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20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时光飞逝，一晃父亲已经离开2年了，母亲也离开5年多了，可我对父母的深深怀念，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脑海中常常浮现出父母的音容笑貌，闪现出在儿女成长中的无私大爱……

　　父亲荆健，安徽濉溪人，1918年9月20日出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到延安，同年12月入党，任陕甘宁边区青委干事、警备旅青年股长、边区青委武装部长，后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战争、广西剿匪、抗美援朝，先后任热东军分区组织科长、干部大队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装甲兵政委、政治部副主任和顾问等职。

　　母亲曾延淑，湖北黄冈人，1920年12月5日出生，1940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任边区妇联干事，1942年入党，后挺进东北并入伍，任热东军分区机关指导员、团组织股长，志愿军133师干部科长、后勤部副政委等，1955年转业，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锦州市委直属党委书记，辽宁省交通设计院党委书记等职。

　　父母在延安相识相爱，1944年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速调遣部队抢占东北。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与蒋介石争夺东北。陕甘宁边区青委组成了赴东北干部团，去哈尔滨组建充实东北各省团委，蒋南翔任团长（支部书记），父亲任副团长（支部委员）。就这样，父母带着不满周岁的我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两个多月后，经榆林、米脂、吕梁山、朔州、大同，到达张家口解放区。时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的欧阳钦伯伯在延安时认识父亲，知道他从事过军事工作，根据前线需要硬是把父亲留了下来，分配他到热东（现在为辽西地区）部队任职。由此，父母一起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父母健在时，常和我讲起他们转战东北的事，这些陈年往事几乎印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渐渐融入到我的血脉中，激励自己不断成长，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把它整理成文，缅怀父母，寄托哀思。

　　“无人区”的救命水

　　有谁喝过浸泡过尸体的水，还用它做饭吃？说起来自己都不相信。但在那个年代，这件事就真实发生在父母身上，当然我也算是经历者吧。

　　1945年10月，父母带着我和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向东北挺进。当时我还不满10个月，为了方便带着我，南区合作社给我们配发一头毛驴，一侧驮我一侧驮行李，这样就减轻了父母行军的负担。父亲一晚上没睡觉，按照我身材大小做了一个小木筐，宽窄正好，底下铺上褥子，外面包上被子，我正好能躺在里面，就这样驮在毛驴身上。大约半个月左右，从米脂过黄河进入山西兴县。日本鬼子为了隔断八路军和群众的联系，在兴县界内八路军开辟的游击区，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在“无人区”里，鬼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方圆几百里的村庄渺无人烟，一片荒芜。虽然日本投降了，但“无人区”还没有恢复。我们原先计划宿营地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仅有几处没有房顶的“房圏子”。所以晚上宿营时，这几处“房圏子”就是好地方了，都让给带孩子的女同志住，我们青委干部团有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都住在了“房圏子”里，其他人只能睡在野外。当时天下着小雨，阴冷阴冷的，团部给每人发了两尺雨布，顶在头上遮雨过夜。“无人区”没有吃的，大人还好一点，到附近山上挖点野菜勉强充饥，我由于母亲奶水不好，又没有“百家奶”可吃，叔叔阿姨就把仅有的一点米面凑起来，给我做成“米糊糊”吃。

　　“无人区”的水源都让鬼子破坏殆尽，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高兴地赶紧打水，打上来几桶后，见底了，发现下面露出两具腐烂的尸体，估计是被鬼子杀害后扔到里面的。“有死尸！”有人一听刚喝的水泡过死尸，顿时就吐了起来。战争年代哪有什么条件好讲，在“无人区”里能找到水喝就算是老天爷照顾了。虽然大伙觉得反胃，但因没有其它的水可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这样，用了5天时间才穿过了难熬的“无人区”。

　　吕梁山上的母爱

　　过了“无人区”不久便开始翻越吕梁山。现在的吕梁山区域是风景区，节假日是人们休闲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可在当时经过连年的战争摧残，鬼子的疯狂扫荡，吕梁山不仅山高路险，而且到处是断层沟壑，没有一条完整的山路。

　　我们是从吕梁山北麓翻过去的，海拔有1000多米高，当时下着鹅毛大雪，又是在山中，非常寒冷。父亲组织70多人的队伍走在前面，母亲等三个女同志带着孩子走在队伍的后面。途中我饿得哇哇直哭，因为要跟上队伍吃东西也不能停下来，母亲就骑在毛驴上边走边给我喂奶，还没喂完奶，可能是山坡有点陡，又是从山上向山下走，毛驴又蹦又跳不听使唤，旁边的阿姨大喊让母亲快跳下来。惊慌之中母亲什么也来不及想，也管不了下边是平地还是沟壑，抱着我就跳了下来。为了保护我，母亲的臀部重重摔在了土坎上，自己站不起来了，阿姨们拉了几次才起来。当时母亲年轻，活动活动觉得没啥大事就继续上路了，后来经检查胯关节严重摔伤，留下了终生伤病。2008年，母亲走不了路了，我带母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做了胯关节植换手术。专家知道了母亲的经历后说：“老革命真不容易，当时有条件能及时治疗，不至于现在这个程度……”慢慢的，母亲和另两个带孩子的阿姨就落在了后面。天已经黑下来了，山高、雪大、路滑、天寒，还无法和前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怎么办？正当母亲心急如焚之时，先下去的同志发现我们没跟上，就发扬延安时的那种团结互助的革命友爱精神，从自己的棉衣里拽出些棉花做成火把，点着火把返了回来，把我们接到了山下。