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佳烜 采访整理

　　讲述人：尤增钊（原国家旅游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原中国人民志愿军9兵团24军机要员）

　　又是一个10月，秋风瑟瑟，黄叶纷飞。走在北京的街头，总是不由想起65年前的那个秋天。也是在这个季节，我结束了在抗美援朝前线的3年生活，回到了北京。在那个光荣的战场上，我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灿烂的年月，如今虽已年近耄耋，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幕幕依然清晰得宛若昨日。

　　我是江苏人，是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长子。1951年，在离初中毕业还有几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了华东革命大学的招生通知，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不久，正是祖国需要青年力量的时候，我毅然填报志愿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那一年我17岁，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那个时代是最最光荣的事情。经过3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后，我在当年6月被分派到南京的华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式参军入伍。入学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所专门培养译电员的学校。

　　我是华东青年干部学校的第二期军人，入伍当年，就有同期的同学被派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们当时都很羡慕，真希望自己也能快快学成，去往前线。过了一年多，我仍然没有得到入朝的机会，而是在学业结束后被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成为军部机要科的一名机要员。

　　没想到不久之后，1952年8月，我便接到一个特殊任务，与科里的“老机要员”汪志荣，还有我在华东革命大学的同学滕永林一起作为先遣团的成员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24军进入朝鲜做准备。说是“老机要员”，但那年汪志荣也只有25岁。

　　8月21日，这个日子仿佛刻在脑中一样，因为这一天是我们进入朝鲜的日子。当天，两三百人的先遣团首先在鸭绿江畔的吉安集结，在下午两点开始行动。那时美军在鸭绿江上的轰炸十分频繁，志愿军的工兵部队不得不一直维修过江的各种桥梁，我们是从吉安的一座浮桥上坐着大卡车进入朝鲜的。那时，我军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接替27军防守朝鲜东海岸。

　　前往东海岸的一路非常艰辛，朝鲜的很多公路建在山上，不仅弯道多，道路还坑坑洼洼，遇到敌军空袭，熟悉地形的志愿军运输团老司机竟然可以关了车灯在山间行驶，但即便这样我们的行军速度还是非常缓慢。有一次换乘火车后，一晚上竟然只走了10公里，最后，所有能够乘坐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前进，我们不得不一天步行100多里，才到达驻地。

　　在东海岸，我们的部队主要应对美军的空袭和防空作战，很少有战斗。1953年初，24军进入中线上甘岭地区阵地，接替15军进行防御，承担东西43.5公里宽的阵地防御任务。1952年12月31日，我随同军长皮定均一行五人提前进入前线。

　　接防后，我的主要工作是在23军与24军位于平康地区接合部的联合指挥所担任机要员。在381高地的对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381高地是邱少云同志牺牲的地方，又是两军阵地的交叉地带，敌我距离非常近，战斗激烈，双方围绕这个高地反复争夺，常常出现白天阵地被敌军占领，而夜间我军又依托坑道反击夺回的情况。

　　1953年夏，在停战前夕，24军配合志愿军其他部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反击战——金城反击战。当时皮定均已经返回中国，24军由张震接任军长。在这次反击战中，张震拟了两份电报让我们发送，发送军长电报需要两人拟稿、两人校对，张震文化底蕴很深厚，电报不仅用毛笔写成，还是从上到下，从右往左写成，字迹颇难辨认，电报涉及作战部署，我们4个机要员无比紧张，生怕出一点错，反复检查，发出后还第一时间向电台要了电文再次核对。

　　作为一名机要员，我们多是跟随军长或指挥员在军部或指挥所工作，很少有机会接触前线的战斗。但是，金城反击战时，因为人员紧张，我们机要科的一名同志被抽调到前线运送伤员，在指挥部我也见到了从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战争的惨烈在年少的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停战协定签订后，24军继续留在朝鲜，向21军移交了上甘岭地区阵地，转移至朝鲜西海岸肃川、沙里院一带。因为当时已经停战，所以防御工作比较轻松。其间，我还去平壤参观。那时候，朝鲜遍地狼藉，很多城市和村庄被炸毁，一路走来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房屋，瓦砾堆中偶尔能够看到三三两两身着白色衣裙的朝鲜百姓。

　　此外，我还从军部下到70师210团工作了几个月，这个团的驻地是朝鲜西海岸的一个小村落。那段时间我接触朝鲜民众比较多。因为没有自己的营地，团里的战友多是寄宿在老百姓家中，我寄宿的家庭生活着一位老妈妈和她的女儿、儿媳，儿媳一只眼睛还失明了，因为战争原因，朝鲜农村男丁很少，人们的生活非常清苦。即使这样，他们对志愿军还是很热情的。虽然语言不通，但时间长了大家总能夹杂着朝鲜语、汉语和手势进行简单的沟通。我记得有年端午节，老妈妈还给我送来朝鲜年糕，非常美味。到中国新年时，部队会给我们发面粉和饺子馅，战友们回家自己包饺子吃，看到我拿着食材回来，老妈妈会急忙为我点火、烧水，我们一块吃饺子。村民对我们带来的新鲜玩意儿很好奇，看我们拿着相机照相，他们还会凑上来合影。

　　因为从事机要工作，1955年我提前知道部队要回国的消息，还知道部队将被派往北京，承担保卫北京的任务，心里别提有多激动、多高兴了。一是这么多年没有回过家，二是能够保卫北京，让我觉得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回国后，我与一些在朝鲜的战友仍然保持着联系，大家时不时聚在一起，聊聊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也偶尔会回忆起在朝鲜的日子。现在，很多战友已经不在了，还能聚在一起的人不过三五个。

　　1980年，已经开始在原国家旅游局工作的我，接到了到朝鲜考察访问的任务。阔别25年，我再次来到了平壤，站在大同江边，感慨良多。25年过去，平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脑海中，当年处处残垣断壁的战后景象不断浮现，恍若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