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资本全球化强势推进和新自由主义迅速蔓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生的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事件,使得西方左翼思想界曾经一度湮没在“历史终结”的喧嚣嘈杂中而集体失语。当历史的车轮刚刚踏进21世纪门槛,在当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就相继爆发了“9?11事件”、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重大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经济危机、政治骚乱和恐怖主义,这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鼓吹的自由民主制度给予沉重打击。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和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界迅速兴起了一股“共产主义回归”热潮,其中,2009年由齐泽克、巴迪欧在英国伦敦组织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大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左翼思想界正式吹响了“共产主义集结号”。在当代西方左翼理论阵营中,不同思想家之间由于学术背景、社会经历、理论旨趣等方面因素的差异,因而无论是在“共产主义观念”的思考路径还是叙事风格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论样态。本文通过对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詹姆斯?劳勒(James Lawler)、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等西方左翼思想家主要观点的梳理,并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视阈中展开批判性对话,厘清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掀起的这股“共产主义回归”热潮的理论范式,以推进学界深入研究。

　　一、“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对共产主义的先验阐释

　　“共产主义假设”这个概念不是巴迪欧的理论发明,而是来自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指责2008年由西方左翼思想界组织开展的纪念法国五月风暴40周年活动的一次公开讲话,“我们拒绝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上的共产主义消失仍然不够。我们想驱逐它的一切形式。甚至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对“共产主义假设”作了与萨科齐相反的解释,认为共产主义假设决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一种以永恒的平等原则反抗各种社会形式下的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观念。“如果我们抛弃这个假设,那么在集体行动的领域就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了。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观念,历史和哲学中任何变化都不会引起哲学家的兴趣。……事实上,我们被赋予了一个哲学的任务,甚至是一个义务,那就是帮助这一假设的新的存在形态问世。[1]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的思想基础是“事件”本体论哲学。在《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将“事件”(event)指认为一种纯粹偶然性和不可能性。“一个事件就是一个纯粹的偶然,它不可能从先前的情势中推导出来。”[2]因此一方面,作为偶然性的“事件”,主要体现为对历史延续性和现存秩序的打破和撕裂;另一方面,作为绝对不可能性的“事件”,就是让不可能性带到我们面前,也就是作为一种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事件既不是原有历史轨迹的延续,也不是现实本身蕴涵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是全新的可能性和历史视阈的开启,是开启“可能性的可能性”。从事件哲学出发,巴迪欧把现代性历史中共产主义运动区分为两个序列。从1792年的法国革命到1871的巴黎公社是第一个序列,从俄国的十月革命(1917)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为第二个序列。在第一个序列中,共产主义假设与推翻现行秩序的群体运动和起义相联系,革命的目的是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实现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一序列在巴黎公社起义中达到顶峰,巴黎公社以实际行动确立了共产主义假设,但没有找到实现的途径。第二个序列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序列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并取得胜利,因而组织和斗争策略问题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核心问题,列宁主义政党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物质载体。第二个序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古巴都相继以这种形式取得了政权。巴迪欧认为,从1871年到1914年是一个历史的间歇期,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间歇期。间歇期的特征是,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级敌人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一切新的实践共产主义的尝试都受到禁锢。巴迪欧认为,在历史的间歇期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的行动,而是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假设的意义。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试图把自己的事件本体论运用到当下的激进政治。他明确拒斥经济主义,在他看来,革命的基础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主观意志。共产主义假设不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主体对“真理-事件”的忠诚基础上的。不难发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是以偶然性的事件哲学完全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也彻底解构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因而,这种脱离社会历史进程的共产主义假设的理论实质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因而也是狂热的激进政治构想。

　　二、“如何从头开始”: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激进政治学阐释

　　齐泽克一方面追随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同时又指出,“仅仅对共产主义观念保持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应当在历史现实中对对抗进行定位,使其成为实践的紧迫性”,[3]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关于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的观念,共产主义作为今天的激进行动的理论前提,要同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保持距离,并要和21世纪的政治经验相结合。”[4]这样一来,齐泽克就把巴迪欧基于事件哲学的“共产主义假设”赋予了激进政治学的理论架构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