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丹华 采访整理

　　讲述人：吕正武（原文化部教育司干部）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的时候，我18岁，刚到浙江大学农业经济系读书。看到战火燃起，听到国家召唤，我留给父亲一封信，毅然决然地报名了解放军干部学院。当时的年轻人血气方刚，不怕一切，没有任何顾虑，国家一句话，我们就积极响应。

　　从浙江到北京，我被分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文。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名学生都“被分配”去学外文。有些同学不太理解，因为他们原计划是学航空、学雷达的。后来大家慢慢明白，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国家对外语人才有着迫切需求。当时学校教我们英文的是一批外国老师，其中一位就是去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的105岁加拿大老人伊莎白·柯鲁克。可以说，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外语人才。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是当时学校里经常会响起的歌声，是我们同学自己创作的，后来几乎成了人人会唱的校歌，传达着我们年轻人热血报国的志向。

　　1951年至1953年，停战谈判一直在谈谈打打中进行，而战俘问题是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1953年，我还在读大三。外交部到我们学院挑选了24个人，我作为其中之一，参加了朝鲜战场上的战俘遣返工作。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学生，但是国家需要翻译人员，我们只能赶鸭子上架。不过，年轻人都是冲劲十足的，国家和学校给了我们底气。就这样，我们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当时虽然已经停战，但大家既对炮火心有余悸，也因为参加这项工作心潮澎湃。

　　停战后，美军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图谋扣留我方大批被俘人员，致使停战谈判长期拖延。后续双方达成一项妥协协议，对不直接遣返的被俘人员，由各方派代表在中立国代表的监督下对他们进行解释，劝他们回国。这时候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

　　我们当时住在开城，而美军开设的战俘营在三八线以南。战俘营里有30个左右战俘帐篷，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帐篷。按照要求，解释工作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代表的监督下进行。由于有的志愿军战俘深受美方派来的美蒋特务的欺骗蒙蔽和威胁，他们脸上或身上刺着“反共抗俄”的字样和国民党党徽，进入帐篷听解释时，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呼喊反动口号，使解释工作难以顺利进行。

　　在解释现场，志愿军代表先发言，我们和美蒋特务轮流翻译。到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热情而真挚地表达了党和国家希望志愿军战俘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期待；而到美蒋特务翻译的时候，他们就尽可能地扭曲志愿军代表的意思。我们看不过去，屡屡举手表示抗议，几次之后，印度代表也忍无可忍，把美蒋特务赶出了帐篷。但是他们出了这个帐篷，转头又进了另一个帐篷，继续捣乱。他们在帐篷之间游走，而我们中国方面的翻译则一个个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底，从没让各国代表说出一句不满的话。正是在这样的斗智斗勇中，我们获得了极大的锻炼和成长。

　　解释工作持续了近半年，每天都有专车把我们送到谈判的地方。印象最深的就是志愿军哨兵对我们一路敬礼，真有一种“雄赳赳”的感觉。一到帐篷里，我们就精神饱满地投入“战斗”，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毫不退缩，这是属于我们的战场，也让我们得到了最充分的锻炼。

　　在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和朝鲜老乡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当时，我们住在开城朝鲜老乡家里，四人一间，直接睡在地上，但这已经是很好的条件了。因为物资短缺，那时候我们吃得最多的就是罐头，老乡也经常给我们送一些蔬菜、泡菜，国内的文艺团体、艺术家也经常到朝鲜慰问。

　　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几个月后正式毕业，走向了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是很宝贵的，对我们的成长很有帮助。那些一起学习、工作、毕业的同学、同事也成了一生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