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淼 采访整理

　　讲述人：王鹰（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20兵团68军204师政治部文工队战士）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时我中学还没毕业，却充满了对解放军的无限向往。所以我就放弃学业，加入到解放全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尤其钟爱演戏。所以当我了解到部队有文化工作队，到那里可以继续演戏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成为一名文艺兵。1949年3月，18岁的我报名入伍，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活。

　　那时候全国还未完全解放，部队更是一穷二白，没有条件给我们这些新兵置备用具。因此，我们自己背着行李卷来到华北军区的68军204师，直接到师里的文工队报到。

　　入伍没多久，我们就向山西进发。当时部队的任务是参与解放太原的战斗。对文工队来说，一旦有战斗，什么工作都要做，既要抬担架，又要护理伤员，有时还要奔赴前线。我连基本的军事训练都没有参加，只凭一股革命热情就上了战场。一位老同志带着我，跟着尖刀连一块儿冲。我是一名新兵，什么都不懂，却大胆得很。尖刀连前头走，我们在后面紧紧跟着，一点儿不知道畏惧。

　　太原战役胜利后不久，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我们部队赶到朝鲜参战时，第5次战役已经结束。

　　没出国之前，大家心情都很激动，在火车上唱歌，斗志昂扬。然而，接近鸭绿江的时候，战争的阴云就笼罩了我们。为了隐蔽，火车头的烟囱上加了架子，把湿纸袋子、湿草袋子放在上面，以吸收冒出的浓烟，以免烟气飘得太高被敌人发现。这种战备的气氛一下子感染了我们，开始紧张起来。

　　我们是在美国空军的轰炸和扫射下过的鸭绿江。过了江，白天不能行军，只能夜里循着小路前进。这时，战争的气氛更紧张了。人们说话不能太大声，锣鼓也要适当偃息，战斗随时可能打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如期赶到了指定位置。我们师的任务是防止敌军从东海岸登陆，所以提前到据点驻防，并修建公路。

　　我在行军中被派到一个团里，跟着供应组搞后勤工作。一路上我最常做的事情是和一名工长寻找粮食。我们的运输线经常被敌军破坏，没有办法控制在自己手里，后勤供应十分困难，我们只好去附近的村镇筹粮。可村里的老乡害怕炮火，都躲起来了，筹粮工作进展并不尽如人意。

　　在此期间，令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那一次接运输车。我们供应组有一个任务，将运送物资的汽车引导到我们师的隐蔽地点。运输车都是夜里走，而且不能开灯，因为一开灯就会暴露目标，敌机的轰炸就来了。运输货物的司机都是摸着黑开车，让人不禁感叹这些驾驶员的经验是多么丰富啊！

　　那天，我和供应组的一个排长躲在山沟边上的防空洞里等候运输车的到来。夜里两三点钟，车到了。我们赶紧到公路上询问他们是送给哪个单位的，确认了是我们师，就把车引到我们隐蔽的山沟里。山沟里已经有警卫连的战士等待卸车。

　　十几辆车被先后带走了，最后还有两辆车。我们走近一看，不禁骇然。这两辆车损坏十分严重，车身都扭曲了，但勉强还能动。倒数第二辆车的副驾驶员已经牺牲了，只剩下司机坚持驾车到目的地。我跟着排长把这两辆车引导到隐蔽地点，并把车上的货物卸完，这时天就快亮了，车已经不能行动，所以我们也准备下车隐蔽。

　　下车后，排长发现倒数第二辆车没了反应。我跑过去一看，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我们以为他晚上开车太累睡着了，可怎么都叫不醒。后来强制把门打开，看见血顺着他的身子往下流着，驾驶室里已流了一摊，这才发现他已经牺牲了。我们又是震惊又是崇敬。我无法想象，副驾驶员牺牲了，他也受了重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凭借一种什么精神在牺牲前把车开到这里的？

　　我和排长把他抬下来，然后将他就地安葬了。又找来一块箱子板，写下了司机的名字和地址，立在他的墓前。排长在埋葬他的时候说：“你在这里安息吧，等胜利了，我来接你回去。”令人遗憾的是，排长在此后执行任务的时候也牺牲了，我甚至不知道排长叫什么名字。

　　这是我参军后经历的第一个印象深刻的事件，一直无法忘怀。那个凭借意念拼尽最后一口气也要把运输任务完成，将车开到目的地的汽车兵，让我终生难忘！他的精神太过可贵，他和副驾驶员都牺牲得光荣，都是英雄，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在抗美援朝期间，美国采取的是“绞杀战”，把公路全部堵死，而我们的汽车兵在沿途没有有效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仍然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来。正是这条后勤运输部队用生命维系的补给线，保障了前方作战部队的物资供应，直到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后来，我们的部队驻扎在东海岸，防止美军从此地登陆。但过了不久，“三八线”告急，文登里驻防的朝鲜人民军损失惨重，实在守不住了，就把我们从东海岸拉到文登里增援。我们的部队赶到的时候，没有阵地和防空设施，只好趁着晚上拼命修筑工事。但敌人的炮火太过猛烈，晚上挖好的防空洞到了白天基本就被掀平了。然而，阵地是绝不允许失守的，我们只能一批一批轮换抢修工事。

　　我们在东线缺乏重武器，仗打得很残酷。为了坚守高地，战士们一批一批上去，然后又一批一批被抬下来，牺牲巨大。高地没人防守就等于放弃，敌人就可以将战线向前推进很远，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坚守。

　　战时我们基本停止了文艺演出和宣传活动。虽然我们是文艺部队，但炮声一起我们也会参战，抬担架、送粮食都是我们的任务。运送大米时，我们扎起裤角，将大米装满裤腿，剩下的扛在肩上就走；运送炮弹时，用背包绳把成箱的炮弹捆在两根棍子上，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中勇闯封锁线。我们一个人背着一箱炮弹，只要能够跑过一个封锁线，就算完成了任务。

　　鉴于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志愿军首长下了攻击令。驻防五圣山的是美军的主力部队，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我所在的部队也参加了五圣山战斗。那天，部队派我到最前沿的连部进行采访报道。我先到达距离连部尚有一段路程的营部，组织派了一名十八九岁的通讯员给我带路，并保护我的安全。

　　白天不能行动，到了晚上我们才出发。我们途中走得有些累了，背靠背一南一北坐下，准备休息一会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见扑噜扑噜的声音。那个通讯员很有经验，马上意识到这是炮弹从上空坠落的破空啸声。他随身带着一把刀，此时他用刀背迅速地点了我一下，示意我赶紧卧倒。就在我卧倒的瞬间，炮弹也轰隆落地。一时间我觉得大地震颤，时间都静止了，大脑一片空白。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试着动了一下，发现腰腿没有大碍，仅是脖子擦伤。

　　我站起身来，才看到那个通讯员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经牺牲了。炮弹片从他的后背嵌入，透胸而出，将他胸前的弹夹都击碎了。回想起那惊魂的一刹那，通讯员在危急时刻想到他的任务是把我送到前方，不能让我受伤，所以首先提醒了我，自己却来不及躲闪了。

　　我又逃过一劫，都是因为同志们的帮助，所以我对他们非常崇敬，这是我的大幸！遇到危险，都是老同志替我承担，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让我真正认识到，人不只能靠自己，更不能全为自己，首先应该想到自己的使命、想到自己的责任、想到别人。

　　五圣山战役结束后，我们的队伍转到金城，情况比之前好很多。之前我们没有多少大炮，而金城战役时我们的阵地上放着一排一排大口径的炮，让人一下子就宽心了，再也不用拿着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钢铁大炮了。

　　但由于阵地推得太远、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还是跟不上，部队战斗一个星期后弹药严重不足，我们的炮火被敌人压制了。一天夜晚，眼看就守不住了，紧急关头，师里调来指挥部的“喀秋莎”火箭炮，才让我们稳住了战线。第二天，组织上派我和另一个同志到前线慰问。

　　谁知，我们刚到“喀秋莎”阵地，敌机就来了，随即一阵轰炸。战士们拿着冲锋枪射击，但哪里管用，我们的炮阵地就这样被全部炸毁。从前线下来的战士看见“喀秋莎”被炸得不成样子，都流下了眼泪。他们知道，因为“喀秋莎”的支援才让自己保住性命。他们很难过，一边走一边小声哭泣。营长也很痛苦，但他对大家说：“不要难过，‘喀秋莎’是二战时期苏联的武器，我们将来会有更多更好的火箭炮！”

　　20世纪90年代，我和老营长碰了一次面，他对我说：“1993年大阅兵，我看见头顶的飞机轰鸣而过，内心有很多感慨。当初我们没有制空权，甚至在山坡上连美国的飞行员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是多么猖狂！”

　　我们在前方打了一年四个月的防御战，后来，一波一波的新兵补充进来，有师建制的，也有团建制的。我们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很多人，不过我们还是胜利了，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从朝鲜战场回来不久，1954年我转业了。5年的军旅生涯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我所记得的那些事情、见到的那些人，都给我很大的触动。我有近半年在前线各个阵地采访，听他们讲述战斗故事。他们英勇的事迹就像一曲不朽的歌，将永远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