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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学与方志学的几个问题
2019年07月19日 22:04 来源:《浙江方志》2019年第1期 作者:李红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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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包括史学界在内,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总结40年来的发展变化。借此机会,我就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研究中带有趋势性的一些问题和大家作一个交流。

  一、关于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

  40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总的趋势,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强,历史理论研究却越来越弱。

  这是我的一个总的概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既有密切联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有时这两者又合在一起,笼统地称之为“史学理论”。那么这两者区别何在?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你研究某个茶杯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这就是历史理论;如果你研究这个茶杯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喝白开水还是喝茶水?是用来喝绿茶还是用来喝红茶?这就是史学理论。也就是说,历史理论研究历史的客观内容,历史是什么?它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它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它的形态是什么?等等。用唯物史观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历史理论。

  那么史学理论是什么?概括地说,它是研究我们这些主体怎样应对客体的理论问题。如历史编纂学、历史方法论、历史认识论,这些都属于史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研究方志的编纂理论属于史学理论,不属于历史理论的研究领域。因为它研究我们这个主体怎么面对方志这个客体,怎么把方志的具体内容转化为我们主体的表述,所以它是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

  40年来,总体上史学理论的研究越来越繁荣,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而历史理论研究却越来越弱,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这和前30年正好相反。前30年主要是研究历史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的很少,或者说相对比较少。那30年,无论是从民国过来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中青代史学家——老一辈的像郭沫若、翦伯赞等,新生代的像林甘泉、宁可等,他们主要研究历史理论。体现在具体研究领域就是著名的史学“五朵金花”: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与民族关系等等。如大家所熟悉的农民战争研究,那30年是显学,而现在研究的就很少。当时之所以普遍研究农民战争,是因为认为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去研究。而一说到动力,那它一定是历史定位,不是史学定位。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也是这样。萌芽的问题,就是考察在封建社会产生了怎样的近代的要素。这都是历史理论。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问题,都是历史理论。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地发生变化,慢慢地,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少了。我们世界历史研究所承办的史学理论杂志,现在叫《史学理论研究》,那些年还刊登历史理论的相关研究,后来几乎就找不到作者了。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总的趋势是史学理论研究越来越强,历史理论研究越来越弱。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总体上与40年来史学理论领域理论思维的相对弱化相关。不少学者对历史哲学等重大问题不再有兴趣和热情,思维能力、思辨水平都在下降。进一步追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和国外一些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有关系。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的总趋势,就是由客观唯心主义快速地走向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在20世纪发展到整个思想史的顶峰,它最极端化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完全不考虑客观的东西,都是在主观的内部打圈圈,而且把主体内部的要素提炼到诗学的层面。诗歌是极大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的一门艺术,而极端化的主观唯心主义恰恰把整个文化都视为诗学的外化,主观主义随之也就主导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史学理论是研究主体的,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也就把历史写作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这种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我把它叫做“潜流”。这种最直接的形态性的转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恰好与我们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不多。

  在哲学界、文艺理论界,这种主观主义的大泛滥,表现得更加厉害。在这样一个总体趋向中,必然会伴随着学术的碎片化,必然伴随着研究的形式主义化,必然伴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肤浅化。现在,很多论文趋于形式化的研究,不再深究历史研究的本质;重在对历史现象进行描述,而不再追问现象背后的原因。大量的史学论文,都在描述历史现象,或者“还原”一个历史事实,或者“重建”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很少被关注。目前的许多研究对象,是前30年所忽略的,但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偏向,因此,就导致史学理论研究整体上看来枝繁叶茂、繁花似锦,但其主干、主流却不突出。现在我国的史学研究,可以说已经“产能过剩”,但绝对不能说“产能不足”,而以往更多的则是产能不足的问题;你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史学很博大,甚至有点混乱,但是谁都不能说今天的中国史学很贫乏。不过,恰恰是这两者的关系,我认为处理的不平衡;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我们忽略了历史理论。这种现象在今后的研究中应特别加以注意。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为了加强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历史发展规律、历史演化基因的研究,强化对以往国家传统治理经验的总结,应当十分注重和加强对历史理论的研究,而不是再强化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依照新时代的特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严格地讲,唯物史观是历史理论,不是史学理论。前30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取向是用唯物史观代替了史学理论,这是不合适的。唯物史观是最宏大、最科学、最有指导意义、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理论,但是,它不能代替相对具体的历史学科自身的理论问题。刚刚不久,党中央决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其中要新成立一个研究所,叫做历史理论研究所,而不叫史学理论研究所,我的理解是,这说明这个研究所侧重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力、阶段与规律,着重于依照唯物史观去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人类历史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研究历史编纂学之类的东西。

作者简介

姓名:李红岩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职称:研究员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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