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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2015年04月14日 10:42 来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作者:尹燕 字号

内容摘要: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他的这种以“六经皆史”为基础的经学研究史学思维化,不但扩大了史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史学研究的资料,也有助于消弭今古文之争,使经学研究更加客观而全面。另一方面,在“新史学”潮流下,又藉“六经皆史”说所表达的“经史同源”的含义,将史视为“道德之权舆”,以史代经,将原本由经学所担负的道德教化功能转移到史学上,既保留住经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又顺应了社会反专制的潮流,不致被完全排拒。陈黻宸受经学熏染深重,难以摆脱其影响,而且他认为经学价值观中仍存在有价值的成分,所以在对其进行扬弃之后,将其移用到史学上,试图让史学来实现这部分内容的社会价值,即欲借史学匡正靡靡世风。

关键词:六经;经学;章学诚;陈黻宸;道德;孔子;学术;浙东史学;古文之;研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关 键 词:陈黻宸 经学 史学 六经皆史

  作者简介:尹燕(1980-),女,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曾十分自豪地说:“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1]梁启超也曾道:“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2]清代浙东学派的重史特点可见一斑。虽然浙东史学在考据大兴时因受到压制而衰落,但其史学观念与传统却影响深远。近代不少浙东人士都有志于恢复其重史的传统,陈黻宸便是其中一员。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后改名芾,浙江瑞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突出成就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被当世誉为“晚清浙东史学巨子”“海内师表”。他学养深厚,于经、史、子诸学无所不究,对西方文化又有所领略,是一位“去旧不能、欲新不达、中西交错”[3]的学者。在解析传统学术的过程中,他对浙东史学的主要传统进行了挖掘,并予其以新的活力,在近代中西学术置换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浙东史学的传统,又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清代浙东史学以“六经皆史”或“经史同源”“经史并治”为主要传统。无论是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还是章学诚、邵晋涵等,都主张治学先穷经而求证于史,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尤其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的章学诚,更是针对乾嘉时弊,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提“六经皆史”说,并赋予其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陈黻宸对浙东史学传统的挖掘主要集中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上,也主要是对章氏学说的肯定和发挥。

  一、“六经皆史”即“尊经重史”

  对“道”的执著是中国传统文人不懈的追求,所以他们给予“道”的载体非常高的地位。余英时指出,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是针对韩愈的“道在六经”,特别是顾炎武、戴震等主张的“经学即理学”的观点。章学诚生活时代的经学,主张道在六经,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通经以明道。但是他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不惟六经为道之载体,史也是道的载体之一,要“因史见道”,[4]于是提出“六经皆史”之说,意在打破“道”专在“六经”的观念。对于章氏之说,学界有两种理解:一是以为章氏此命题带有“尊史抑经”的意味,是“贬经为史”;二是以为章氏“尊史不抑经”,是“尊史为经”。章氏“六经皆史”的本意究竟为何?细考其言,不难发现,后一种理解更为恰当,更契合他的本意。章学诚曾言:“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5]“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1](139)在这里,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承认六经具有载道的功能,予六经崇高的地位;二又认为道不为六经所专有,约六经之旨撰述而成之史也可担负载道的重任。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在尊经的前提下,抬高史学的地位,将其置于与“六经”平等的位置上,即“尊经重史”。考陈黻宸对经史的论述,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一方面,在《经术大同说》中,陈黻宸从历史的角度对经及经学发展史进行了考查。通过考查他指出,真正的经是古人“精神之所寄,理想之所萃”,是古人“借以启万世天下之人之智”[6]的学问,故而是“专制政体之大劲敌也,尽嬴后二千年人主所欲烧者”。[6](559)由此,他得出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道的承载体。因为道虽然高玄不可捉摸,但却真实地存在于万物之中,存在于人的日用行习之中,即“无万物则无道无德。”[6](397)而经恰“出于人生日用行习之所必需,而为人人所当言当行”,[6](536)含有人生日用行习的种种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经自然是道的载体。因此,必须给予经足够的尊重。另一方面,陈黻宸又十分重视史的作用,他认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谓痿人”,[6](569)史关乎国、人命运,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中国几千年来最受重视和尊崇的莫过于经。所以,他提出“史者,亦经之伍也”。[6](559)这一观点可以说与章学诚“六经皆史”、注意经史同源、抬高史学地位如出一辙。

  陈黻宸借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路阐述经史实有其良苦用心。近代以降,中国传统的学术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表现在经史方面,即一方面,经学式微,经学从受人崇拜的神坛上被拉了下来,先是沦为与诸子同等的地位,继而在民国学校中被取消,内容分散到众多学科中。另一方面,史学地位不断被提升,并在学界中形成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陈黻宸出身于旧学营垒,受过多年传统学术的严格训练,虽身受时代的影响,也接触过不少的西学内容,但对经学始终抱有一份不能割舍的温情。所以,他不愿坐视经学在近代逐渐消亡的命运。而作为近代浙东史学的殿军人物,他对史学又异常重视。为了保留住经学的精华,也顺应时代对史学发展的需求,因此,在近代学术置换的过程中,他借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路实现对经史的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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