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中国共产党人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为集成内外生产要素打造体制平台；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培育吸引外部要素的竞争优势；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保持对要素流向的国家控制力，化解了全球资源配置不均衡、全球劳资关系不对称和全球公共治理不公正等依附性难题，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从负面到正面、从自发到自为、从单向到双向转变。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球化；依附性难题

　　作者简介：靳书君(1972- )，男，山东曲阜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3)03-0036-06

　　列宁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愈来愈迅速地移植到殖民地。殖民地无法摆脱对欧洲金融资本的依附。”[1]34在全球化初始阶段，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享有的南洋贸易优势与西方国家平分秋色，但由于自误全球化先机，不仅没有成为全球化的东方中心，反而被一步步抛向世界体系的外围，遭遇全球依附性难题。中国被全球化大潮裹挟的际遇，曾让恩格斯断言：“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127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却破解了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依附性难题，将全球化战略纳入了中国化的发展轨道。

　　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依附性难题

　　全球化外围国家遇到的问题，不仅不同于中心国家，而且越是边缘化，问题就可能越发复杂。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依附性难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全球资源配置不均衡

　　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由于物质技术基础不同，要素的流动性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新科技革命以前，资本、技术等高级要素的载体是物质生产资料，流动成本高，要素流动性低，中心国家富有的高级要素使其保持比外围国家高得多的资本有机构成，吸引资源、原料、劳力等初级要素由外围向中心国家聚集。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江泽民指出：“信息资源已经成为与物质资源同等重要的资源，重要作用正在与日俱增。信息高速、广泛传送的特点，使世界形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信息空间。”[3]在此基础上，巨额资金可以瞬间变成电子信息，满足了资本对“空间最小化”的需求。跨国公司运用其投资形成的金融管理权，在南北方实行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北方国家进行全球金融操控，南方国家则为全球资本从事实际物质生产活动，形成不均衡的倒葫芦型全球资源配置格局。全球一百多个最大的跨国公司之间资金、技术、管理的合作，占了全球直接投资的大半，并且，跨国公司在中心国家之间的国际融通越来越趋向同一生产部门的强强联合，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很小。这种高层次的全球化基本上在中心国家之间内循环，跨国公司通过控股并购挤压东道国企业和产业生存空间来获得巨大的利益。江泽民指出：“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是主要受益者，而发展中国家获益甚少，有的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4]474

　　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是中心国家的初级要素供应地和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少量高级要素进入国内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掌握市场控制权，溢出效应不大。中国没能通过全球化引进外部高级要素，享受全球化的正面效应。除战争赔款等直接掠夺之外，洋行、外国银行、外资公司建立了一条由中国向西方列强输出初级要素的依附性链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但我国外贸结构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比例长期失调，货物贸易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过小，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过大，这严重妨碍我国通过参与全球化集成要素特别是技术、资本等高级要素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跨国公司逐步突破控股比例限制和转让技术的附加条款，从新建转向并购，特别是收购各个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从参股外销转向控股控市，从资金输入到品牌输入，从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企图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乃至行业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依附性。跨国公司在中国企业乃至行业势力的扩大与上述外贸结构相结合，迫使我国依靠劳力、资源和环境成本为国际资本从事制造业生产服务，从而被动适应中心国家后工业化转型的需要。

　　(二)全球劳资关系不对称

　　俄国学者库瓦尔金认为：“不对称相互依存”的公式可以成为最丰富的全球化定义。[5]55北方高水平的资本过剩和南方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并存，是以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为前提的。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迅猛发展的同时，劳动力被国界屏蔽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比资本的跨国流动要困难千百倍。资本越是自由化，它对待劳动力越是反自由化，迫使劳动力在全球化中不得不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转。美国学者研究发现，资本在全球的控制力奠基于对殖民地劳动力的束缚和限制，“从欧洲输入的资本只是殖民地国家总资本的一小部分，总资本大部分以土地形式存在。如果对资本的垄断控制是造成殖民地资本高回报的原因，那必然是因为仅有一小部分殖民地劳动力有足够的技能从事产品制造工作”[6]76。中国是劳动力大国，劳动力与资本的不对称依存给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巨大的挑战。鸦片战争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刺激下，中国出现许多新型手工业作坊和手工业工场，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由原来与自然经济相结合，转而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西方资本主义认识到，在保持中国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并使绝大多数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这个前提下，只要在中国的现代经济领域投入少量资本，就可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禀赋不断提高，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复杂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并逐步开放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跨国公司将加工和装配环节等不涉及核心技术的生产步骤进行编码，使之模块化，将这些模块化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企业，而将研发和销售等关键环节置于母国。从事模块化生产的中国企业，能够掌握极其复杂的生产流程，但缺乏独立开发的专门知识和控制品牌的能力。这样，跨国公司严格控制技术转让，造成大量从事模块化生产的中国企业低价竞争，抑制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提升，使中国成为西方金融操控下从事实际物质生产的苦力国家。

　　(三)全球公共治理不公正

　　劳动力和资本的不对称依存是由中心国家控制全球公共治理的霸权地位维护的。中心国家先是在全球建立起殖民体系，形成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权势制霸。江泽民指出：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资金等方面的实力和优势，通过控制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组织来制定符合其利益的‘游戏规则’，极力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实力较弱，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4]8。中心国家凭借其在各种跨国家、超国家、非国家的全球性组织内的主要发起人或主要投资人的地位，通过联盟机制掌握实质性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拥有规则的最初倡议权和最后解释权，进行规则制霸。列强最初通过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并享有各种治外法权和各种形式的地方性司法权，使中国执政当局无力参与全球公共治理。国民党政府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自主权后，列强开始由权势制霸转向规则制霸，但南京政府没能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竞争，听凭中心国家主宰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新时期中国重新融入全球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日益衔接起来，但不能不受到西方既定国际规则安排的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建立和完善与国际国内兼容的新经济体制，始终面对被西方化、边缘化的风险和考验。

　　在全球化进程中，确有一些国家采取适当的全球战略，从外围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其中美国的成功最为典型。19世纪30年代美国工业化起步时，依靠出口非农原料处于全球化的外围；70年后已实现了重工业化，进入全球化的中心；再70年后又率先转向后工业化，成为全球化的领头雁。美国的经验和它塑造的全球化模式吸引了许多后来者，克林顿政府的重要政策顾问库普乾曾断言：“全球化就是美国化”[7]。对此，范曾先生一语中的：“化者，入其彀中也，入其牢笼也，成其附庸也。”[8]中国学者认为：“讲全球化由西方主导，并不等于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9]267“真正的‘非美国化’是无所不在的民族化或中国化”。[10]13正如著名美国学者德里克所说：“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景况的结合，中国社会是这个景况的地势，但是一个正处于被全球力量改造过程中的地势。毛的马克思主义长期的历史重要地位在于它在结构上包含这个历史形势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用政治和理论的结果在全球视野上重铸马克思主义。”[11]69所谓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从最深层的理论逻辑来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路径符合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民族复兴重构市场、社会和国家结构关系的需要。一个国家的全球化战略，核心在于能否有效利用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机会，集成全球各种生产要素，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同时保持对流入要素的国家控制力。中国共产党人把探索中国特色市场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集成内外生产要素的体制平台；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力，培养吸引外部要素的竞争优势；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保持对要素流向的国家控制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