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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精神后果:西方与中国
2014年07月08日 08:18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4年1期 作者:王南湜 夏钊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现代性;精神后果;西方;中国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以往关于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比较关注其劳动异化理论,而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基本结构亦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却往往未给予多少关注。但正是这一方面的变化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而现代性问题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变化之中的。其根本之处在于现代性所造成的观念革命同时带来了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传统社会中人的有限性的实际存在,与“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的人生之终极理想,是无矛盾的,而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主性或主体性观念或理想,与人的有限性的实际存在之间则是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精神生活的危机,正是根源于这一深层矛盾。对于这一现代性之精神后果,大致上可能有四种类型的回应方式:启蒙主义的天真,康德式的直面,黑格尔主义的辩证神义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与解构。从历史上看,这四种回应方式对应于不同的时代。而在当代中国,由于现代性急剧到来所带来的时代的叠加,这四种类型的回应并非全然不能相容,而是可能并存也需要并存的。

  关 键 词:现代性;精神后果;西方;中国

  作者简介: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夏钊,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专业方向:哲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B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1-0001-12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于现代社会之精神生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基于一种过于简单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将社会的精神生活形态变化归结为经济生活形态之变化的后果。而在世纪之交传入国内学界的现代性理论之热潮中,人们似乎又或明或暗地转向了一种忘记了现代社会之经济基础的纯粹的现代性之文化批判。毫无疑问,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阐释将精神文化视为一种依附于经济基础的附带现象,是有着严重问题的,但倘若因此而放弃这一根本性因素,只是从精神文化自身来理解现代性及其后果,则恐怕带来的问题会更大。尽管任何一种理论视角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但基于经济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经济基础这一独特视角出发理解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社会,比之从其他视角出发,自有其特殊的优越性。因此,问题不在于简单地坚持或抛弃这一视角,也不在于折中地调和不同视角,而在于抛弃那些过于简单化的阐释,重构一种能够包容更为丰富的文化因素的理论视角,并以之理解现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特质与困境,进而探讨可能的应对之策。基于此点,本文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首先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即一种从物质生活出发去说明全部人类生活的方法,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不是将全部人类社会生活归结为物质生活那种近乎生物还原论的理论。

  一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即从社会物质生活形态的变化看精神文化生活形态变化的方法,在现时代有其特殊优越性。这是因为,不同于古代社会中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领域合一状态,现代社会中经济生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于政治生活,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甚至根基性的地位,对其他领域的生活亦具有某种主导性作用。这便意味着,只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才把经济生活的特殊地位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从而这种看问题的方法也才具有了一种历史的合理性;也只有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由于诸领域的相对分离,可对其边界作出划定,这种方法也才具有了可操作的意义。而对于以往社会来说,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既无多少重要意义,亦由于诸领域呈合一状态而无多少可操作的意义。至于人们将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历史科学的方法扩展为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以之去说明全部历史过程,马克思有过多次声明,予以反驳,这里且按下不表。

  从社会生活的变化,特别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亦即人的基本生存方式的变化来看现代性问题之生成,马克思关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基本结构(我们把它定义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二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社会财富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以往关于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比较关注后一方面,称之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或资本批判。这一研究大致上着重关注从马克思青年时代就开始的劳动异化理论,基本思路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真实本质或本真存在,如何在现代条件下异化,以及如何扬弃异化,亦即克服现代性而走向理想社会或回归本真存在。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基本结构亦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却往往未给予多少关注。但正是这一方面的变化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而现代性问题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变化之中的。

  关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在多处做过描述,人们最为熟悉的可能是如下几段话:“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①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②

  “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连接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③

  这里所引的马克思的这几段话,主要包含这样几层意思:(1)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人与人之间必然是互相依赖的,不是以直接的方式互相依赖,就是以间接的方式互相依赖;(2)这种互相依赖的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种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转变成了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人的个性随着这种依赖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着;(4)未来社会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条件下超越迄今为止的这两种依赖方式,而以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方式使人的个性获得自由发展。显然,这里最为关键的是第一层意思,它构成了其余三层意思的基础。但对于这几段话,人们以往更多的是从后面三层意思,即从马克思对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阐释,而很少从社会基本结构的角度去理解,即便是从这一角度去看,也更多的是关注人的个性之变迁。但是,不难看出,这里无论是对于个性的变迁,还是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都是基于社会基本结构之变迁的。正是这一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才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他关系的变化。无疑,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必须从此根本问题上来理解。

  这一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涉及转变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社会基本结构。如前述,马克思将之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两大类型。同时代其他学者亦有类似的划分,如斯宾塞关于“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划分,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划分,腾尼斯的“共同体”与“利益社会”的概念,迪尔凯姆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分类,韦伯的“价值合理”与“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类型划分,也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对于非市场经济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的刻画。这些刻画所揭示出来的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实情乃是,在传统社会中,个人都是某一类型自然形成的社会团体的成员,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则从这种自然的社会团体中被释放了出来,成了一种“孤立的个人”。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之间有着最为丰富的社会联系,但是,这些社会联系却与传统社会中的不同,不是自然地生成的,而是或者人为地为了某种利益目标建构起来的,或者虽然是人们活动的产物,但却是非预期的产物。这就是市场这种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最为基本的社会联系。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这种市场联系以及为了利益目标而建立的各种团体统称之为市民社会的话,那么,可以说,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基本联系方式是各种共同体,而现代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基本联系方式则是市民社会。于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便是从非市场社会向市场社会,或者说从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变。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非市场社会的共同体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亚细亚共同体、古代的古典共同体和中世纪的日耳曼共同体。尽管马克思认为日耳曼共同体与其他两类共同体不同,从中可能生发出市民社会从而发展出资本主义来,而亚细亚共同体与古典共同体则不大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但三者作为共同体却也有着其共同的特征,从而与市民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就文明时代的两种社会形态而言,市场社会中人们的实践方式是根本不同于非市场社会中人们的实践方式的。实践方式亦即“做”的方式。“做”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事”,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一是“做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事的产物为物品,而做人的产物则为社会交往关系或社会组织。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类有两种可能的“做”或实践的方式,一是有机性或笼统性之做,另一则是无机性或构造性之做。有机性地做事之典型是农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交往,合起来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做事方式中,如在农耕和畜牧生产中,人的活动一般并不改变对象本身,并不创造出某种植物或动物,而是顺应对象的存在规律,从外部予以照料、改善。在这类生产中,人的活动虽然也有贡献于最终的产品,但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辅助性的;且往往虽然“生产”出了某种产品,但却对其中的机理一无所知。正所谓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在这种做人方式中,人的受动性就更为显著了。一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关系,对于个人而言,通常都是既不可选择,又不可能改变的。一切似乎都具有一种现成性、永恒性,甚至神圣性,从而也就具有一种不可移易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切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如宗族、村社、教会,都被视为天意或上帝的作品,只能当作“纲”、“常”和神意去崇拜,若欲更改,便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只能显现为一种现成的存在,即一种超乎人力的、不可改变的“实体”。无机性地或构造性地做事之典型是工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觉的利益关系的联合体交往,合起来也就是以工商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做事方式中,人的活动不仅触及对象自身,而且一般地按照人的目的重新构造了对象。在工业生产中,人的活动不再是辅助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主导性的。在农业和畜牧业中,即便没有人的参与,植物和动物照样能够生长、生产,尽管效果会有所不同;而在工业中,若没有人的设计、控制和参与,则生产一般地不可能。自然界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已经创造出了种种植物与动物,而人不过对其进行了改进而已,但自然却没有创造出飞机、汽车、火车、宇宙飞船和电脑。相应于工业生产的能动性、人为性,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成为人为的或人造的。市场经济破坏了传统社会中视为神圣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而代之以出于利益关系和基于契约关系的市民社会。而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亦不过是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的翻版而已。所谓民主政治,其实质就是一种允许讨价还价允许自下而上地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达成某种有限的一致,而这种“一致”,亦不过就是市场交易中“成交”的政治版而已。与自然经济社会中基本社会组织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的资源不同,市场社会中的基本社会组织如公司、工会、政府等,都具有明显的人造性和可改变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不可避免地显现为一种人为的、构成性之存在,即作为活动主体之产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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