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传统经学的一般方法有传、注、疏、笺、考、辨等，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研究的细致化；经今古文之争中求真、求价值两种倾向对当代产生影响，综合借鉴有益于研究；传统儒学的发展以疑辨为动力、借鉴他者为资源，推动创新，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 键 词：传统经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简介：朱志敏，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1－0005－07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广义的经，可指儒、道、佛诸家典籍，狭义的经指儒家六经、五经、十三经等。相应的，广义的经学可指历代文人学者研习解释传承诸家经典的学问，狭义的经学，指儒家经典的传承。大抵自孔子整理六经，创立儒学，弟子世代相传，迄清末民初两千余年。汉以后士人多读经，宋明至清季，儒家经义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注经、解经盛行，传承成学①。经学方法，即研读传承经典的方法。

　　经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什么关系？

　　经典的传承构成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是形成千百年来国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的新经典和思想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辩证发展的过程，既否定传统，又与传统关联，也就与传统经学有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研究这种联系。在思维方式上，传统经学方法或沿袭为用，或可借鉴。反思习用的方式，发掘传统的精粹，应当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经学一般方法的发扬

　　古代学术有师承、私淑。前者入门承教，代代传承，后者景仰斯人斯文，亦可承传。也有非门内外弟子，因学问兴趣研读疏解，也对经学做出贡献。师说刻印行世成为文本，被整理抄印，是流传，不成为学。用同代人明白的话语解释经典，阐明经文的意思，传注笺疏……就成为学。传注之类的方式方法就是经学的一般方法。

　　“传”的意思是传下来。人物传记，是通过记述，把人的思想功业风范传于后世。为经典作传，是把经典内容传下来。《辞源》释“传”为“解说经义”；《实用大字典》释“传”为“阐发经旨”。从“传”的另一个意思“符信”理解，为经做传，既出于向后学解释经意的需要，也由于对经文的理解出现歧义，要从纷纭众说中寻出正确的解释。司马迁说孔子编成《春秋》后七十弟子各传其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② 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左传》之外、《公羊传》、《榖梁传》释《春秋》又有不同，表现了传经的不同方法或价值取向。

　　从经学史看，“传”通常是经典行世后较早的解释文本。“传”之后有“注”。大抵做了“传”的经典，仍有不解之处，时过境迁，难解处益增，需要进一步解释。“注”的本意是灌溉，引申为将别的典籍拿来参考，“释经以明其义”（《辞源》）。这样的解释扩展了材料来源。随后世资料发掘愈多和有意识运用，经典解释更加充分。

　　“注”同时有“笺”。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注《毛诗》时最早使用“笺”字。“笺”有“表识”和“奏”之意，又通“荐举”的“荐”。《辞源》释“笺”为“注释古书，表明作者之意，或断以己意”。可知“笺”与传、注不同之处是为把经典推荐介绍出来，或把经典意思表示得更清楚明白，解释中加进了自己的推断说明。其实，学人诠释文本不免主观判断，但郑氏把“注”“笺”分开，说明注释方式有别，是一种认真态度，也表现出对释经方法差异的自觉。

　　大抵“传”“注”代出，解释复解释，又出现“疏”。“疏”有开通、梳理等意，《辞源》释为“疏通其义”，是对旧注进行解释和发挥。疏有注疏、义疏等，应是对已有注文的疏理和对经义的疏通。

　　“疏”之后又有“正义”。正义应针对“偏义”而言③，或因注疏累积，义多而杂，或有偏颇，想进一步求正解。清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序文说：“疏家之体，主于诠解，注文不欲有所出入。”④ 意思是，做疏者解释经典，是要疏通众多注释，使之彼此不相矛盾。据此批评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诠释文句多用空言……由王注扫弃旧文，无古义之可引，亦非考证之疏矣”⑤。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原名为“义赞”，以王弼注《周易》为宗，是比较认同王注。后来“诏改”《正义》，是以行政权力将其规定为正解。这里可见福柯所说权力在知识传承中的作用。

　　上述四库总目出于考据学盛行的清代。其中“考证之疏”，又称“考证”或“考据”。清代学者怀疑宋明理学家引证解释经典有误，追溯汉代学者的经学方法和成果，用文字训诂（训是解释词义，诂是解释古字义）、音韵（考察字的声、调、韵，以确定其义）、金石（研究钟鼎、碑碣文字，考订字义的源流变化）及参考典章制度等方法，进行考核辨证，确定经典及其内容的正确理解。

　　从考据中发现经典文本有不清楚之处，于是有“辨（伪）”，即辨别伪书或真本中后人加入的内容。又出现校（勘），指对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异同，确定原文。此外，学者引述别人成果间插议论，则用“按”或“案”字，表明引述者经过多种文献比较和自己的分析判断，提出对文本含义或传注疏的说明。

　　前述“正义”以上为清代以前学者多用的方法，“考据”以下为清代学者发明或光大的方法。总起来看，2000多年间儒家代代学者为完整准确地保存和传承先贤经典思想，不断积累了若干方法，迄至清代，不仅内容丰富，科学性也有所提高。胡适盛赞清代学者做学问的科学精神：一是采实事求是态度，追根溯源，“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二是在考据中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也是科学昌明、科学方法大受推崇的时代。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指导。相对于胡适理解的“实事求是”仍停留于原察事实的古意，毛泽东的解释⑦ 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将深入社会实践了解事实，与从感性上升为理性分析揭示逻辑规律结合起来，将国人的思维从经验理性推进到辩证理性层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但二者并不矛盾。因此，学者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能自觉运用传统学术包括经学传承研究中一些有价值的方法，如翻译马恩原著和编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经典，注释原文，导论说明，可谓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典之“传”“注”；比较版本、搜求整理资料、核校文字，可谓校勘考据；对经典和思想的不同研究成果以至讨论争鸣，既有别于不同注本，更是超出传注范围的拓展研究，使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更科学、理性、全面、深入。

　　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文献面世时间较近或认为没有详细疏解考证必要，或以先入为主的某种规律性论断想当然处理思想资料和理论构建关系，以及当下的研究多用于宣传教学，以学习材料和教材方式出现的成果不便琐细考辨疏证资料的罗列，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在认真搜集考证辨析资料方面做得不够，显得缺乏厚重的学术分量。笔者认为，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品位，推进研究的深度，继续发扬传统经学认真传承文化的精神，借鉴其丰富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和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