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红山文化时期暖湿的气候环境，有较早的人群所建立的成熟的文化共同体作为基础，更有同样繁荣发展的近邻，一系列利好条件推动红山文化迅速地发展起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社会群体规模的扩大。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相比，红山文化时期遗址的数量和分布密度明显增加，人群的主要活动范围进一步向山地、河谷扩散。

　　在未发生生产力水平明显提升的情况下，人口的稳定增长打破了人口数量与环境承载力间的微妙平衡，有限区域内人口和群体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生存资源竞争的加剧。为获得有效的生存空间，通过分裂和迁移维持原有的群体规模以重新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是初级社会最常见的选择，分裂意味着社会仍然可以维持在原有的规模，社会关系相对简单。另外一种则需要通过社会秩序的改革与重组增加社会的容纳力，增加社会的异质性，以群体之间的分工互补所形成的相互协作关系取代简单的同质竞争关系，促进整体的社会团结。这则对社会制度和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社会管理层级、关系节点的增加增加社会的复杂性，以完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适应或促进社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中华第一龙

　　适应社会规模的增长，红山社会复杂化程度有所增加，从纵横两方面扩大社会的容积。增加社会的纵向管理层级，以玉器的使用、埋葬方式的规范化进一步强化社会等级，形成复杂的社会等级体系。

　　以社会分工增加社会的异质性，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社会的职能分化，增强了群体间社会生活领域的依赖性，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为更广泛空间范围内人群的智能互补所取代，聚落间的功能分化打破了原有聚落内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互相之间更多联络、彼此更加依赖的聚落群，区域社会组织逐渐形成，通过增强遗址间人群的联系和依赖，促进社会团结。远距离聚落之间的联络进一步扩大了多群体社会的空间范围，进一步促进了群体规模的扩大。社会职能不同的群体之间的依赖性和关联性提高，从而提升了社会群体内部的联系和团结。

　　以规范的祭祀礼仪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促进和强化社会认同。与祭祀礼仪活动相关的特殊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是对社会的综合管理和整合能力的考验，对特殊产品生产的复杂的分工不仅扩大了参与生产人群的数量，还将参与生产的多个群体整合起来，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的综合管理和整合能力的提高，提升了工作效率，也动员了更多人群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社会公共活动中，并借由为共同目标所奉献和付出的劳动作为增强群体情感皈依和达成社会共识的方式，促进社会认同的形成。红山文化晚期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公共礼仪活动、与此相关的大型设施的兴建、陶器和玉器等特殊产品的生产都显示社会中已经存在了有秩序的管理，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关的“管理机构”。 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聚落之间职能的分化、以及大型社会公共活动中有序地组织和管理，有效地抵消了由于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群体分化、乃至社会分裂的倾向，将红山社会紧密地团结起来，为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基础。社会分工和礼仪活动强化了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的社会认同和群体意识，而二次葬的出现则显示这种群体意识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成为红山文化社会团结和统一的底层保障。

　　虽然目前我们并未见到社会制度逐渐形成完善的过程，却看见了相对完善的社会秩序的出现及其对社会发展重大的反作用。社会分层所显示的等级分化的加重、社会垂直管理层级的增多都意味着组织结构的复杂。社会中横向群体分化和并行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则显示管理空间范围的扩张。同一社会体系在纵横两方面的综合发展，表明社会已经从无秩序的自然管理中发展出相对规范和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成功抵消了由于群体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分裂的趋向，人群之间联络和接触增多导致各社会单元之间相互联系的节点增加，社会组织的规模扩大、结构愈加复杂。而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规模的扩大也将带来社会财富（生产总值）的提高，大量的人口也可为完成大型设施的兴建提供稳定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课题考古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