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世界遗产关注度的提升，许多原本并不广为人知的自然景观或历史遗迹，被认定为世界遗产后，便立刻身价百倍，门庭若市。良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让世界各国都对“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趋之若鹜。出于保护自然、弘扬文化、宣传历史、发展旅游等目的，世界各国纷纷加大了对申遗工作的关注和投入。

　　2018年6月30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决定，将日本“长崎和天草地区的潜伏天主教徒相关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至此，日本共计拥有22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遗产18处。日本在申遗工作中的思路、方法和技巧，对于目前正在积极准备申遗的诸多候选项目而言，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竞争激烈 筛选严格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每个国家每年只有一个推荐申报世界遗产（包括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名额。因此，每年在日本，众多希望成为世界遗产的候选项目区都会围绕这个唯一的推荐名额展开激烈竞争。与此相应，为了确保申遗的成功率并综合考虑其他诸多因素，日本政府也会对所有候选项目进行多轮审议和筛选。

　　例如，2018年7月19日，日本政府的文化审议会宣布，“北海道东北偏北的绳文遗迹群”在与另一个候选项目“以金为中心的佐渡矿山遗产群”的竞争中胜出，被选为2020年推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新候选项目。而在此前，自2013年以来，“北海道东北偏北的绳文遗迹群”已连续5次在与其他候选项目的竞争中落败，今年终于取得了初步突破。接下来，该候选项目还要与同样力争在2020年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候选项目“奄美大岛、德之岛、冲绳岛北部及西表岛”展开新一轮竞争。届时，日本政府将不得不就最终推荐哪个项目申遗进行艰难抉择。日本国内拟申遗的候选项目竞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此次成为新候选项目的“北海道东北偏北的绳文遗迹群”由代表绳文时代（日本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大规模村落遗迹“三内丸山遗迹”、将大小石头排成圆形的“大汤环状列石”等17处遗迹构成。这些遗迹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表示，这是了解以狩猎和采集等为基础的史前时代文化的物证，具有世界级价值。日本政府的文化审议会在19日的会议上也认为，绳文遗迹群有望被认定具有与世界遗产相称的显著的普遍价值，并且相关的推荐内容也相对完备，因而将其选为推荐申遗的候选项目。

　　该候选项目如果最终能够得到日本政府的推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机构将从2019年夏季至秋季对其进行现场调查，在2020年5月前后就能否列入世界遗产给出建议。若一切顺利，该候选项目预计将在2020年夏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接受审查。

　　正是得益于日本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拟申遗候选项目所在地的严密规划、日本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严谨考察，日本近年来的申遗工作才能不断取得成功。

　　调整思路 找准定位

　　实际上，在多年的申遗工作过程中，日本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然而，在遭受挫折和失败后，日本往往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及时调整思路，灵活改变策略，从而最终达成目的。这其中，富士山艰难曲折而又颇具戏剧性的申遗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自古以来就被日本人赋予了神圣无比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民族和国家最为重要的象征之一。早在2003年，日本就曾申报将富士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但是，在审核过程中，有专家认为，虽然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但就地质特征而言，其作为一座活火山，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具备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地质独特性。而且，富士山当时的垃圾问题也较为严重。这些因素导致富士山最终未能如愿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不过，日本并未就此气馁和止步。在此后的近十年间，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充分吸取失败的教训，一方面下大气力解决富士山的垃圾问题，另一方面果断调整思路，改将富士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进行申报。

　　在此次申遗过程中，日本主要从“信仰的对象”和“艺术的源泉”这两个方面强调富士山作为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日本政府大力宣传称，对富士山的崇拜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的山岳信仰。同时，富士山作为日本的象征，其艺术形象不仅大量出现在浮世绘等日本传统艺术作品中，而且对西洋画家也产生了深远的艺术影响。因此，富士山在日本乃至世界历史和文化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

　　经过不懈努力，日本的上述申遗理由终于赢得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认可和推荐。2013年6月22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富士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富士山由此成为了日本第17处世界遗产，其列入遗产名录时的注册名称也被确定为“富士山——信仰的对象与艺术的源泉”。

　　笔者曾经亲自走访过日本大多数世界遗产。其中，有些世界遗产即便是在当地民众中，知名度原本也并不甚高。若论及在全体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日本的任何世界遗产显然都无法与富士山相提并论。但正如前文所述，在日本，富士山既没有最早成为世界遗产，其申遗过程也并不顺利。

　　由此可见，在推荐拟申遗的候选项目时，绝不能仅以候选项目在本国的影响力、在本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本国文化和历史中的价值等国内因素，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和判断依据，而是应对候选项目进行精准定位，进而充分发掘出其在全球范围内所具有的标志性乃至唯一性的独特价值和重大意义。

　　此外，日本近年来申遗工作中的另一个特点也值得关注。连续6年来，日本申遗成功的项目均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无一例世界自然遗产。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在人类已经征服和探明地球表面绝大部分自然环境的今天，现有的世界自然遗产目录已经基本上将“够格”的项目囊括于其中。如果没有重大的、全新的地理或地质发现，想要将已有的自然景观申请成为新的世界自然遗产，其难度恐将越来越大。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研究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和建筑遗址重见天日，不断刷新着人类在历史、艺术、美学、宗教、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固有认知，从而也让具备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资格的候选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未来，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世界文化遗产或将成为申遗工作的主要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