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

　　关 键 词：禅让/行事官/御史大夫/太保/太尉

　　作者简介：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自220年曹丕代汉以禅让方式成功地实现改朝换代以来，其所开创的禅让模式便成为中古时代王朝更迭方式的主流，如清人赵翼所说，“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①尤其是在权臣夺位建立新朝的场合，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禅让模式。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最基本的两种模式之一(另一是“革命”)，禅让很早就为研究者所关注，除了从政局演变、集团升降、文化转换等视角的诸多讨论外，展现禅让过程的禅让仪式也得到较多探讨。

　　在对禅让仪式的诸多探讨中，新帝即位是否有“皇帝即位”和“天子即位”之分成了争议的焦点。此一争议最早由西嶋定生引起，他在对汉代皇帝即位仪式的考察中首倡“二重即位说”，即分天子即位和皇帝即位两个阶段，前者属凶礼，后者属嘉礼。②尾形勇承此，进一步区分出不同王朝间禅让和同一王朝内部皇帝死后传位、生前让位三种场合，提出传位遵循天子即位到皇帝即位的程式，而禅让及让位则相反，先皇帝即位再天子即位。③这之后，李俊方、渡边义浩也先后在各自的研究中发展了“二重即位说”。④不过，另一些学者却不认同“二重即位说”，如松浦千春即提出从汉到唐新帝即位均只有皇帝即位，⑤其对汉魏禅让仪式的具体检讨，也确认禅让时的新帝即位没有天子即位。⑥金子修一也持类似看法，指出无论是传位还是禅位，即位仪式中都只有皇帝即位一个环节。⑦最近，陈浩对西汉皇帝即位仪式的细致考察也再次确认了这一意见。⑧

　　除了以上较为集中的讨论外，禅让仪式的具体过程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宫川尚志梳理历代禅让仪式，注重凸显仪式展开的政治、社会背景。⑨周国林把禅让程式划分为五个阶段：1.始加殊礼；2.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公；3.进爵为王；4.使用天子礼仪；5.新帝正式即位，柴燎祭天，指出历代禅让基本都遵循这一模式。⑩杨永俊瞩目于王莽禅汉，以九锡殊礼、揖让虚礼、禅让仪文为纲，探讨王莽禅汉对后世禅让仪式的影响。(11)菊地大精心检讨汉魏禅让过程的若干具体问题，进一步从细节上深化对汉魏禅让的理解。(12)

　　以上便是目前学界对于禅让仪式研究的大致情况，可以看出，尽管此前学者对禅让仪式已有不少论述，但由于主题过于集中，使得学者对于禅让仪式中其他一些细节明显缺乏关注，禅让仪式仍存在许多晦暗待明之处。譬如仪式的参与人员，作为古代帝国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盛大而隆重的禅让仪式除了旧君新帝两位主角外，必定还有众多行事官的参与，他们在仪式中承担什么职能?又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接下来，本文即尝试以此为课题，探讨王朝选择哪些官僚参与仪式，而他们的登场除了保障仪式顺利进行外，是否还有其他特别的含义。

　　遗憾的是，限于文献记载，我们无法掌握究竟有多少官员参与禅让仪式，他们在仪式中又各自承担什么功能。这里我们仅关注其中承担最紧要职能的一类官职，即向新皇帝奉送玺绶之官。如学者所论，玺绶是皇帝即位仪式上最重要的象征物，玺绶的传递也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转移，(13)故而奉送皇帝玺绶的人选也格外引人注意。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禅让仪式中，除了禅让者和受禅者双方，奉送皇帝玺绶的行事官大概应是最重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