下去”,“工人阶级没有起到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作用,不等于说他们永远不会起到这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条件下错了,但我们相信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理论仍然是有效的,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起,同样适用于西欧和美国”。[2]110-111

　　泰勒是持相反的认识,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推动着他走向了对“宣言”时代价值的解构。他认为,“宣言”中“包含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最持久、最重要的宗教的所有因素”。[3]36除了在宗教的意义上外,“宣言”不具有任何的时代价值。泰勒围绕“宣言”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第一,马克思并没有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性。“马克思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是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在发展,个人资本家拥有大多数的棉纺工厂,除了一些伟大的资本家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只有强迫雇员在低工资下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致富。现在,这种资本主义只是在落后的地方才存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比如:有限公司已经取代了个体资本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利润动机已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推动力、股票持有者对于利润的渴求、权力比利润更为重要等,这些都“超出了马克思的方法”;第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具有高压性,如认为除了一部分资本家外的其他所有人都要被强制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相反,无产阶级是社会中的一个静态性因素,甚至是一个衰落的阶级。“马克思在自己的分析中从来不承认中间阶级和管理者在推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但资本主义越繁荣,这部分人就越多。先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不断增加的中间阶级”;第三,无产阶级也没有如同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成为统治阶级,而且没有显示出要这样做的迹象。“资本主义的不断繁荣在各个地方都在不断推进着无产阶级的不断富裕,而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不断增加的贫困”;第四,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而是“发生频率更少,破坏力更小,也更加容易克服”,同时,除了俄国、中国的“农民革命”外,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革命也“变得越来越少”。[3]41“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已经明显摆脱了社会革命——这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3]44

　　本德则以非常简明的形式把“宣言”的意义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它真实、综合地展示出了对研究资本主义兴起和必然衰落的巨大历史意义,这是这一著作“最重要的意义”。二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初对“宣言”的接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即与此前工人运动中起主导性的小手工业者的世界观的破裂,这在整个社会主义史上具有“持久性的意义”。此外,本德围绕着对“宣言”的文本理解,联系现实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还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来提升人们对于“宣言”时代价值的理解。比如,关于消灭私有财产的问题,本德强调“共产主义仅仅寻求消灭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基于资本基础之上的私人所有制,而不是一个人在自己劳动基础上应该享有的消费和快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那么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认为,共产主义要求将诸如衣物、家具等财产收归国有”。[4]36对于“宣言”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与许多人的认识不同,本德认为这一部分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这一部分是《共产党宣言》与今天联系最少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派别都已经不存在。但是,即便是这些派别自身已经不存在了,它们的许多思想今天还以一种变化的形式存活着。”[4]37

　　霍布斯鲍姆在对“宣言”时代价值的阐述中指出:“这个小册子几乎肯定的是自法国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产生以来迄今最有影响的政治著作。”[5]102而且,在长期的传播中,它“已经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是已经变成为一部政治学的经典著作”。[5]107但是,从后来历史发展来看,“宣言”也有其过时的地方,主要有:一是“宣言”在当时情况下所使用的一些语言和特定的概念,如农村的愚昧、地产、民族国家等,已经不再适应当代的发展环境或很难被在当代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人所理解;二是“宣言”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相对不成熟的阶段,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劳动力和劳动这一对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非常重要的区分在“宣言”中还没有出现;三是“宣言”所宣称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需要在150年后进行更加深刻的研究”。“《共产党宣言》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所产生的工人阶级历史发展的展望,并不必然会形成这样的结论,即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打通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因为展望和结论并不是基于同一的分析。共产主义这一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形成的目标,并不是从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中,而是从一种关于人的本质和命运的哲学的观点,确切地说是由末世论的观点中形成中。”[5]116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认识多少与前述泰勒的认识有相似之处。

　　如同对“宣言”内容的阐述是基于文化的视角一样,伯曼对“宣言”时代意义的阐述同样是围绕着文化展开的,因此在当代“宣言”价值的理论建构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宣言”的价值在于促进工人阶级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关于这个问题,伯曼首先认为应该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重新认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工人阶级本质上并不是指在工厂中双手长满老茧、身着蓝领、处于饥饿的人,而是指“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的人”。但是工人本身可能并不能认识这一点:“他们可能不了解他们是谁,他们属于哪里,直到他们下岗或失业。”[6]11这就深刻表明了基于阶级意识的文化主体性对于当代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当代文化视域中,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不仅屈从于所有现代工人所遭遇到的压力,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令人恐惧的压力。他们越是关心并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就越是发现与所有者们处于永恒的冲突中”。在21世纪,互联网打开了这种冲突的新的领域,图书出版、报纸和杂志开始衰落,今天的知识分子们被迫为保存文化而斗争。“我们不知道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与工人的联系并把自己组织成为工人,但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中的许多人想到的要比做的多。如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除非我们学会组织、被组织起来以及学会斗争,不然很有可能不论是我们还是其他人都不能很好地进行这一斗争。”[6]13伯曼的这一分析,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切中了“宣言”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作用。

　　从上述比较来看,西方学者对于“宣言”的认识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特点。不过,总体上说,“宣言”显然是西方学者讨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时代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性来源和文献文本,他们试图通过对“宣言”的研究来体现对当代西方社会新问题的理解,反过来,又试图把对新的问题的理解融入对“宣言”文本的认识之中。这正是“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界线之后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生命力。虽然也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否定“宣言”的价值,但从其通过这种否定来解释时代中的新问题这一方法来看,这反过来也是“宣言”知识性力量的一种彰显。从“左派”学者的探讨来看,其所关注的重点也显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革命的话语体系已经被以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等问题所代替,这些特点实际上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整体状况的特定学术折射。

　　注释:

　　①除此之外,英文学术文献中较有影响的文本还有:Harold J.Lasky,On Communist Manifesto,A Introduction Together With the Original Text and Preface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Random House,Inc,1967; Vladimir Pozner,Introduction,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Communist Manifesto,Bantam Dell,1992; David McLellan,Introduction,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Communist Manifes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Mark Cowling,The Communist Manifesto:New Interpretation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8.

　　②这一“导言”其实是本书的第三部分,但事实上它起着“导言”的作用。此外,本书还收入了保罗·斯威齐新译的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

　　③本书是当代西方《共产党宣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文本,它不仅包括了编者导言、《共产党宣言》的正文,而且还汇集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列宁、阿德勒、托洛茨基、吕西恩·罗拉(Lucien Laurat)等重要人物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并收录了熊彼特等一些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从哲学、经济学、伦理学、语言学等方面对《共产党宣言》内容的阐述。本文的中文译本曾以《<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和理论背景》为题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3辑,后来又收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中。

　　④这篇导言后来以《论<共产党宣言>》为题收入耶鲁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怎样改变世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思考》(How to change the world:reflections on Marx and Marxism)一书中。本文研究中选用这一著作所载文体。Verso出版社于2012年4月重新出版了霍布斯鲍姆撰写导言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2012年10月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去世后,Verso出版社为了纪念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官方网站上重点推出了他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导言。

　　⑤阿尔伯特·S.李德曼在《欧洲社会主义史》中认为,“显然,不是所有同盟的领导人都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已经取得了一般性的胜利,但是提供一些妥协来安抚一些不耐烦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合理的。必须要记住的一点是,《共产党宣言》是同盟的出版物,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出版物,它是被同盟的领导修改后全部同意的。”据此,李德曼认为,《共产党宣言》最后一章提出的“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一点是同盟领导人的看法,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思想的主要点。”Albert S.Lindeman.A History of Europe Sociali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P.96、97页。

　　⑥本德在这个导言中很少提到恩格斯,而且只注明马克思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但是本德并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在整个导言中也没有涉及到《共产党宣言》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

　　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戴维·麦克莱伦也把“宣言”最后部分的简短归结为“马克思想方设法地满足同盟领导规定的最后期限。”David Mclellan.Introduction,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7.不过,这些文献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确切出版时间的表述还是比较模糊。根据我国学者高放的多方比对考证,《共产党宣言》出版的确切时间应该是1848年2月24日。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文本形成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参见高放:《<共产党宣言>是何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49-457页。

　　⑧但德国学者沃尔夫纲·迈塞尔的研究表明,1850年底1851年初在科隆就印刷过一版《共产党宣言》,共30页。参见[德]沃尔夫纲·迈塞尔:《关于<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2-466页。

　　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版是1920年出现的,这里霍布斯鲍姆可能是把《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零星介绍看作为“中文版”。

　　⑩这一问题是自由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时经常会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可参见[日]柄谷行人:《为什么改为<共产主义者宣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1期。

　　原文参考文献:

　　[1]Leszek Kol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M].New York and London:W W Norton & Company,2005:191.

　　[2]Paul M.Sweezy.Leo Huberman,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fter 100 years,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4.

　　[3]A.J.P.Taylor.Introduction,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M].New York and London:Penguin,1967.

　　[4]Frederic L.Bender.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in Karl Marx,The Communist Manifesto[M].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1988.

　　[5]Eric Hobsbawm.How to change the world:reflections on Marx and Marxism[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