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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研究扛鼎之作
2020年08月13日 16:2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鹏飞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货币史》(彭信威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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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著,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4月版)是一部将货币史与货币理论完美融合的经典著作。全书按照朝代顺序依次论述了从货币经济确立到清末的中国货币史,内容涵括每个阶段的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以及信用与信用机关,对于中国货币史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该书撰于1943年,经反复修改与增订于1965年定稿。虽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之遥,但时光并未掩盖这部学术巨著的价值,今日学界在货币史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成果,无不深受该书影响。

  货币本身跌价导致购买力减低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产生货币的国家之一。根据作者考证,中国货币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外国文化影响,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制度有自身特点:虽然封建王朝时期一直将铜钱作为唯一的官方货币来发行,但是在实际流通中却呈现出多元流通的格局。第一,货币职能在中国并不集中于一体。通常多由金银扮演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的角色,铜钱的主要职能则为流通手段。由于缺乏主币辅币制度,实际流通中往往出现多种货币平行流通,彼此没有固定汇率,而随市价盲目波动的现象。第二,货币的铸造和流通充斥着地方色彩,不同地区流通的货币千差万别。第三,货币铸造技术较为原始并长期停滞,导致货币成色轻重样式难以统一;私铸严重进一步加剧了货币制度的混乱。第四,虽然中国主要钱币的重量长期保持不变,但并不意味着币制与物价的稳定。由此也引出全书另一个重要议题——对中国货币购买力变动问题的研究。

  不同于前人只注重货币形制和货币制度研究,该书将视野拓展到流通领域,书中使用大量篇幅对历代货币的购买力及其变动,以及这些变动带来的影响展开深入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中国货币购买力短期看变动非常剧烈,长期来看则有逐渐减低的趋势。中国自汉以来,物价涨到万倍以上至少有五六次,至于因天灾人祸所引起的小波动,则不胜枚举。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币值变动情形,很容易从史料中得出错误结论。只有把握好货币购买力的变动情形,才能更准确地还原不同时期人民的收入状况与生活水平。

  作者还采用了“价值法则说”,而非此前常见的“货币数量说”。从货币本身价值而非货币数量出发,去诠释中国历史上的物价与购买力变动问题,指出货币本身的跌价是中国货币购买力逐渐减低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历代政府也是通过直接减重铸造小钱、变相减重铸造大钱等各种“短陌”行为,以及滥发纸币来实现货币贬值。因此,弄清楚货币本身价值与货币购买力变动关系后,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经济中常见的私铸钱、劣币驱逐良币、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等问题的根源。

  从社会发展逻辑认识货币本质

  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一直存在忽视思想文化等其他因素的问题,货币史论著中货币史与货币思想史也长期互不统属。该书另一大贡献在于系统总结了古代中国的货币理论与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中国货币的本质及其与现代货币的区别。作者从古人关于货币零碎的言论与认识中,归纳出中国货币理论的主要特点,指出其主要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汉代法家的“国定说”,认为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其之所以能流通,是因为其由帝王或政府所倡导或制定。强调帝王的主管意志,目的在于求得币制的统一与造币权的集中。这是针对当时的混乱币制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强调借助政府的权威维持货币价值稳定。该思想对于宋以后纸钞的发行,尤其洪武时期的宝钞制度和货币政策均有着深远影响。

  另一种倾向则是历代的“数量说”。这种理论从反对通货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斗争中产生出来,主张恢复实物经济、减少通货,以防通货膨胀危害民生。这两种理论构成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的主线。除此以外,“金属论”也是传统时期的重要货币思想,与汉代法家强调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特点不同,金属论者将货币本身视为一种财富,寄望于通过管理对外贸易与禁止金银铜铅出口,来保护本国财富不外流。尽管“金属论”后来受到不少批判,但作者强调后人批评多源于对金属论盛行时期社会情况的不了解。事实上,人们之所以普遍追求金属货币,是因为金属货币永不腐烂,并且随时可以交换任何商品。

  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货币问题时,常常不自觉地套用现代货币理论来解释古代货币,往往给人削足适履之感。作者虽是经济学专业出身,却利用扎实的文献功底,还原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货币的认识,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逻辑与脉络出发,重新认识了中国古代货币。

  破除迷信“白银神话”的认知

  该书作者彭信威与同一时期的全汉昇,是最早从全球史视角审视海外白银流入问题与白银购买力等问题的学者之一。其后万明、万志英、林满红、刘光临、邱永志等无不深受他的学说影响,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明清时期白银问题的认知。

  作为国内较早关注明清时期白银问题的学人,彭先生的开拓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其关于“明代才是白银取得十足货币地位,实现‘真正的货币化’”的朝代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第二,针对明中期以后中国为何通行白银这一问题,他指出,自五代以来,白银的使用一方面由于中国自己的需要,同时受中亚币制影响已酝酿几百年,至明代根深蒂固。明朝政府之所以放开银禁,是由于纸币贬值和铜钱减少,人民需要一种稳定的货币。由此可见,官方货币体制的失序为白银流通创造了条件。第三,在肯定白银流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彭先生敏锐地捕捉到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首先,明代白银以锭为主的形制,违背了货币发展由繁到简、由笨拙到方便的发展规律,实质上是一种倒退。其次,各种形式的白银标准难以划一,成色也不统一,在流通中存在种种不便。最后,实际参加支付流通的白银,仅占流入白银总量很少一部分,大部分白银实际是作为贮藏手段被窖藏。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存在曲解和拔高白银作用的现象,诸多学者以白银“货币化”为切入点,拔高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以此论证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甚至认为早在明代中国已经有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迹象。从这点来讲,彭先生也是较早打破对“白银神话”迷信的学者之一。关于白银购买力的问题,也是彭先生重点关注的对象。他认为,由于白银计算物价均以纹银为标准,这样对于物价的研究也就方便很多,不但可以前后比较,甚至同外国也可以比较,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大米这一商品对明代的米价进行统计,这些数据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物价问题与白银购买力问题时重要的参考资料。

  彭先生经整理发现,无论以银计算还是以钱计算,明代物价与宋元相比都要更低,明代白银的购买力显然更高。这并不是因为明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是人们货币所得减少的缘故。诸如此类贡献,书中不胜枚举。略显遗憾的是,由于该书成书较早,书中没有关注财政体制的转型、市场发展的需求等对于货币制度与流通格局的影响。近年来,以邱永志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研究明清白银问题时,越来越多地关注赋役制度的变革与民间商业力量的兴盛对于货币流通的影响,提出“贡赋体制银纳化”和“民间市场用银”的合力推动,最终造成国家货币主导权的下移和白银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彭先生的奠基之功,很难相信后辈学者能够将货币史研究推进到如此高度。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彭先生的金融思想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社会经济问题也有重要启示。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从基本国情出发,在充分把握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制定出最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应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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