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簪花图》

　　御宴簪花是宋代宫廷宴会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礼仪。在宴会中，皇帝要按例赏赐出席官员花朵，官员将之簪戴于头上以示荣宠，所簪之花俗称“御花”“宫花”。

　　花象征着喜庆与荣耀，我国古代汉族男子与女子均可簪花，以花为美并不是女子的专利。杜牧有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又咸通年间唐懿宗大宴新科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官驰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可知男子簪花在唐代已是一种社会风尚，不会引起非议。不过，簪花在唐代宴会中有没有成为固定礼仪，现存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如《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没有看到士人簪花的影子。

　　宋朝时期，男子簪花的习俗变得更为普遍，并逐步成为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制》就说“凡国有大庆皆大宴……中饮更衣、赐花有差”。这些大宴包括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并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簪花之礼正式在宫廷宴会中流行是在宋真宗时期。宋真宗为了淡化澶渊之盟的负面影响，大搞天书封禅，努力营造太平盛世的局面，富有喜庆意味的簪花礼仪大受青睐或许也与此有关。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宋真宗曾两次在宴会中“御亲赐带花”，一次是在封禅泰山前亲赐枢密使陈尧叟，一次是亲赐参知政事寇准，“众皆荣之”。天禧四年（1020年），直集贤院祖士衡建议御宴簪花时“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谢赐花，再拜升殿”，可知真宗时期簪花已成为宫廷宴会的特定礼仪。

　　宋真宗以后，御宴簪花开始盛行起来。仁宗时期，司马光因“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司马光拒绝簪花被视为违君之举，由此亦可说明御宴簪花的重要性。元丰年间宋神宗巡幸金明池，时洛阳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神宗“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后传为盛事。御宴簪花礼仪在宋徽宗朝进一步推广，徽宗巡游之时，“卫士皆戴花”，赐宴过后，回宫途中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刘昌诗追忆徽宗元宵节设宴时写道“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劝醉醺醺。岂知头上宫花重，贪爱传柑遗细君”，其时御宴簪花的盛况可见一斑。

　　南宋时期，御宴簪花依然十分流行。姜夔《郊祀后景灵宫恭谢纪事》一诗描述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的饮福宴，“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场面蔚为壮观。《武林旧事》记载淳熙十三年（1186年）“正月元日，再举庆典，……御宴极欢。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都城如此盛典，锦绣乾坤，花花世界，以至四方百姓，不远千里，无不以先睹为快。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有诗描述这次盛宴，“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御宴簪花发生了两点显著的变化：首先，皇帝在宴会中逐渐不再簪花，如嘉定四年（1211年）宋宁宗就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对此南宋人的解释是显示皇恩浩荡，“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其次，簪花礼仪进一步细化，绍兴十三年（1143年）宋高宗明确规定“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亲王和宰臣簪大花一十八朵、栾枝十朵，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两朵而已。同时规定百官用罗花，禁卫、诸色祗应人（内侍官）只能用绢花，规定可谓不厌其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