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

　　张寒晖

　　抗日战争时期，《松花江上》《长城谣》等抗战歌曲“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是红色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不屈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为了深入挖掘和了解这些红色文化，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博士项筱刚，与他一同探究抗战歌曲《松花江上》《长城谣》背后的故事。

　　项筱刚告诉记者，《松花江上》是业余作曲家、戏剧家张寒晖1936年秋作词、作曲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与贺绿汀的歌曲《嘉陵江上》不同，此歌曲虽名为《松花江上》，却并非创作于东北的松花江畔，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古城西安。是时，张寒晖为西安一所中学的教员。“换言之，这首在当时响彻云霄的《松花江上》出自一位业余作曲家之手。”项筱刚说。

　　《长城谣》是黄自“四大弟子”之一的作曲家刘雪庵1937年创作的一首抗日救亡歌曲。是时，经黄自推荐，电影《关山万里》的编剧潘孑农在聆听了师徒二人合作的歌曲《踏雪寻梅》后，对刘雪庵留下了“中国古典诗词修养极深”的印象，并邀请刘雪庵为《关山万里》谱写插曲——《长城谣》，刘雪庵欣然应允。虽然后因淞沪会战爆发，电影《关山万里》未能成片，而插曲《长城谣》经奔赴大后方的“青年抗日宣传队”和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在“百代唱片公司”录制的唱片，传遍祖国大江南北，甚至辐射远至欧美。

　　为了让记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两首抗战歌曲，项筱刚从专业的角度对这两首歌曲做了赏析。“虽然说张寒晖是业余作曲家，但他的创作并不业余。《松花江上》反映了当时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还我山河’的共同情感，歌曲前半段具有叙述的特点，以上行为特征；后半段具有哭诉的特点，音调以从高到低的回环进行为特征。尤其是后半段在调性上从之前的宫调式转至灰暗的羽调式，再加上源自作者‘家乡娘儿们哭坟的调子’，从而将该歌曲推至‘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的主题升华。”项筱刚说。《长城谣》则是一首典型的“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2个乐段、4个部分、8个乐句，其方整性结构与中国北方民谣“起承转合”的特征浑然一体，既具备了“叙事”的功能，又兼具了“抒情”的特色，既表现了人们流离失所的痛苦，又表达出民众同仇敌忾的信念。

　　这两首歌曲之所以能在当时有如此广泛的传播度和影响力，项筱刚认为，在于这两首歌曲都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的现实。“九一八事变后被迫转移至西安的东北军将士，显然不满于被动地‘围剿’西北地区的红军，相反，日夜思念能够‘打回老家去’。同在西安的张寒晖，耳闻目睹了东北军的思乡心切与国恨家仇，遂一挥而就创作出《松花江上》，尽管他本人并非东北人。”项筱刚说。据悉，西安事变前夕，去临潼请愿的西安爱国青年在面对驱车赶来劝阻的张学良将军时，同声高唱《松花江上》。很快，西安事变爆发。从某种程度上说，《松花江上》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资料记载，周恩来当年曾屡次领唱《松花江上》，并撰文指出：“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

　　据项筱刚介绍，1947年的同名电影《松花江上》、2010年的同名电视剧《松花江上》等影视作品的涌现；2015年，歌曲《松花江上》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这些均足以说明歌曲《松花江上》不仅在抗战等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出特定的历史作用，而且其和歌曲《长城谣》等其他抗日救亡歌曲一样，仍将在未来继续发挥其“号角”和“武器”的伟大作用。

　　在项筱刚看来，无论是《长城谣》，还是《松花江上》，也无论是贺绿汀的《嘉陵江上》，还是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这些抗战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集抗战题材歌曲与艺术歌曲于一身。尤其是《长城谣》，现已成为中国艺术歌曲舞台上一首永恒的代表作，穿越了时空，连接了历史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