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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商会与近代博览会
2016年01月06日 11:04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作者:马敏/付海晏 字号

内容摘要: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配合官方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展品征集、评比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主导性作用。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更是起到了主导性和主力作用,为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按参展主体则可分为国际性博览会和地方性博览会,前者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称为“万国博览会”、国际博览会或世界博览会,有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博览会之分。

关键词:博览会;展品;南洋劝业会;商人;商务;商会档案;苏州商会;中国;征集;举办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博览会是促进近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在近代国际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参与博览会,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配合官方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展品征集、评比的过程中,更是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为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 键 词:晚清/商会/博览会/南洋劝业会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中国近现代博览会通史”(13&ZD096)、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1-0651)

  作者简介: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商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商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博览会是促进近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在近代国际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参与其中,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晚清商会对近代博览会的参与包括出洋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在国内举办地方或全国性商品博览会两个方面,其中在1910年首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过程中,商会更是起到了主导性和主力作用,为此次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商会在各地举办商品陈列所过程中也协助官方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探讨商会与近代博览会的关系,可进一步加深对晚清商会经济功能的认识,对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更为准确的评价①。

  一、商会对国际博览会的参与

  博览会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出现的文明产物,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化意识的推动之下而出现的人类文明交流、汇集的新形式和大舞台。博览会或展览会,英文有exhibition、exposition、fair、show等几种说法,在近代中国,晚清时期有炫奇会、赛奇会、赛珍会、聚宝会、赛公会、陈列会、博物会、雅物会、劝工会、考工会、劝业会、工艺会、赛会、物产会等多种称呼,民国鼎立之后,大多称为赛会、物产会、劝业会、展览会、博览会。博览会按展品门类可分为综合性博览会和专门性博览会,前者的展品内容可包括农业、工业、教育、艺术等各方面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风俗文化,后者的展品主要只涉及某一方面、某一行业。按参展主体则可分为国际性博览会和地方性博览会,前者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称为“万国博览会”、国际博览会或世界博览会,有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博览会之分;后者主要在一国之内征集展品,也有征集他国展品予以参考陈列的,称为“内国博览会”,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博览会。

  近代意义上的博览会始于1798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工艺博览会,为期仅一周。当时的法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日渐兴盛,到拿破仑时代,更是显赫一时,威震整个欧洲,但在经济上,法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上仍难以超胜英国,因此,为了与英国进行产业竞争,拿破仑发起了以劝业为目的的工艺博览会。此次工艺博览会规模不大,出品参赛者只有110人,仅有9个审查委员对展品进行品评,获奖赏者也仅32人,其中只1人获金牌。以后,法国分别于1801、1802、1806、1819、1823、1827、1834、1839、1844和1849年相继举办了博览会,一共有11次之多。在法国举办博览会之后,奥国于1820、1835、1839、1845年分别举办了4次博览会,德国也于1822、1824、1827、1844、1845年举办了5次展览会,瑞士于1837、1844、1845年举办了3次,此外,英国、俄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国,都举办了规模不一,次数不等的展览会。

  这些博览会都是地方性的国内博览会,展品限于一国之内,虽然各国都竞相仿行举办,但基本都是关起门来搞内赛,品评良拙,宣传技艺,都是限于本国,而且是秘而不宣的,视之为国家机密,严禁外人观摩。法国于1849年举办博览会时,有人主张陈列他国出品,当即遭到法国商务大臣的极力反对,认为是有意破坏法国的实业②。由此反映了这些内国博览会往往是封闭的,并不是开放的。

  有多国参展的大型国际博览会(现多通称为“世界博览会”或“世博会”)始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是在1849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君阿尔伯特(Albert,Prince Consopt)就计划举办一次世界性的大博览会,“作为人类在应用科学成就上的一次活生生的见证,并宣告世界各国将来发展所应该走的道路”③,在阿尔伯特公爵亲自督导下,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5月1日,在伦敦海德公园正式开幕。开会时,女王宣言:“今日为博览会大功告成之日,得无上之光荣,具伟大之规模,此我国与我最爱之阿尔伯特,所以永垂不朽也!”④。此会至当年10月11日闭幕,历时164天,吸引了630万人来参观,共有来自10个国家的约一万八千名商人带来了约10万件展品,分为原料品、器械品、制造品和艺术品四大部分。这次伟大的盛会也受到了民族主义的驱动。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拥有广大的殖民地,称为“日不落帝国”、“世界工厂”,为了夸耀其强大和繁荣,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世界领导者地位,英国政府动用4500顿钢材和30万块大幅玻璃建筑了一座长达1848英尺、宽408英尺、高66英尺、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水晶宮”,以此作为主会场,向世人展示以钢和玻璃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巨型视觉空间,预示了一个以英国为“霸主”的崭新时代的来临。

  英国首次国际大博览会(时称“万国博览会”)的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交流效果之显著,其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意义之深远,均出人意料之外,“(该博览会)非笔墨所能记述,非语言所能形容,而无形之中,商业赖以发达,工艺赖以振兴……以故世界历史、人类思想,至此为之一变。”⑤“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参与其中,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工业技能、艺术品位和科学精神。”⑥

  此后,各国相继仿行,先后举办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国际博览会。据统计,自1851年以来至2004年,全世界至少有18个国家的47个城市先后举办过60多届专门型或综合型的国际博览会⑦,加上地方性的博览会,可以说“无国无会,无年无会”,难以胜数。

  万国博览会一经产生,就邀请了初涉“国际”的晚清中国。1851年,英国在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时,就极力想促使中国参加,但此时中国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渠道,英驻广州领事馆就邀请两广总督代表中国征集展品参加,在遭到拒绝后,在华英国商人和官员就自行征集中国物产参加了展览,并动员华商参展,但只有上海的买办商人徐荣村以12包“荣记湖丝”参展。此后,中外商人和外国官员还自行组织展品参加了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和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但赴赛展品不多,到会场观览者更少。

  中国政府正式接到邀请是总理衙门成立后的1866年,法国照会总理衙门,邀请中国参加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但晚清政府此时对博览会还一无所知,拒绝官方参加,但晓谕中国商民征集物品参加,并札饬总税务司赫德所有赴赛展品过关免税。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间接的民间方式开始接纳博览会。

  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以官方形式参与世界博览会,是在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但却是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征集中国展品,委派海关洋员代表中国参加。1870年,奥匈帝国照会总理衙门,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但清政府对博览会还是不重视,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加以搪塞拒绝,后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才勉强同意商民自行赴赛,“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⑧。但中国商民对博览会的热情也不高,参展商民极少,很难由商民自行征集到展品,因而奥国公使再次请求中国政府主办参展事宜,清政府才札饬总税务司赫德代表中国办理赴赛事宜。赫德得到授权后认真组织展品参展,任命粤海关税务司包腊为办展专员,总负责展品的征集和运送,各口岸海关要积极予以配合,同时,为更好征集展品,组织各海关编撰了1863到1872年的十年贸易统计。经过赫德、包腊和其他海关洋员的悉心工作,此次中国参展物品“共有三四百箱之多”。亦有中国红顶商人办货赴展,如胡雪岩就托展了价值数万金的绸缎古玩等物⑨.这些中国展品,在会场上西人“遐迩争观恐后,以为见所未见也”⑩。这次赴展在赫德的总负责下,加之包腊出色的组织工作,“中国展厅在各个方面都获得巨大成功”(11),很得奥国赞赏,奥皇“特以嵌宝十字架,遥祝总税务司赫公,名为酬劳之常礼,而隐具敬中国之深意焉”(12)。这是赫德把持的海关第一次在得到清政府授权后主办中国参展事宜,取得了很大成功,深得清政府信赖,以后一遇有赴赛邀请,清政府就札饬总税务司赫德办理,几成惯例,即使1905年收回办赛之权后,仍派洋员监督或帮办赛事。据统计,从1867到1905年的39年间,海关共承办了不少于29次的中国出展事务(13),可以说,晚清中国参加博览会事业是与赫德把持的海关紧密相连的。

  在海关洋员主持出国赛会时期,欺压华商、侮辱“国体”的事件屡有发生,引发普遍的不满,国人和华侨纷纷要求由清政府自己主办赛会事宜。1905年10月,赴比赛会商人、留欧学生电呈外务部、商部,认为海关办赛,“动失国体,贻笑外人,何哉?以他国人办吾国之事,利不什一,弊必什九”,遇赛会事,“如不先事筹划,则一误再误,何以尊国体而挽利权?”要求自办赛会,“专用华员”,“若不预筹善法,商人群相裹足,中国商务永无振兴之日。”他们认为海关办赛有六大弊,即失中国自主之权;耗国币于无用之地而重困商人;失中国固有之利;敷衍将就而赛品污劣;西人中饱私囊;编译赛品目录污蔑中国。而由中国自己办赛有六大好处,即赛会为万商汇集之时,考察较平时为易;采办土货时可乘便考察;可取长补短,减少进口货,以塞漏卮;可依外人喜好改良土货,促进土货出口;可推广商货之销售;可造就商部人才,促进实业(14)。

  驻比公使杨枢亦认为,海关洋员办赛,“商情未开踊跃,工艺未闻改观”,推原其故,“盖以税司领办,以西人置华货,所择似未必精,且未必躬自购采,事后则一纸报效,遂以塞责,间有书掾记述,未尝晓示华商,于工艺无从考证。尤可怪者,陈所不应陈之物,徒供西人骇视嘲笑之资,至漠视华商辄加抑制,更无论矣。”但“赛会一事,于商务极有关系”,不可不赛,因此,他主张由商部奏派熟悉商情的官员充当监督,主办赛会事宜,如此有“三善”:即便于改良工艺;能切实体恤华商;能尊崇“国体”(15)。

  清政府不得不顺应时人要求,于1905年底颁布了《商部新订出洋赛会章程》20条,正式收回主办赛会权利,规定“外国遇有赛会,由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谕商人有愿赴会者,务于限期内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并规定“外国会场应设立总事务所,经理华商赛会事宜。届时或奏派监督,或出使大臣就近照料,或派员监理,由外务部、商部酌核办理”;“凡有害风教卫生各品不准赴赛”(16)。

  名目繁多的各类博览会是当时促进商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之一,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商会势必积极参与其中,但这也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配角到主角的发展过程。

  晚清商会于1904-1905年间兴起之时,恰逢清政府迫于各方压力,将赛会主权从海关洋人手中收回自办的转型期,政府官员能够想到的举办赛会的依靠力量,首先便是各地正在兴办中的商会及其绅商,纷纷要求各地商会组织赛品出洋赴赛,以填补海关洋员撒手后留下的空缺。商部首先将新订的《出洋赛会章程》寄发给各地商会,指出赛会在振兴中国商务中具有重要作用,“查东西各国重视赛会,商货辐辏,使节交驰。非特为振兴商务之基,亦借为联络邦交之助。近年华商风气渐开,赴会日众,徒以不习外事,不谙会章,货品不精,装配不善,往往动多隔阂,获益甚微,至难与外人角胜”,要求各商会将章程“照式印刷”,“颁发各绅商,广为晓谕”,以后遇有出洋赛会之事,好“遵章办理,以资倡导,而便遵循”(17)。

  收回主办权后,商部及各地方官府在举办商品赛会问题上对商会的倚重和依赖是显而易见的。1906年,商部将驻英大臣汪某有关号召商家出国赴赛的咨文转发各地商会时,特别强调,“查该大臣所称各节,洞悉赛会宗旨,实系扼要之言。各商家果能携带工匠,亲临会地,逐物考求,目前虽费工资,日后确有心得,工艺改良,利源自日见发达……札行该商会广为劝谕,设法提倡,使商人争自濯磨,不致再蹈从前赛会故习,庶于振兴商业实有裨益。”(18)

  商会在参与国际博览会上主要发挥了两方面的作用:

  一是代为传达赛会消息,号召商家踊跃赴赛。官方有关赛会消息,多由商会代为转达商人,号召商家赴赛。1906年1月,苏省商务总局转达驻比利时公使的信函,要商会转告商人,为开好赛会,需设立工厂,广习西语,做好必要的准备,“查此次黎业斯赛会,官货以外,商货由本厂自造者无多。又以语言不通,赖监督为之延请华洋各员,始能与外人争胜”,“为此照会贵总会,请烦查照,希即转告绅商劝设工厂,广习方言,自后遇有赛会得以辟销路而悉外情。”同年9月,江苏商务总局即为劝谕商人参加英国爱尔兰德博林(今译都柏林)万国赛会,照会苏商总会:“英国爱尔兰德博林城举行赛会,该署大臣以声明入会之期甚促,愿电达展期,是盼中国入会之心,甚为敦切……为此照会贵总会,请烦查照传谕各商业一体知悉,如有情愿入会,务即克期开报,望切施行。”(19)

  1909年为筹备次年在奥地利召开的维也纳猎务会展品,农工商部发函催促各地商会征集展品,“查西历一千九百十年,即宣统二年,奥京赛会虽以猎务为名,商品工品均可赴赛”,希望商会“传知各商务分会及各处商人等,如有精良货品愿赴赛者,先期报明本部,转咨办理可也。”(20)

  二是协助征集赛品,办理展品赴赛事宜。这是商会协助官方办理出洋赴赛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1905年意大利密拉诺赛会,商部发文要求各地商会协助征集展品赴赛,“此次义国密拉诺赛会,所有华商运货往赛,应备地段,一切事宜统令该大臣预为布置,随时保护等语。相应札行该商会遵照,如有华商运货往赛,应需地段若干?务即报明本部,以便转电许大臣照办可也。”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这次赛会运货赴赛的重点也有明确的指示,“查义国秘(密)拉诺赛会系为庆贺开凿新泼龙山铁道落成而设,该会所包甚广,而其大旨尤注重运载、渔业两门,其余各项陈赛物件,亦与他国大略相同。该会于明年举行,外国往赛货物迟至明年二三月必须交货。为期颇促,会场基地亦须预定。相应刷印赛会章程……并照会贵总会转告绅商。”(21)

  1906年商部为严格挑选赴赛物品事专门致函各地商会,要求转告商人遵行,“现今各国重视赛会,中国方应借此为开通风气、振兴商务之机……嗣后各国赛会,如遇有税务司置办官货赛会之事,应预先订明,遵照本部前订赛会通行简章办理……嗣后华商赴赛之事查照定章检查货物,必须足示美观、有益销场者,方准赴赛,勿贻外人讪笑,是为至要。”(22)

  1908年,南洋巴达维亚中华商务总会拟开中华货品陈列会,寄函天津商会等请予以支持,天津商会态度积极,认为“南洋各岛,为我数百万华侨所拓殖之地,今拟开办中国土货陈列会,其眷怀祖国,维持工益之心,实堪佩慰,亟应赞成此举,以表同情”,并当即“函准陈列所分布津埠寄售货品各家,闻风愿寄者已属不少”。天津商会还为此专门致函上海商务总会,请教汇寄展品办法,“惟汇寄此次货品如何办法,敝会并无办过成案。想贵会为总汇之区,自有底案可循,用特肃函奉询,即祈查明见复”(23)。

  1910年,为征集来年赴德国柏林万国卫生博览会展品,江苏地方官员致函苏州商会尤先甲等人,要求从中协助,“将境内关于卫生事项”,“解道汇转”,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商会在配合征集博览会展品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查苏属物产富饶,品类繁庶,中外素知。即如南洋劝业会陈列各品,各省兢奇争胜,而苏属未居人后……现在德京所设卫生博览会,注意各物,着重卫生。道宪札文所指十二项及单开各物,似不难按类搜求。惟期限已逾,奉催严紧,弟等固责无旁贷,而执事为商业领袖,平日依赖良多。今征求各物,既附属商业性质,谅必允相助为理。务恳执事从速查照单开各物,及札开十二类,广为搜求,多方征集,送候汇转。”(24)在苏州商会的协助下,江苏为德国万国卫生博览会征集展品还是比较成功的,王济美酒号送展的展品曾荣获奖牌一枚,后由苏州商会代为转发“洋文奖牌凭证”一份(25)。

  不过,就参与国际博览会而言,总的来说,商人的态度并非十分积极,倒是官方催得更紧,这在商会档案中似也有明确的反映。1910年,苏州商会总理尤先甲在给江苏地方官员为催送赛品事的复函中,就曾对官方过于紧逼收集展品赴赛表达出无可奈何之意:“按各国赛会工商物品赴会陈赛,虽由国家鼓舞,实出商民竞争之心。我国商业幼稚,历届国内国外赛会,每由官所视为饬行之件,多方谆逼,已失赛会本意……今卫生博览会远在外国,重洋万里,苏地工商不惟视为畏途,即稍有价值之物,亦不乐代办寄送,贤长官奉行之艰,谆劝之诚,每多未谅。”(26)从这条史料看,商会在众多国际博览会展品征集中,照抄照转官方文书居多,实实在在落实完成展品征集和运送的,似并不很多。

  但商会绅商对有的国际赛会还是表现出相当兴趣,并积极参与。1906年由张謇等主持的赴意大利密拉诺参加渔业赛会即为典型一例。

  渔业赛会属一种专门性的国际博览会,与包罗万象的万国博览会有所区别,其功用主要是交流、传播各国在养殖、捕捞和鱼产品制造方面的技术与知识。先是意大利驻中国使馆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初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请中国派人参加该国拟在米兰举办的渔业赛会。照会中说:“本国于1906年拟在秘拉诺(即米兰)地方设立赛会,会中特有渔业分会,今接本国政府谕请转咨商部并海关总税务司,通知各省及通行水路各地方官出示劝谕,或渔业公司渔人,均行参加。”(27)商部接到外务部转送的照会之后,发函与南北洋大臣相商如何办理。结果,在南洋大臣周馥的举荐下,由时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的著名绅商张謇出马策划此次渔业赛会(28)。

  张謇根据1903年考察日本大阪博览会所得经验,并研究了历次渔业赛会的情况后,对此次参赛提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政府赛会政策的转变。其中之一便是建议成立“七省渔业公司”,由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自筹展品赴会。

  张謇认为过去中国商人参加历届博览会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委派洋人操办,政府很少参与,难以调动民间参赛的积极性。他指出;“中国与各国赛会自光绪二年奥国维也纳之会始,继是有费尔特之会,巴黎、伦敦之会,皆任税务司为之,不措意也。至西历一千九百年巴黎大会,乃于会场自建会亭,费帑十五万,仍任洋员为之。”后来民间士大夫和政府稍加留心,效果便大不同,“光绪二十九年大阪之会,安南、东京之会,士大夫乃稍稍措意,京师之景泰蓝得超等文凭一纸于东京。三十年美之散路易斯会,政府重视,特派伦贝子往。计大阪之会各省费数十万,美之会费户部七十五万,要不能测我政府有何注意之事。”(29)所以,张謇竭力主张此次渔业赛会一定要合官民之力,“七省设一总公司,各省置二渔轮,不分殄域,彼此往来”,参考各国的做法,“先由总公司规仿章程,量为变通,分渔界、渔具、渔船、鱼类、水产、水产制造为之类别。将此表分寄直、东、浙、闽、广、皖、鄂、赣、湘诸省,饬该关道及商务局派员按表调齐送吴淞渔业赛会汇集出品公司陈列。”(30)

  因此次渔业赛会的筹备系由商会头面人物张謇出面主持并鼓励民间商人踊跃参与,各地商会表现出相当配合的态度。资料反映,刚成立不久的苏州商会即配合江苏地方官员前往各地“调查出品暨渔具等项,按表登注、采办,运省汇送上海总会考核,转送赴赛”,对渔业公司印制的“调查江海渔业赴意大利赛会汇集出品表”,商会也认真填报,及时汇交(31)。在张謇等人的策划指导和各地商会的配合下,此次渔业赛会准备和举办均比较成功。江浙渔业公司于4月上旬在上海设展览馆,将展品陈列三日,前往参观者每天达数千人。“驻沪义国领事及各国西商,亦皆络绎前来。”展出完毕后,遂装船运往意大利参展。结果,闭会后计得奖牌、奖凭百余张,而且“赴会参加商等多得微利”,效果较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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