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这一谈判是中美双方在交战9个月后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然而，这场耗时两年有余的谈判直到1953年7月27日才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为终，朝鲜战争一直在打打谈谈中进行——

　　本报记者 宋佳烜 采访整理

　　讲述人：江明义（原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级参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军事停战谈判委员会清津口岸随军翻译）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年少时在朝鲜的那段经历，虽然没有经历战火的洗礼，但坐在没有硝烟的谈判席间，自问我也用尽了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些事情。如今年近鲐背，回首往昔，那段岁月是我实现报国理想的起始，更为我此后从事外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朝鲜内战爆发后，高中刚毕业的我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征召信息，立刻就跑去报了名。虽然那时才20岁出头，但我打从心底希望可以上前线保家卫国。

　　事不遂人愿，我并未入选中国人民志愿军，而是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抗美援朝军事干部学校。1950年12月，中央军委从军事干部学校中挑选出495名参干学生，分三批赴北外学习英、法、德、西四种外语，而我也有幸入选，并被分配到英语专业。两年的时间里，我从零开始学习英语，除了埋头苦学，也密切地关注着抗美援朝战场的情况，等待着用所学报效祖国的机会。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就在这个时候，经过遴选，我与几位同学被派往朝鲜，进入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担任随军翻译。

　　战争结束后，依照相关协商，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共同提名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派出军官组成中立国视察小组，分驻于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各口岸，以监督与视察双方对于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条款的实施，还得到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停战协定的地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以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

　　对于这段历史，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这批志愿军有时还被人们称为“最后的志愿军”。我与同行的志愿军一同从北京坐火车到丹东，坐船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那时候鸭绿江大桥朝鲜那半已经被“联合国军”炸毁。从鸭绿江渡河进入朝鲜后看到的景象都很凄惨，想到刚刚结束战争开始重建的祖国，站在异国废墟前，我再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我先后在开城和清津工作，其中在清津的时间最长，差不多3年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为一位叫梅永熙的师长担任翻译。最开始时，谈判几乎每天都有，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两名代表出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联合国军”不会做出任何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动作，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代表对我们往往是支持的，瑞士和瑞典则会针锋相对。

　　如果说开城和板门店谈判折冲樽俎，我在清津担任翻译的谈判总体而言氛围相对和缓。虽然如此，但对我这个只学习了两年英语的新手而言仍然是场“噩梦”。谈判席间中立国的代表都是会讲英语的，只有中国代表配有翻译，虽然我只为梅师长一人翻译，但几乎没有现场翻译经验的我一开始总是磕磕巴巴，对一些词语的翻译也拿捏不准，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如坐针毡。中立国的代表对我的表现也颇有微词，有的甚至还说我根本不懂英语怎么能来做翻译。

　　我是个不服输的人，既然国家选择了我，派我来到这里担任随军翻译，那么我就不能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一定要啃下这根“硬骨头”。那时候，在朝鲜学习英语和翻译并没有什么现成的教材或参考书，我只能在谈判席上不断地把错误、遗漏的词汇和用法总结起来，尽可能地记录下对方谈判时的话语，回到宿舍后认真地学、反复地背。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我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一场谈判的翻译了。

　　近3年的时光很漫长，生活也比较艰苦。因为几乎找不到完整的房屋，在清津的中国代表团驻地比较分散，我跟另一位随军翻译住在一起，生活的枯燥加上对家人的思念会让日子更加难熬，为了让宿舍更有个家的样子，我们两个大男人不仅修缮了自己的房屋，还在家门口养起了鸡鸭。时间一长，与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的对手也有了更多联系。清津是个海滨城市，有时我们会与中立国的代表团成员相约到海边玩儿，还一起爬山、办一些小型聚会，保持着一种亦敌亦友的关系。

　　1955年下半年，我们与其他一些口岸的代表团一同撤离朝鲜，临行时，回想刚刚来到这里时的情形，有种事过境迁的感觉，清津正在褪去战争留下的阴霾，步入重建的正轨。我没有经历真实的战火，而这也正是我们这批志愿军存在的最大意义——守住来之不易的奋战成果，把一切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

　　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清津，在朝鲜的这段日子也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个光荣称号却一直跟随着我，对我而言，这个称号更多的不是荣誉，而是鞭策。虽然没有走上战场，但我一直在用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流血牺牲、誓要保家卫国的精神要求自己。退休之前，我先后在外交部和原文化部工作，在国家需要的每一个岗位上，我都要求自己全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