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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与重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
2017年12月27日 09:10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 作者:黄晓武 字号

内容摘要:二、身份政治、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遭遇的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导致的剧烈社会转型的结果.物质和文化的对立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当前时代存在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但一种思潮是否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有各种讨论的,比如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很多流派就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可能仅仅是激进思想.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新左翼思潮的发展曾被斯图亚特·霍尔、霍布斯鲍姆等誉为欧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前沿,他们对当前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新趋势作出了独到的分析批判,也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内进行了各种理论和实践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意大利;批判;全球化;思潮;研究;身份政治;危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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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 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阶段。左翼如何应对自身的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和复兴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首先从社会运动出发探讨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新特点和左翼遭遇的危机与挑战;其次从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视角出发, 探讨了对这一阶段重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认识;再次以意大利新左翼思潮为个案, 探讨了他们在批判分析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传统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与左翼的新变化

  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左翼运动遭遇危机的必然结果, 用卢乔·马格里的话来说, 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危机”, 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全面崩溃所导致的结果。乔万尼·阿瑞吉则从他的长时段理论出发, 认为当前危机的结构性原因是美国霸权时代的来临, 美国的霸权创造了新的积累结构, 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并且以新的形式加剧了各种矛盾冲突:一方面, 工人阶级由于竞争加剧而导致的贫困化表现为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的对立, 在中心国家也表现为核心工人和边缘群体的对立。另一方面, 劳动阶级由于进一步的联合而在新时期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各种工人和社会运动, 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容纳和整合的范围, 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无力应对伴随其自身的扩张而导致的工人权力的增长”。

  苏东剧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苏东的地理疆域, 给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危机, 即便是那些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力量也深受打击, 正如马格里所说的:“全世界的左翼, 即便是其中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实践毫无瓜葛的那些左翼分子, 必然被这一潮流所影响。这一影响既通过左翼所面临的客观条件和其所面临的力量对比所产生的变化体现出来, 也通过挫败感的内化体现出来。”这首先是因为大国间的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发生了不利于左翼运动的新变化, 其次是因为苏联革命承载的另外一些历史经验被否定了, 包括支持民族对立、支持劳工阶层, 反对资本剥削和压迫, 即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提供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 这也就是罗萨娜·罗桑达所说的:“尽管自1966年以来我们就对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进行了公开谴责, 并很早就指出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危机, 但意共的解体和苏东的崩溃——并且没有任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少数派作为替代而出现——同样也沉重地打击了我们。”

  苏东剧变为资本的进一步全球化扫清了障碍,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 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也得到了激化, 西雅图和热那亚的反全球化游行意味着全球性的抵抗运动的出场, 新的反全球化运动是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相对应的抵抗运动的全球化, 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那样, 是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的结果, 无产阶级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而实现了跨国层面的联合, 正像娜奥米·克莱恩所回答的, 如果说有一种力量促成了这一联合, 那便是跨国公司。“感谢在历史上的此刻所显露的公司计划的纯粹帝国主义的野心———无节制地谋求利润的欲望因贸易管制的解除而得到释放;合并和收购的浪潮因反托拉斯法的削弱而波涛汹涌, 跨国公司变得极其富有, 它们的财富如此巨大, 它们的势力范围遍及全球, 以至于它们为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联合。”

  如何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重新建构世界左翼运动?各种左翼力量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世界左翼运动也因此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 一是政治组织形式的新变化, 新的反全球化运动表现为横向的网络形式的联合, 各种不同的反全球化运动通过网络形式联合起来, 既保持了各自的多样性, 又在公开的相遇中实现了联合。哈特认为, 这种公开的相遇是网络形式的运动中最重要的因素, 它有利于进一步在全球推进各种运动的联合, 但各种反全球化运动不能简单地链接在一起, 而应该通过相互的交流在一个扩大的网络中审视自己, 考虑差异并构想共同行动, 以形成一个新的运动或联合阵线。因此团结和联合的问题, 不是要消灭差异和冲突, 而是要在保留差异的基础上, 建设性地构建一种同盟关系。具体地来说, 就是各种不同的运动要通过某个具体的问题和节点链接起来, 用在地化的形式进行具有普遍意义上的斗争, 这就像克莱恩所说的, 围绕某个特定的跨国公司, 不同的人群可以联合起来发展出直接的行动, 孟山都公司就使印度农民和全世界的环保主义者联合了起来, 形成了同盟, 在产地和超市里共同抵制转基因食品, 因此, 反全球化运动必须与地方运动结合起来, 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在当地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作战, 在网络运动的各个节点施展反抗的力量。

  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另一大特征是重申公共性, 各种占领运动的口号都是重新夺取和占领被资本家侵占的公共空间, 包括公园、医院、社区等, 把它们改造成民众可以自主管理的公共领域, 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治。占领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激进部分, 他们接管工厂实行工人自治, 因为反对高昂的房租而起来占领社区, 进行自我管理, 并提出了“接管城市”的口号。然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 对公共性的重申也不仅仅限于空间领域, 而是扩展至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方方面面。克莱恩认为, 当前资本主义的新趋势是全面的私有化, 这一私有化的进程比我们所理解得要广阔得多, 它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仅包括教育的私有化、医疗的私有化、自然资源的私有化, 也包括:“强势思想转变为广告标语, 公共街道转变为购物中心;新的一代一出生就被纳入目标市场;学校被广告侵占;基本的人类生活必需品如水被当作商品出售;基本的劳动权利被削减;基因技术取得专利, 人造婴儿隐隐逼近;种子被转基因和买卖;政客被收买和改变。”这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把原本不属于商品的领域都变成了商品, 招致了各种抵抗运动的强烈反抗, 这些运动共有的精神是“一种激进的恢复公共空间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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