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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阶级”概念的源起、语义与理解(1900-1920)
2018年01月02日 09:11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陈红娟 字号

内容摘要:较早将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引入中国语境的梁启超并不认为中国有西方社会所言之“阶级”:“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⑥。在这篇文章中,“阶级”共有36处,均涉及生产关系,出现了6次“资本家阶级”(包括“地主资本家的阶级”1次、“资本家阶级”3次、“资本家的阶级”1次、“小数资本家阶级”1次), 10次“少数阶级”(包括“少数的阶级”), 15次“阶级”(单独使用7次.译文中明确使用“阶级”的只有24处,出现了“小数阶级”“少数阶级”“阶级之争斗”等词汇,原文中与劳动者相联系的“阶级”则翻译为“一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阶级斗争”出现了一词对应多个译词的现象,出现了“阶级之冲突”“阶级对抗”“阶级争战”“阶级争斗”“阶级竞争”等多种术语混合使用的情况(见表。

关键词:阶级斗争;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宣言;语义;知识分子;革命;译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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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1能够看出,“阶级”在《宣言》译介文章中出现的频次逐渐上升,从3次增加到64次;涉及的内容逐步扩展,从“阶级之争斗”“阶级制”等比较明显的偏正短语,扩展到“有产者阶级”“无产者阶级”“劳动阶级”等不可拆分的专有名词。这固然与《宣言》从片译到段译,所译对象扩展有关,但也表明“阶级”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在《宣言》文本中获得新的阐释。概念总是存在于一种理论框架与概念图式中,如果不参照其他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单一的概念⑩。关照《宣言》译文中与“阶级”相连接的词汇,“阶级”正在与关涉革命的词汇“争斗”形成“斗争性概念”,与人群如“有产者”“无产者”等形成“指涉性概念”,这些概念日渐聚合、浓缩,形成概念群,而这些单元概念、概念群间相互支撑,维系关系结构,试图建构新的意义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相同术语在不同时间、不同译者那里往往会出现对应词、语词频次的巨大差异。例如,陈振飞的《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民生日报》,1912年9—10月)与李泽彰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国民》第2卷,1919年11月1日)均是对《宣言》第一章“有产者及无产者”的翻译,然而,二者对“阶级”及其相关范畴“bourgeois” “proletarians”的对应词之使用却大不相同(见表2)。  

  “阶级”这一术语在陈振飞译文中仅出现29次,但在李泽彰译文中出现了64次。“bourgeois”的对应词之一“工人”从陈振飞译文中的1次上升到李泽彰译文中的18次。不过,李泽彰译文对“阶级”的表达十分模糊,与“等级”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而且出现了泛化式使用,初步展现了“阶级”概念在译文中对传统用法的传承与流变。在这篇译文中,“阶级”主要表达三层意思:其一,与“阶层”相通。例如文章开篇写道:“在古代历史里面,我们看起来,差不多无论什么地方,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份者,社会的地位,参差不一。在古代罗马,我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头目,工人,徒弟,而且在这些阶级里面,又各分很多的等级。”(11)在这里,“阶级”概念主要是对社会身份的划分,不是以经济基础作为主要划分标准,也没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其二,继承“阶段”或者“程度”的传统意涵。例如,“这种生产手段和交易手段,发展到一定阶级的时候,封建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易的关系……不能再适应了”(12)。其三,与特定身份的名词组合使用,表示某个特定群体。例如“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中等制造阶级”“劳动阶级”“支配阶级”,等等。可见,《宣言》译文较高频次地使用了“阶级”一词,但这种使用既有对传统用法的继承,又有语义的现代化转换,总体而言属于概略式理解,尚未在理论上展开细致辨识。

  二、“阶级”在不同文化间的“语义旅行”

  “阶级”这一概念从西方到东方,从外国到中国,经过时空挤压后,语义已经不再由西方(概念发源地)传统哲学所规定。毕竟,“语言的意义所内蕴着的指称的意向性能否在外部世界实现的问题,意义所设定的‘观念的指称物’能否得到外部世界中确证的问题,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3)。鉴于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国家危亡时局以及汉语语境之规约,“阶级”原有意义无法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语境与实践中获得“确证”,其意义在获得外部世界确证的过程中得以引申、扩展,与话语源头相比发生了适当的偏移。

  “阶级”一词并非马克思独创,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1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6世纪,西方语言中的“等级”一词即与现代之“阶级”含义大体相当,今日英文“class”的对等词大都源自拉丁文“clasis”。18世纪中期以后,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杜尔阁等人开始比较多地使用“阶级”一词,用来反映工业和政治革命后西欧社会结构的变化。至19世纪初,该词代替“等级”(rank、order)、“阶层”(stratum)等,成为表述较大社会等级集团的术语(15)。此时,“阶级”被比较广泛地使用,指涉包括古代城邦、早期帝国、种姓社会、封建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团体,但主要用于对工业化社会的划分(16)。在马克思之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均论述过“阶级”的存在(17)。例如亚当·斯密按照收入来源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以地租为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工资为生的无产者阶级和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阶级(18)。马克思沿用了西方语境中的“阶级”概念,在其著述中没有专门对“阶级”加以界定与说明,只有零散的论述,在《宣言》中亦是如此。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专门分析《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段话,结合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可区分出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等相关论述,认为:“这部著作中,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阶级的对立差不多等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在概念中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只有阶级的等级概念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加压迫的概念。”(19)事实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他对“阶级”新增加的内容之一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0)。因此,“阶级”概念在马克思论述的语境中并不适合用来分析任何社会,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然,雷蒙·阿隆随后指出: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阶级这个词被限定于现代工业社会内部以等级划分的集团”,“社会阶级就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就会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21)。不少国内学者也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后提出:“以生产资料支配权与剩余劳动支配权这样一个二元标准划分阶级应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22)只是在《宣言》的早期传播中,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有如此科学的认识,相反,《宣言》中对“阶级”概念的含糊表达成为日后中国人泛化式使用“阶级”的根源。

  中国人对“阶级”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在表1中,除了李泽彰的译文蓝本为英译本外,其他《宣言》译文均源自日文著述。“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生产力’等概念,几乎都沿用日本学者的阐释。”(23)

  日语中的“阶级”是英语“class”的对译词。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考证指出:明治十四年(1881年)、十七年左右,“阶级”主要为“部”之意;至明治二十年后,主要表达上与下、贵族与奴隶的等级关系;到明治四十五年,则主要表示“部分、级、阶级、部类”的意思(24)。20世纪初,即马克思主义文献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理论家主要从道德、道义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和使用“阶级”概念。在他们的笔下,“阶级”被用来表示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例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从一种关系性来说明致使包括工人在内的“多数人类”处在饥饿之下的原因,即“地主资本家少数阶级”“掠夺生产物”,从而使“财富分配不均”。在这篇文章中,“阶级”共有36处,均涉及生产关系,出现了6次“资本家阶级”(包括“地主资本家的阶级”1次、“资本家阶级”3次、“资本家的阶级”1次、“小数资本家阶级”1次),10次“少数阶级”(包括“少数的阶级”),15次“阶级”(单独使用7次,与“徒手游食”“劳动者”“奴隶”“富贵”“国家”“制度”等结合使用8次),3次“阶级战争”,1次“阶级的冲突”,1次“阶级的争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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