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反复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一经形成就永不改变的僵死的教条。在1886年12月28日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在1893年6月6日致菲力浦·屠拉梯的信中指出：“杰维尔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最为成熟的理论著作。就是对于这部著作中的理论观点，恩格斯也认为不能把它们绝对化，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对的。这充分说明，在恩格斯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特点，因而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他们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思自己提出的理论，克服自己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断开辟自己理论的新境界，把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下面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和提出

　　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精辟地概括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或“两个不可避免”的原理。但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尚未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近在咫尺，很快就可以实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革命很快又会爆发。马克思在1849年6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的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于短暂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看得过于容易、过于乐观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他们总是不断地在自我批判中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增强，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不断改变对资本主义寿命的看法，修正自己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其在理论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提出的作为对“两个必然”原理的补充和深化的“两个决不会”原理。

　　还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1847年7月发表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等论著中，就已经孕育了“两个决不会”原理。例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还强调了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解放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不能离开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片面强调思想和意志的作用。他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同样，“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制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普遍繁荣的景象。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在1850年年底写成的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长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还认为，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还相当巩固，腐朽没落的封建主阶级“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这段话说明，马克思认为，在欧洲，1848年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1848年革命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虽然如此，马克思对革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思想上的一个内在矛盾：他一方面看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还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尖锐矛盾的时候才能发生；另一方面他又急切地希望这个矛盾尽快地尖锐化，希望新的危机尽快来临，希望新的革命早日发生并取得胜利。这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观愿望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此后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表现出来。1857年爆发了席卷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当时正在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他在与恩格斯和拉萨尔等人关于撰写这个手稿的通信中，也表现出对这次危机的估计过于严重和对其后果的预想过于乐观的心理和情绪。马克思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出乎马克思的意料，直到1859年1月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候，欧洲仍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对革命的预期没有变成现实，这促使马克思更加冷静地看待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原理，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精辟的论述标志着“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形成。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原理，显然是自觉地反思和克服他和恩格斯以前对革命形势和革命后果估计过于乐观，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过短的认识的局限性和缺陷。“两个决不会”原理的科学论断说明，一种生产关系的消灭，另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一种生产关系，当它还能容纳一定生产力从而还能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时候，是决不会灭亡的；即使人为地把它“消灭”了，它也还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复活”。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前，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人为地把它强行建立起来，也是不巩固的，难以持久存在下去。如果政治上层建筑强制地维护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和破坏，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无情地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深化和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原理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有时还表现出类似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形成“两个决不会”原理以前那样的矛盾。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方面看到，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是，从“两个决不会”原理形成以后，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演变的基本趋势和内在逻辑来看，是以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客观地估计革命的形势及其变化，指导工人阶级采取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战略和策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引导工人阶级力戒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地进行起义和武装暴动，防止因自己的盲目行动为资产阶级提供镇压工人运动的机会和借口，积蓄、保护、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力量，以便在革命条件成熟时与资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恩格斯在1874—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批判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关于因为俄国既没有城市资产阶级，也没有城市无产阶级，所以比西欧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容易得多的荒谬观点时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恩格斯以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这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当时的生产力仍然没有发展到能够消灭阶级差别、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程度。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为地去强行消灭阶级差别，并不是“真正的进步”，也不可能“持续下去”，而且会引起生产力的“停滞甚至倒退”。

　　马克思在1879年4月10日致俄国民粹派理论家、《资本论》俄文版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目前形势（指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中心是美国和德国。19世纪70年代末，危机扩展到英国——引者注）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货币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利。”马克思认为，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需要认真研究。他说：“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我们知道，18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相当严重的。但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即使是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尚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危机过去以后，资本主义还会出现新的繁荣，并且会周期性地、正常地运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还嘲讽了“英国工商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消沉情绪。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恩格斯又说，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年至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从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出，他这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经济危机虽然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还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人们已经把经济危机看成自然而然的事情，掌握了克服危机的经验，危机的破坏力在减弱，危机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会走向正轨。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已经不仅不再把经济危机看作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因素，而且开始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