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周人在吸收和继承夏商两代政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分封制为框架、以宗法-礼乐制度为纽带、以天命-德政为核心政治理念的治理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早期国家的跨区域治理难题。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在古代国家治理方面的制度、文化及思想安排,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基石。

　　分封与中心:恢复与重建秩序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开启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当时周人所直接控制的地域,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的一带。周人以“撮尔小邦”的身份,打败了“大邦殷”,一跃而成为“天下共主”,如何恢复和重建战后秩序成为第一个考验。

　　为稳定局势,周武王将商都一带的殷遗民封给商纣的儿子武庚;同时,又把殷商王畿之地,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以便在周边监视和控制,史称“三监”。此外,周人还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地、黄帝之后于祝地、帝尧之后于蓟地、帝舜之后于陈地、大禹之后于杞地,以示怀柔之意。

　　克商不久,新政权尚未稳固,周武王就去世了。即位的成王姬诵,尚在“襁褓之中”,由其叔父周公姬旦摄政当国、代行权力。管叔和蔡叔不服,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继而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原先归属商人的东方诸侯,也乘机作乱;在周人的根据地西土之上,也有暗中响应的。一时间,周王朝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

　　紧要关头,周公采取果断行动,“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通过“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的办法,杀管叔,囚蔡叔,追击武庚,又进行大规模东征。三年后,征服了黄河中下游大部和长江流域部分地区,统治范围东至山东半岛,西到六盘山,南抵淮河和长江中游,北达燕山一线。面对更加广大的服属地域,周人在承认原有旧邦国或地方人群的自治管理之外,更主动地在东方殷人势力旧地,大规模分封王室宗亲和重要功臣。

　　此次分封,就是文献中常说的“西周封建”。“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为周公看到管、蔡二叔不德,采取了分封亲戚的方式来保卫周王室。由此可见,西周的封建,就是天子将王室亲戚或功臣派往外地建立邦国,通过建立王室与地方诸侯的统属关系,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

　　这一批新封的诸侯,主体是周王室的后裔、近亲或姻亲,是与周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自己人”。史料记载,周代分封的对象中,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等,是文王的儿子;邘、晋、应、韩,是武王的儿子;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儿子。据说,周人分封了71个新国,其中姬姓之国有53个,“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此外,齐国分封的是跟随武王伐商的姜尚父,燕国受封者是为平叛管蔡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召公。

　　分封之后,这些新诸侯以其国名作为氏名。他们来到新领地进行开拓和发展,能够打破旧有格局,有效分割了原先殷人与地方的联系;同时,这些新诸侯要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又必须依靠周王室这个坚强有力的后盾。借助彼此间的血缘联系及现实利益的需求,周天子与受封诸侯们得以有效联接并相互策应,从而建立起“天下国家”的统治秩序。

　　为更好地控制东方地区,周人还在伊洛地区营建新都,史称营雒。新都的选址颇费心思。伊洛地区,是古人所认为的“天下之中”。周人在此建都,并将军队驻扎于此,有利于王室对四方诸侯的有效控制。1956年,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成王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诰命,其中就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思是我要营建天下的中心(中国),以此统治百姓。对于选址,周公的解释是,此地距四方诸侯道路远近相同,方便各地诸侯贡赋,当然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由此,西周封建,成为周人实施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这种地域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最终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传统天下差序格局的重要制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