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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考古学之路
2017年02月20日 09:27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刘庆柱 字号

内容摘要:我的考古专业课主要是吕遵鄂先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和俞伟超先生的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刘慧达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考古绘图课。

关键词:考古学;考古;遗址;长安城;发掘

作者简介:

  196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我的考古专业课主要是吕遵鄂先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严文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和俞伟超先生的战国秦汉时代考古,刘慧达先生为我们开设了考古绘图课。北大的学生时代,还使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许许多多学术大家,我聆听了翦伯赞、齐思和、周一良、邓光明等史学大师的学术报告,目睹了学术大家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周培源、金岳霖、冯至等先生的学术讲演风采,他们的报告、讲演,扩展了我的知识兴趣,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汉唐帝王陵墓的考古勘查与研究

  在我的考古研究中,一直把古代都城与古代帝王陵墓作为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看待。从1972年起,我就开始了秦都咸阳的考古工作,对汉唐帝陵做了系统、全面的考古调查。那时,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为了取得第一手考古资料,我或徒步、或骑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行于旷野的田间、崎岖的山路,吃住在山区或偏僻的农村。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基本完成了汉唐20余座帝陵及其数以几百座帝陵陪葬墓的考古调查工作,并整理出考古调查报告和研究专著与论文,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先后在《文物资料丛刊》和《考古学集刊》发表了《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和《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发表之后就被收入《新华文摘》;198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毓芳的专著《西汉十一陵》,此书很快又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前汉皇帝陵的研究》在日本东京出版。

  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1979年,考古研究所希望我做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但是我考虑到汉长安城遗址是一个学术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研究领域异常庞大的考古学课题,为了慎重起见,我提出先做秦汉栎阳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以此取得经验,再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会更好一些。研究所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和我的夫人,在那里开展了整整两个年头的田野考古工作。现在我们的考古发掘一般一年出去4个月左右,因为都有家,有孩子。我们夫妻俩在一起,也就无所谓了,孩子原来撂在北京我爱人家,后来送到天津我父母家。在栎阳发掘的两年时间里,我一年四季都在工地,过完春节就去,到12月份再回北京汇报工作。我们有时开玩笑说,我那时一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量,相当于现在三年多的工作量。一般来说,田野考古夏天就停了,但是我们没有停止过,真是争分夺秒地在那里工作。1980、1981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田地里的玉米已经长起来了,因为天气热,我穿的是背心,玉米叶子刮在身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再伴着汗水,身上的血痕像洒了盐水一样。这个遗址的面积很大,东西有两三千米,南北有两千多米,我不可能全部发掘,就采取点、面结合,发掘与钻探结合方法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当时,我们住在知青回城以后留下的知青点,雇了当地的一些年轻小伙子。记得生产队一天10个工分值,仅值几毛钱,而他们跟着我们干一天,就可以给他们一块多钱。他们干劲很大,这又鼓舞了我的田野考古信心。

  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勘探与发掘

  1982年,所里再次提出希望我去做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我当时考虑的是,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从1956年就开始了,现在我要承担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必须先想好怎么做。我想“陵墓若诸邑”,于是想从汉帝陵如何折射都城制度入手开始考古工作。我的切入点没有落在汉武帝茂陵,而是选择了西汉时代“中兴”皇帝———汉宣帝刘询的陵墓(杜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汉代的陵墓制度在这个时期是最守“规矩”、有“章法”的,也就是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夫妻俩,以每年10个多月的田野考古工作,从1982年做到了1984年。

  以前有的人认为,陵墓考古就是发掘陵墓自身,就是以墓室为中心,以寻找“宝物”为目的。我认为秦汉时代帝王陵寝制度更为重要,因此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杜陵陵寝建筑遗址中的寝殿遗址、便殿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以及其布局结构的基本究明,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这次发掘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地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解决了西汉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园(包括门阙)、寝园(包括寝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庙在陵区的位置、建筑遗址的布局形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研究上有着开创性学术意义。

  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杜陵挖完以后,1985年负责汉长安城遗址发掘工作的队长已经退休了,考古研究所领导让我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

  从1985年开始,我首先弄清楚汉长安城的结构。为什么说“以地缘政治为主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是在秦汉时代确立的?在都城考古方面如何体现?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则是都城的政治中枢。我把宫城遗址考古工作作为都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切入点和重点,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在基本搞清楚其布局形制的前提之下,我首先把宫城——未央宫遗址的考古工作作为突破口。

  汉长安城面积很大,有35平方公里,周长25.7公里,我们每天的田野考古工作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因为这样也使我对汉长安城遗址的每一个地方印象很深,而且不少考古发现就是在两条腿下跑出来的。

  在汉长安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有些考古发现是令人振奋的。如1986~1987年我们发掘的未央宫中央官署遗址,这是一座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院子,其中出土的57000件骨签(即皇宫档案)是汉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从这些骨签可以看出当时书法、官制等变化,尤其是西汉时代的官制问题,补充了《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不足,因为通过骨签研究,我们可以更为深入了解西汉时代县级官吏组织变化,而这些恰恰是《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中所很少涉及的。大量有纪年的骨签对于文字发展史研究是一批十分难得的宝贵资料。至于从骨签文字内容,探讨汉代的地方手工业及军工工业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阿房宫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与研究

  2003年至2004年,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我认为当年阿房宫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由此得出阿房宫前殿没建成、“火烧阿房宫”属于子虚乌有的结论。由于火烧阿房宫的说法几乎家喻户晓,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世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针对这一情况,我撰写了《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将观念的历史代替了历史的真实;受杜牧《阿房宫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影响,阿房宫的瑰丽宏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其二,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历史研究应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资料。我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不能把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学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而应当根据客观的材料,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

  曹操墓的考察和确认

  2009年12月17日,我受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到该研究所正在考古发掘的安阳西高穴大墓(二号墓)进行考察。经过对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的墓葬规模、形制、出土遗物等分析、研究,从西高穴大墓时代、级别、墓主等方面判定——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曹操的墓葬。我指出:西高穴大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从西高穴大墓墓室的规格与设置来看,都反映了墓主人的高等级身份,应是东汉晚期诸侯王级;西高穴位于邺城遗址以西14公里,东汉晚期西高穴一带为邺城所辖,当时曹操被封为“魏王”,邺城就是魏王曹操的都城,在东汉末年去世的“魏王”又只有曹操一人,因此作为邺城附近的东汉晚期诸侯王墓级的西高穴大墓,只能是曹操墓;西高穴大墓之中发现的7件石牌(还有1件是盗墓者交出),均有“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之上刻铭魏武王应与公元220年1月曹操去世下葬的称谓是吻合的;在西高穴村村西,1998年4月村民挖土时发现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其中刻铭有:鲁潜墓与曹操墓均在今西高穴村,也就是说现在发现时代属于东汉晚期的西高穴大墓就是曹操墓;通过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西高穴大墓即应为曹操墓。上述“六点”是一组完整的“证据链”,它们互相联系、彼此佐证、逻辑严密。

  曹操墓的发现、考察和确认,不仅是我国考古史上的大事件,也是引起重大影响的文化事件。对于这项考古发现,在更多的认可、肯定之外,“质疑”之声不断。《人民日报》为此撰文《曹操墓:何尝不是里程碑》,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你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现在对各种真相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饥渴,对于各种不诚信的质疑达到了极致的程度,曹操墓何尝不是一个里程碑?如果能够将之转化为一个帮助公众恢复对社会基本信心的机会,如果考古学家真的能证明这次考古经得起铺天盖地的质疑,能够证明还有一门学问有着严酷的学术规范,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发展”、“扩大”、“深化”中国考古学的担当

  1993年底,我走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岗位,我意识到从此开始我已经不只是一个考古学者,我的肩上有了一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重担。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发掘材料的及时整理与发表,不仅是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考古学家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尽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项目繁多(如汉宣帝杜陵陵园与陵寝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对社会要极端认真负责,这样就必须及时整理、发表与出版各种类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我主编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认为这是自己做学问所必须担负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我把建设国际知名研究所,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我提倡“开门办所”,为了及时介绍、总结中国考古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筹划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创办了英文版《中国考古学》(《ChineseArchaeology》),请进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来考古研究所进行交流,同时很多有前景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被派出国外交流学习,组织了多项中外合作发掘项目。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考古所成为国内、国际考古学界研究中国考古学学术中心。

  如果说这些年我取得了一些考古学的成绩,我觉得,做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到50摄氏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冻得手脚麻木。“业精于勤,荒于嬉”,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与深刻认识,更多的出些创新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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