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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
2020年06月22日 09:30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张旭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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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的语境中,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因而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它要求中国历史学家在立足本国历史的基础上,对中国作出新的理解和认知,认识到中国不仅是内部诸种力量协作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因素合力形塑的产物。这种在民族叙事内部而不是之外发展出来的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将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前提,也是中国史学对于全球史的贡献。

  关键词:全球史 民族叙事 地方经验 中国视角 西方中心主义

  作者简介:张旭鹏,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正生活在全球叙事的黄金时代,全球史不仅可能,而且无法避免。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是在后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全球史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促使历史学家打破民族国家历史的旧有框架,重绘全新的世界图景。世界的普遍联系被进一步建立起来,原本孤立发展的民族国家历史,被整合到一个强调互动与纠缠的全球叙事体系中,世界历史的面貌由此变得不同。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地方经验在全球叙事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全球叙事中有可能存在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的挑战,民族叙事在全球史中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展现全球史多样性并促使其更为公正的一个前提。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而言,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一方面,它通过不断纳入新的现实意蕴而努力与变动中的全球化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它也通过对叙事策略的调整而尝试建构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性过去。因此,尽管会有某种程度的冲突,但全球叙事的出现并不会压制存在已久的民族叙事,反而会给后者提供一个发出不同声音的契机,推动其将自己的地方经验注入全球叙事的宏大话语中,从而更加开放和更具包容性。

  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

  全球史在中国的出现与西方几乎同步。在西方,全球史作为一个新近出现的研究领域而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大约是在2000年。当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全球史。在中国,2004年底,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10月与美国世界史学会联合举办“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视角,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和学术界的视野,其理论与方法也第一次被系统介绍到中国。2008年,全球史研究中心的年刊《全球史评论》出版,仅比2006年在伦敦创刊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晚两年。该刊物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15辑,并从年刊变为半年刊。在全球史的著作方面,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一书于2007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全球史的论文集,其中所收录的文章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史和全球化的理解与认知。而此前一年,一本与之同名的著作也刚刚在西方出版。

  全球史进入中国以来,学者们对之表现出持久的热情。据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2004年至今,篇名中含有“全球史”的论文共有464篇,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1997—2003年,相关文章只有8篇。基本上以2004年为界,学界对于全球史的关注明显增高,既了解到它相较于传统世界史的优势所在,也认识到它作为全球化时代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潜能。在全球史的影响下,许多研究领域,不论是传统的经济史、中外交流史、历史地理学,还是新兴的气候史、环境史、海洋史,都开始将“全球”作为重要的分析手段和研究路径,从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对相关主题进行考察。甚至某些之前与全球史几乎无涉的领域,比如中国党史国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转向全球史的呼声。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场“全球转向”。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无疑有着内外两种因素。一方面,它是全球史全球化的结果。全球史虽然产生于西方,但近些年来,其方法与理念已经为许多非西方学者所接受,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史学现象。另一方面,它满足了中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的内在需要。首先,全球史克服了以往世界史研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缺陷。在中国传统的世界史研究中,世界史就是中国史除外的外国历史的总和,它基本以民族国家历史的纵向发展为主线,缺乏对不同国家之间横向联系的关注,很难给人一种整体感。其次,全球史打破了以往世界史编纂中以西方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在中国旧有的世界史编纂中,出于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目的,西方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非西方国家,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和扩张史基本上构成了世界史的主要内容。再次,全球史满足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学家对新的宏大叙事的需求。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长期以来,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一直是中国历史学家用于解释近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宏大叙事。但是近年来,两种范式的影响力和解释力都受到了挑战。历史学家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用来解释他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全球史成为对上述两种范式的补充。最后,全球史可以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提供一种大国应有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气度,也可以为中国解决全球性事务提供镜鉴和经验。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史中的“全球”展现的并不是一种一体化的历史趋势,而是一种与中国国家的现实发展相吻合的背景以及中国参与全球舞台的意愿。

  上述全球史在中国兴起的四个内在原因中,前两个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因同样适用于解释全球史在其他国家的兴起,以及全球史得以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全球史的普遍性实际上体现了近年来国际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从民族史向跨民族史的转变、从地方视角向全球视角的转变、从单一语境向复杂语境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源来自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国家的性质、历史研究的空间转向、历史书写的当代价值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如果把历史事件置于一个更大的空间内加以考察,它将获得民族国家视角或任何地方视角所无法展现的意义和价值。或者,历史事件在经过多重语境的解析后,将会展现它与更多空间和群体的关系,以及自身更为丰富的内涵。历史由此成为一个聚合体,将所有有着不同的叙事、时间能指和意义的个别历史交织在一起,使之分享共有的空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但又不彼此同化对方。林恩·亨特指出,这种从全球视角对人类过去的思考,将赋予历史一种新的目的:理解人类在一个联系越发紧密的世界里究竟居于何种位置。

  与前两个原因相比,后两个原因可以归结为全球史的特殊性,即全球史在传入其他国家时,应满足这些国家不同的和特别的需求。因此,考察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还需要结合中国具体的现实进行分析。总的说来,中国对全球史的开放态度,与中国历史研究的现状及中国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的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发展与变革。新的研究领域在拓展,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尽管这些理论与方法大多引自西方。伴随着这一过程,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重点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家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对地方性、区域性甚至个体性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任何一种宏大叙事的关注。与此同时,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碎片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现象,许多大的结构性问题被搁置,诸如“革命”、“现代化”这样的之前史学研究中的“主叙事”被认为具有太强的政治预设而遭到批评。一些历史学家似乎正在陷入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所谓的“短期主义”窠臼,放弃了应有的宏观视野和公共责任。因此,有必要重新呼吁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到来,将众多被割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再次整合到一个合目的的范畴内。全球史看来是一种选择,它为当前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总体性和长时段的分析框架,也对唯物史观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另一方面,从史学服务于现实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增强的今天,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应该成为修正和完善当下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尤其是全球史研究,应当成为阐释中国与全球化之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应当成为中国历史学家重建对全球化世界认识的一种重要叙事。在一些学者看来,全球史不应再仅仅被视为西方的舶来品,它已经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全球史给中国世界史研究带来的发展变化,恰恰可以为中国的全球化理论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球史,或者不如说经过本土化的全球史,必然要为中国提供审视和应对全球化的知识与经验,也必然要反映中国的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指出:“事实上,世界史在中国的流行,显然与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地位有关。……因此,一般而言,全球史也不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替代物,而是作为一种背景,用于解释和推进这个国家的崛起。”

  全球史的特殊性表明,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都有自己对全球史的理解,全球史的内涵和意义因而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一个全球普遍适用的标准版本。全球史只能是与各种地方因素纠缠在一起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全球史。尤其是近年来,学者们越发认识到,全球史不再意味着以往那种目的论上的决定论或不受地方限制的普遍性,对全球史的研究是为了发现全球与地方之间相互交织与纠缠的复杂方式,以及在努力超越历史研究空间限制的同时,去寻找跨越边界的联系。德国全球史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中文名“夏德明”)在其新著中通过考察一位生活在明末清初宁波的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的思想世界,试图揭示出全球与地方之间相互纠葛的关系。朱宗元一方面接受了儒家传统的教育,另一方面皈依成为天主教徒。他终其一生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浙江省,是一个典型的“在地”(local)之人,但同时又因为与来华耶稣会士的接触,而与一个全球扩张中的天主教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们因而很难对朱宗元的文化身份作出清晰而明确的界定,也很难将之置于一个固定不变的空间之中。作为一个个体,朱宗元身上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多元属性,使他能够跨越多重边界,将不同的网络和空间聚合成一张更大的意义之网。朱宗元因而处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结构与地方结构相互碰撞的地带”之上,可以有效地将地方史、区域史和全球史这样不同的空间叙事结合起来。

  与萨克森迈尔不同的是,于尔根·奥斯特哈默通过运用一种全新的全球叙事,来展现全球与地方之间彼此交织的动态关系。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奥斯特哈默放弃了以往全球史那种统一的、全景式的叙事。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按照年代顺序,以一种线性的叙事方式讲述一部19世纪不间断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相反,作者将19世纪的历史分成不同的层次——人口的迁徙、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的发展、边疆的演进、帝国与全球体系的形成、革命的爆发,以及不同的主题——工业化、劳动、网络、知识、宗教,力图在每一个分支体系中表现19世纪全球历史的复杂关系。奥斯特哈默指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分支领域都有自己的时间结构:一个特别的开始,一个特别的结束,还有特殊的速度、节奏和内部分期”。借助这种清晰可辨、连续循环的叙事框架,作者在总括19世纪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展现了各种多样化的地方性因素。比如,在论述19世纪法语、英语等西方语言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时,奥斯特哈默也提醒我们应注意不同语言之间的混合与杂交,以及同一个语言区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语言鸿沟、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巨大差异等问题,进而说明任何一种语言,哪怕是强势语言,也不是沿着一条单行道在传播和扩散。上述对于全球史的新理解以及重建全球史叙事的尝试,为我们重新审视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对中国而言,民族国家依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依然是当下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所以,即便是全球史,其目标也不会完全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概念的理解。托马斯·本德尔在论及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时指出:“仅仅是为了拥抱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和进程,而完全摆脱民族及其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编纂并无益处。这一做法必然会带来新的盲目性,甚至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下述必胜信念共谋的危险,即相信当前的资本主义有其合理性。”本德尔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全球史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并非截然对立,尤其对中国这样的民族意识依然盛行于公共话语层面的国家来说,全球史只有与民族国家历史携手共进,才会真正扎根于中国的历史编纂传统。因此,在中国的全球史话语中,民族叙事不仅不会式微,反而会凸显其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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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旭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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